（1）关于作为我国搞改革开放建立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论。它是一个能够反映我国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的概念吗？不，它并不能说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阶级斗争、各种社会矛盾，人民政治思想状况，革命发展特点等基本国情的任何一个问题。它仅是一个反映我国一定时期的社会形态的概念，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也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为特色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人所共知，我国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党中央提出的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建立起来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两种公有制，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全世界最快速度的发展，到1975年使我国已经由原来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初步建成具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工业国。高科技发展有了两弹一星，成为全世界五个核大国之一和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之一，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百多年的发展路程。同时我国国家党政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长期保持廉洁奉公，勤恳为人民服务，直到毛主席逝世，基本上没有发生腐败，被联合国和各国公认为世界上最廉政的党和政府。人人无失业之忧，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空前提高，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空前良好，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并不夸大。干部群众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共同一心为逐步实现人类最公平美好幸福文明的共产主义阔步迈进。这充分说明我国五十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适合我国国情的。邓小平和当时的赵紫阳为通过改革开放，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复辟，毫无任何事实根据地说它是“极左”，不适合我国国情，完全武断地凭空制造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论。说什么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我国国情的最大实际，我们搞社会主义要一切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就是从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云云，这不完全是弥天大谎吗？同时这一说法在文字表述上显然也是不通的。那就等于说，一切从我国现在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国情出发，搞我国初级阶段的或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全是用胡乱编造的谎言把人民当阿斗搞骗人的游戏吗？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情论可以休矣。 （2）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建立的，我国经济发展落后，社会主义建早了，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通过改革开放，在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实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说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不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必须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使之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五十年代过早地建立了社会主义是“极左”，现在必须退回来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和我们前面揭穿的臆造初级社会主义阶段国情论是相辅相成的，其目的都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 的确，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一般来说是按照它自身的矛盾运动规律，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顺序发展的。但是，正如列宁指出的：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 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十分复杂，是由各种条件和原因形成的。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必然要取代旧的社会制度的科学理论诞生以后，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并不一定都先发生在旧制度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它有时甚至还会出现跳跃式发展。一些民族国家，如斯巴达人、日尔曼人和罗马尼亚人等多瑙河流域的国家，就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农奴社会的。美国没有经过封建社会而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这都是合乎历史辩证法的。列宁批评苏汉诺夫时说：“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马克思说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俄国就是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际国内各种因素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列宁采取了革命的灵活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也是不懂革命的辩证法，不懂革命的灵活性，拘泥于我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坚持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充当配角，因而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几乎葬送了革命。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国内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的条件下，为什么不能采取革命的灵活性，超越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昵？难道还非要重复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吗？这不才是真正的右倾教条主义吗？ 我们还要问一下，马恩什么时候说过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必须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呢？根本没有。恰恰相反，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说：“被我们挽救而没有真正转变为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变革的现实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 （《马恩选集》第四卷312页）我国50年代顺利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不正是符合恩格斯的这一要求吗？列宁早就粉碎了上述论调。他在《论我国革命》中说： “我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作口头禅了。”列宁接着问道，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以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选集》第四卷777页）毛泽东同志和恩格斯、列宁的上述看法完全一致。他说，“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讲话》第145页）他还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生产道路。”（同上书，第170页）现在要问一下，我国无产阶级既然经过二十八年的流血牺牲已经夺取了政权，为什么就不能运用工农政权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用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去追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呢？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经过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整个现代化工业不但已远非五十年代实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时的落后状况可比，而且已经超过十九世纪下半叶马恩论述社会主义时的欧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大大缩小了和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距离的情况下，竟然完全不顾这一切事实，非要决心把我国具有无限生机的社会主义制度搞垮，以搞所谓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为名进行资本主义补课呢？并且还声称需要几十代人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才行，这不明明是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抛到九宵云外去了吗？这究竟是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在五十年代搞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呢？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领导下我们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呢？