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君：
没有看得很明白。第一大集体，应当是指公社（乡）一级，行政意义上的。公社以下的关系，形成一种内在必然的联合关系，从而跟行政上的公社统一。我想我这样的理解还是不足够的。 范仄：
作为开端的第一个大的集体经济单位与作为结果的第二个大的集体经济单位可能是重合，也可能是不重合的，我只是从历史过程的不同意义进行描述。所谓行政意义上的，在这一描述中尚未出现。在这一描述中，行政意义上的属于派生物，是最后出现的，尽管在其他的描述中，行政意义上的可能属于开端物。 X君：
既然已经转向，在转向资本主义基础上中国生产力得到飞跃发展，如果在新的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重建现代劳动者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是代价和痛苦会少很多？ 范仄：
生产力发展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道德水平，比如对待生命的态度就会大大不同，会比以往更加珍惜生命。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对于革命是不利的，对于镇压革命也是不利的。如果镇压革命突破这种道德水平，革命也会突破这种道德水平。生产力发展还会带来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和非生产资料性财产的普遍增加。特别是将中国的簿记水平提到比较高的高度。总之，确立重建现代劳动者所有制的政治前提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将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需要重新探讨它的历史条件。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现在不少人控诉的在上次社会主义革命中所受“迫害”的痛苦，是不会减少的。无论多高的生产力水平，只要是重建现代劳动者所有制，所谓受“迫害”的痛苦就不会减少。无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人对物的关系中，长期通过人对物的关系和意识来确立人与人的关系，已经形成刻骨铭心的人对物的意识，突然要他们从这种意识中脱离出来，转向人对人的直接关系中，在人对人的直接关系中确立人对物的关系，他们都会有严重的不适应症，比较容易把从人对物的意识中摆脱出来视为一种“被迫害”。一个习惯于通过占有物来确立人生坐标和社会关系的人，突然让他不要通过对物的占有感来确立人生坐标和社会关系，他即使非常享受人对人的直接关系，也会同时把那种对物的占有感的消失视为“被迫害”。 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和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突然被要求放弃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放弃自己高人一等的身份和意识，他们不把这视为“迫害”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会动用人类历史上已有的各种文明来说明他们的独特意义。这又会引起重建现代劳动者所有制的政治前提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反弹。这种反弹又会进一步加强这种“迫害”感。虽然知识分子从古至今多多少少追求一点克己为民的理想和修养，尽管他们总觉得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克己为民方面不断失败并留下不少悲歌，但真正到了也许可以做到克己为民的历史时刻，至少在上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他们基本上都走上对所谓“迫害”的控诉道路，走上对“克己为民”这一理想的背叛道路。这一“迫害”过程必然重演，而且会持续一个不短的时期，直到所有人适应人对人的直接关系和意识。如果他们反“迫害”成功，重建现代劳动者所有制就会遭受阶段性失败，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 破除刻骨铭心的人对物的意识，确立直接的人对人的意识，这一过程既是文化大革命，又不只是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通过社会分工和限制分工辩证统一的分工政治（生产体制兼政治体制）及教育水平的普遍性提高（教育体制）等，重建人们的社会关系总和，让直接的人对人的意识成为人们现实性的社会关系总和的直接反映。 有些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总梦想没有这样一个被“迫害”过程，就能过渡到未来的社会主义。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记得鲁迅好像就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即似乎知道在未来的无产阶级世界里自己也将是被改造的对象。如果他活到解放以后，可能是快快乐乐地一边与工人农民一起参加劳动，一边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积极投入到提高工人农民的教育水平事业中。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曾经放弃文学创作，专心编写识字教材，教育农奴识字。在当时深重的农奴制度中，这无疑无济于事，必然无望而失败。克己为民的情操，不应只是用来做悲壮感慨，而应经得起真正到来的伟大考验。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直接的人对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依然是建立在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基础之上。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不等于人对物的关系和意识。 X君：
