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和推陈出新中进行话语创新，是进行话语创新的有效途径
众所周知，毛泽东本人深谙中国传统文化，渊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为他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提供了重要基础。
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表现形式也就自然体现出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风味。而这也是毛泽东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一条基本经验。
毛泽东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可以说信手拈来，在毛泽东思想当中到处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比如，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毛泽东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进行的话语创新。实事求是一词本来是《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评价河间献王的话：“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把它借用过来并赋予它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形成了话语创新。
又如，作为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毛泽东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思想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一些理论表述所进行的话语创新。
毛泽东利用传统文化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有着显著特点。
首先，毛泽东选取传统文化中的有关话语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并非是随意的，而是根据传统文化中相关词语的内涵与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的内容的一致性或相似性来进行创新的。比如，实事求是这一话语创新就体现了这一特点。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进行解释，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这种话语创新并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倡导的“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清谈误国，明辨笃行”“因时达变，与时偕行”等基本含义进行的。这样，人们就容易理解掌握，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有利于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
其次，毛泽东是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1944年7月，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他指出：“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而这也是毛泽东在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时所秉持的基本态度。
比如，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知行观，毛泽东批判了其中知在行先和知行均出于心的唯心主义成分，继承了行重于知、知行互相依赖等有价值的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改造，发展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的辩证唯物论知行统一观。
最后，毛泽东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是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需要进行的。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出了一个精辟论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用“敌人”与“朋友”的话语来概括革命的首要问题，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
毛泽东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不管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比如，毛泽东以“买办”“土豪劣绅”等中国特色的词语来指明中国革命的重要对象，用“工农武装割据”“打土豪、分田地”等来指明土地革命的基本斗争方式和主要任务等，都具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目的性，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四、坚持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内容与表达形式来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形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进行话语创新的重要形式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话语内容与表达形式来进行话语创新。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引用了鲁迅写文章的六条规则，其中就包括“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毛泽东强调，要重视使用“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词汇和话语形式。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要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话语内容与表达形式来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让人们尽快学会用好马克思主义，以便更好地进行革命和建设。因为即使再好的理论，也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可能运用到丰富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当中，才能发挥理论应有的作用。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非常深奥，人们要理解和把握它并没有那么容易，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要向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的广大劳苦大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让他们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必然要求用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话语形式来阐发马克思主义。
再加上当时革命面临异常艰难的形势，敌人的装备是“飞机加大炮”，我们的却是“小米加步枪”。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力量对比情况下，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要尽快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革命队伍。
而要做到这一点，也离不开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话语内容与表达形式来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和引领者，毛泽东十分善于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话语内容与表达形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实现话语创新。
首先，毛泽东使用大量的故事、典故来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他经常通过引用中国古典著作中的故事来形象地说明深刻的道理。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用武松打虎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一定要打倒残忍的反动派，把敌我关系非常形象、深刻地揭示出来，让人易于理解和把握。
其次，他大量使用惯用语、歇后语、谚语、成语等熟语来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毛泽东的著作当中，这些熟语到处可见。比如，仅《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就用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将一军”“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对牛弹琴”“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等表述。据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共出现了2000多条熟语(包括惯用语、谚语、方言、歇后语等)。这些语言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使人们易学易用。
最后，毛泽东还经常使用大量比喻来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如，1942年 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非常形象地用“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幅对联，生动深刻地描绘了主观主义者口若悬河、纸上谈兵、清谈空议的形象。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用医生来比喻各方面人才的状况。他指出，这些人才“像医生一样，有的能够开刀，有的不行。有的打针能够打静脉，有的就不能，只能打皮下。有一些医生连皮下都不敢动手，就在那个皮上面”。这个比喻把人才专长有别、能力不一的状况形象地表达出来。
此外，毛泽东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一化三改造”比喻为“主体和两翼”，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一化”与“三改造”之间紧密相连、不可缺少的关系;把一切反动派都比作“纸老虎”，非常形象地告诉人民，反动派表面看起来很强大，实则“一戳即破”，从而使人民增强了战胜反动派的必胜信心。
综上，注重运用典故、熟语、比喻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话语内容与表达形式进行话语创新，大大提高了理论表述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这也成为毛泽东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一大特点和重要经验。
总之，毛泽东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基本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继续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本文由察网(www.cwzg.cn)摘自《党的文献》2018年第1期，作者：白清平，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陕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任晓伟，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