这除了用对资本主义情有独钟这句话来解释还能作出别的解释吗？ (3)关于我国五十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公的太多了”，“计划经济是吃大锅饭，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认为我国实行的两种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只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句话，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如果这个论调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要被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产品私人占有的矛盾；生产无政府状态必然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矛盾也应该统统否定了。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绝不会被这些奇谈怪论驳倒的。社会主义制度远远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已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五十多年以来的人类历史实践，特别是为十月革命以来世界上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充分证明。下面就用我国的历史事实作回答吧！据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统计的数据：在五十年代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过程中，以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为例，本年度与前一年度比较（剔除当年新增合营企业的产值），1950年增加17.3%,1951年增加31.4%,1952年增加32.3%，1953年增加28.3%，1954年增加25.1%,1955年增加29.1%，195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5年增加16.5%,1957年又比1956年增长7.8%。到1956年底，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这说明在涉及我国几亿人口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中，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不仅没有受到破坏出现下降，反而一直保持持续高速增长，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果我国通过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出现这样的奇迹吗？再看看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国和其他国家工业年均增长率的对比，就更可以说明问题了。据《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公布的资料表明：1950年至1979年30年间，我国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3.3%，1951年至198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应指标为4.6%，发展中国家为7%，苏联、东欧经互会国家为8.8%。同时期我国农业年均增长率为4.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2.2%，发展中国家为2.9%，苏联和东欧经互会国家为2.4%。这就是说，尽管我国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因主客观原因经济发展曾受到很大挫折，加上文革中又有四个年度因大乱而下降和停滞，从1950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9年三十年间，我国工农业年均增长仍都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大大缩小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这只能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远远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些无可否认的事实面前，制造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优越的奇谈怪论的人们将作怎样的辩解呢？你们不是认为“公的太多了，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吗？而事情恰恰是广大工农劳动者由于消灭了私有制，从地主资本家的皮鞭抽打、残酷压榨下解放出来，翻身作了国家主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才迸发出空前的为国家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性。你们不是认为“计划经济是吃大锅饭，也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吗”？而事情恰恰是由于社会主义实行了计划经济，取消了狼吃人的市场竞争，消除了经济危机，保证了劳动人民无失业之虑，无生活之忧，有了铁饭碗，才以主人翁姿态不为私不为利，一心为国家，一心为社会，干起活来劲头十足。的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打击了少数人的积极性，这就是那些一心想搞歪门邪道敛财，想靠剥削他人暴富的人。打击了这些人的积极性，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是天大的好事。对于这一番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道理，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是永远想不通的，永远不可理解的。他们最能理解的人生信条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间正道私有化”，“资本主义万岁”。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一定要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计划经济一定要取代市场经济，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这一客观规律暂时遭到破坏时，它必将有一天要给破坏者以加倍的惩罚，这是毫无疑问的。“公有制经济不能调动劳动积极性”的论调完全是无稽之谈。 （4）关于如何总结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种种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合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点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也就是用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来证明我国五十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错误的，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事情果真是这样吗？现在也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事实吧。 首先，五十年代末，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确实出现了一次脱离我国国情和生产实际的“左”的失误。这是全党共同犯的错误，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异议。主要是人民公社化初期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所有制上搞一平二调，在工农业生产上搞高指标，使国民经济失去平衡，挫伤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加上连续三年全国性的严重自然灾害，和苏修撕毁协议，撤走专家，逼还债务等客观上的原因，以致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很大挫折，给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困难，这一教训是十分沉痛的。但是造成这次失误的原因并不是什么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超越了社会主义阶段。它不仅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正确性，而恰恰证明原来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是完全正确的，以致不能由人们任意改变和超越它。谁如果随便改变它或不顾现实客观条件超越它，就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事实也证明，当毛泽东同志最早察觉这一失误，并立即领导全党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我国人民公社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问题上以及在制定工农业生产指标上的“左”的做法有步骤地加以纠正和调整完善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重新显示了它的无比优越性，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重新进入持续高速发展的轨道。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了种种失误是从何说起的呢？种种失误就是很多次失误充满了失误的意思，除了众所周知的上述那次失误以外，还能再举出一个具体事例来吗？是举不出来的，因为事实是没有再发生过失误。不错，文革中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曾有四年中断的情况，那是毛主席党中央为了长期维护我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被走资派篡改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付出的很难避免的代价，并不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又出了什么问题。而且还应看到，如果将我国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于缺乏经验发生的那次违背我国经济制度加上特大自然灾害而导致的三年减产和恢复时间都去掉，能够显示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比现在统计的增长速度还要快得多。如果上述说法属实的话，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就是不可思议的了。显然这一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歪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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