人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意识发生如此的革命，岂不是此前的人类各文明成果都会成为反动的东西，从而毫无传承价值？ 范仄：
这只是阶段性现象，主要存在于旧的直接的人对物的关系和意识向新的直接的人对人的关系和意识转变阶段。在这个阶段，以往的人类诸文明及其经典大多起着巩固直接的人对物的关系和意识的作用。 在这个阶段，以往的人类文明及其经典也有可利用的地方和方式，比如强调变革和革命的传统会被凸显出来。现在人们脱口而出说在前三十年中国传统文化被全面否定，而现在才开始重视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前三十年重构了中国传统文化谱系，比如传统民间文化、史传文化、唯物主义传统、变革传统、农民起义传统等得到比较大的重视。众所周知的评法批儒运动，我们至少应知道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所谓的“法家”在那时是被扩大的传统，现在被视为的大儒有不少在那时被视为“法家”。二是所谓的“法家”，并不是强调其具体的主张，而主要是指其彻底变革的精神。不少研究者力图从当时推崇的“法家”人物的具体主张来揣摩毛的设想。这是缘木求鱼的行为。毛强调百代皆行秦政，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只有进行彻底的变革，才能创造持久有效的基本制度。这都是为文化大革命做历史合法性论证。 一旦新的直接的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成为直接的现实，成为人的意识形成的起点，在此基础上直接的人对人的社会意识成为水到渠成的产物。这时，人们会觉得原有的对人类以往文明及其经典的解释难以理解，甚至会认为是狗屁不通，他们就会重新解释这些地方，力图使他们在新的直接的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中成为可理解的。经过如此系统的重新理解和解释，以往的文明及其经典就会成为巩固新的直接的人对人的社会关系和意识的工具。原有文明及经典的反映“直接的人对物的关系和意识”的观念和解释，由于缺乏现实基础，就会变得难以理解，也难以让人产生共鸣，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即使知其意，也往往是不以为意，忽略而过。关于胡适，毛泽东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胡适是做过贡献的，但现在还不能讲，因为反美帝国主义的任务还在，胡适作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属性还在发生作用，现在肯定胡适就是助纣为虐。等胡适这个属性已产生不了作用，他曾经的功绩就可以肯定了。这显然是同一个原理。 最近儒家复兴，就有直接反映今天现实关系的痕迹。有人撰文说将孔子的“仁”释为“德”，会使原文文义不通，接着分析原文如何文义不通，然后主张将“仁”释为“心”，认为只有这一解释才使原文文义通畅。曾经流行的解释突然变成所谓的文义不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释者自身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已经处于一种全新状态。在越来越原子化的个人状态，即马克思所说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中，“德”的可理解性远不如“心”的可理解性，因为前者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容易凸显的观念和意识，而后者是在人的个体化状态中容易凸显的观念和意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人们自然会看重对方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德性；在原子化的个人状态中，相互关系主要是通过物的交易来确立，除了等价交易，其他都不是重要的，人们也很难在等价交易之外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相互的东西，唯一可凭借的就是自己的“心”。正因为如此，有论者认为阳明心学反映了明代市民社会发展的趋势。 在不同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人具有不同的观念、意识和体验，他们之间往往表现为鸡同鸭讲。同时对反映不同现实社会关系总和的不同的意识、观念或体验具有理解力，需要超常的历史想像力。对文明、经典和观念做历史化理解，有些人，比如最近的刘小枫和一些新兴儒家，会视之为历史主义，认为是现代虚无主义的源头。其实历史化理解的背后，依然有自身坚定的信念，只是不被这些现代虚无主义者所理解罢了。历史主义，有不要历史和不断拆解历史的历史主义，也有历史积累和不断重建历史的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显然不是现代虚无主义。 X君：
你说的“直接的人对人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和“直接的人对物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太抽象，不太好理解。 范仄： 现在的人来理解这种区分确实非常困难，因为他必须对“直接的人对人的社会关系和意识”有比较好的想象力，才可能反过来对当下的“直接的人对物的社会关系和意识”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从而更好地理解它们的区分。 虽然类比总是蹩脚的，但还是可以通过简单类比让人们有所感觉。我们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夫妻关系类型来类比。一种夫妻是共担责任、不分彼此的亲人式关系。一种是财产AA的爱人式关系。前者就表现为直接的人对人的关系和意识，后者则表现为直接的人对物的关系和意识。在前者关系中，物是存在的，但在两人之间是不分彼此从而不以为意的。在后者关系中，人的关系是存在的，但都是通过对物的安排来建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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