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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全球化方向与性质的问题

二、关于路以载道或走路扛旗的问题

三、关于帮助伊斯兰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问题

四、关于科技与生产力领先的问题

五、关于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的问题

六、关于国际话语权力的问题

七、关于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问题

八、关于有效应对非政府组织的问题

九、关于提高货币金融能力的问题

十、关于增强境外情报军事能力的问题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脱颖而出。中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一马当先，迅即调整“走出去”的步伐，踏上“一带一路”的节拍。自那时起，“一带一路”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有声有色，有模有样，成形成势，如此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然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对于很多“走出去”的企业，对于那些参与“一带一路”的企业，酸甜苦辣咸样样都有。因此，阶段性地总结好“一带一路”实践的得与失，一起分享成功经验与挫折教训，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一带一路”中问题认知与应对能力，以便将这个新时期的“中国故事”写得更精彩，讲得更动听。

邓小平同志说过，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①]“一带一路”是典型的“干中学”，边干边学，一旦认定战略方向，便朝着既定方向奋勇前进，在前进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使前进的步伐更加稳健。2017年11月15日，由国家开发银行组织的“一带一路”相关实践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众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派出各自代表，介绍了他们在境外投资的经验和问题。本文正是在这些经验尤其是问题的基础上的初步思考。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实践出真知，同时又指出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一带一路”参与者建设者们，正在通过一个个成功的实践，把伟大的构想变成现实。成功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的理论与有效的政策，要形成更加科学的理论与更加有效的政策，则需要在实践基础上，进行广泛深入的思考和总结，从而得到更多更好的规律性认识。

一、关于全球化方向与性质的问题

“一带一路”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谋划与施行的，因此全球化大势不可不察。

今天的全球化业已走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在多种舆论与评论看来，中国正在高举全球化的大旗。但是，中国主流知识界对全球化的认知有个基本倾向，即将全球化当作一种趋势。在趋势之下，在世界大势之下，也只有顺势而为。是谓“全球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且，一些专家学者依据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认定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跟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体系、加入国际分工紧密相关，认定中国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甚至还是最大受益者，如此云云。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有见地的专家学者都认同全球化是趋势性的。读过贡德·弗兰克著作《白银资本》的人，想必会被作者对全球化是一种周期性的翔实论证所吸引。作者批评，“西方”历史学往往不把生活和历史看作是周期性的，而是依据一种“进步观”把历史看作是有方向的、直线发展的。[②]在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涓涓细流汇聚的全球化滚滚洪流中，人是最关键因素。然而，人的流动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要比现在高得多。一战二战以来，西方用严格的海关制度、签证制度，限制了人流与物流。因此，类似弗兰克这样的学者认为，一战二战之前，世界的流动性亦即全球化的特征，比今天还要明显。

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崛起，以及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中断过此前的全球化进程。类似朱格拉周期(约10年)、库兹列茨周期(约20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约50年)等比较成熟的周期理论，以及卡梅隆(1973)提出的200年逻辑曲线、斯努克斯(1996)提出的300年周期、吉登斯和弗兰克(1992，1993)提出的500年周期等大历史周期理论，从多种视角给予全球化周期性以一定力量的支撑。有鉴于此，全球化是趋势性还是周期性，世界学界没有共识。断言全球化就是趋势性的历史证据并不确凿，全球化规律有待深入研究探讨。问题在于，倘若全球化果真并非就是一种历史趋势，或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抑或兼具趋势性与周期性，那么中国的一些学者给予中国的相关战略与策略——包括对“一带一路”的理论解释——的立论基础并不牢靠。英国脱欧、美国保守主义再现、西方右翼势力抬头是历史的偶然?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是否有合理之处?如果有，那么合理之处在哪?中国在一直向前走的同时，要不要向两边看一看?等等相关重要议题，值得研究。

有关全球化的问题或争论还在于，全球化的性质问题。二战以后的全球化，普遍被称之为美国引领或主导的全球化，有的干脆就叫美国化，是一类典型的资本主义或美式资本主义全球化。美式全球化取代此前的英式全球化，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这类全球化在“9.11事件”之后，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大冲击、产生大萧条之后，全球化之路正越走越窄，美国也越来越没有自信与兴趣主导全球化，重启NAFTA谈判，淡化TTIP谈判，退出TPP谈判，退出多边组织与多边协商，祭出贸易保护、国货优先的大旗，等等迹象显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差不多就要寿终正寝了。

在很多外人看来，中国似乎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化的新旗手。果真如此，中那么中国引领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本质上有什么不同?仍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化?既是“特色”又如何“全球”?如果两者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那么是否可以立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引领的全球化之路能越走越宽?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通行美国标准与规则，美国从中赚取了巨大收益。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从事“中国建造”，销售“中国制造”，要有意识有步骤有策略地推出“中国标准”与“中国规则”，从而为中国引领的全球化铺平道路，但是根据企业从前线反馈的信息看，中国在“中国标准”与“中国规则”上尚没有比较积极考虑与主动作为。有鉴于此，需要一些比较明晰的理论，给中国引领的全球化一个更为合理的说明，给中国乃至全世界以更大的信心和力量。

二、关于路以载道或走路扛旗的问题

“一带一路”，我们一直以“构想”与“倡议”示之以世人，忌讳提“战略”一词。对于相关专家学者来说，这并不是关键的主要的，而且也不是重要的紧要的，关键的重要的是要说明“一带一路”倡议与古丝绸之路有何不同?与欧洲的老殖民主义与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什么本质不同?我们旨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能不能与相关国家达成广泛共识，形成共振?为共同理想而共同奋斗?概言之，我们要向世界、向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阐述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大道小道?正道奇道抑或中道?

近些年来，中国一直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成为地区乃至国际一个重要的“增长极”，世界经济三到四成的增量由中国贡献，给相关国家带来了不少好处，世界经济国际社会因此出现一个新概念，叫“中国因素”或“中国景气”，新西兰等南太国家、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以及韩国等东亚国家的舆论，对中国都给予了很多的积极评价。对于近年推出的“一带一路”，中国在努力地做，相关国家在平静地看，而一些西方国家在一个劲地说，说中国搞新殖民主义，搞地区扩张主义，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机会主义。很少一如我们所宣传的那样，中国在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和谐世界”，搞“共享发展”。当今世界，西方拥有近乎绝对的话语权，西方媒体说什么，西方国家的人们乃至世界的人们，甚至包括中国的一些人们，也都会相信西方媒体的信口雌黄。

对于“一带一路”的意义，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描述：一如，“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将带动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和就业增长点，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③]再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加强传统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济共荣、贸易互补、民心相通。[④]还如，“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多元的，是共赢的。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⑤]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本质是现实主义的，示之以利，切中要害。但是，“一带一路”肯定要超越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走什么路，扛什么旗，是引领地区乃至国际秩序、占据国际道义高点的关键。路以载道，中国学者要深入领会习近平主席的“阳光大道”精神实质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在“互利共赢”之外之上，提炼出“一带一路”这一“阳光大道”应有的道理与道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西方一改欧洲的老殖民主义一味地剥削压迫的传统，通过多边、地区以及双边，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援助。《论语·卫灵公》有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当然，美西方言不及义，远离正义，更远离社会主义，而且还严密防范社会主义，实际的言行所及，对自己是垄断资本主义，对别人是新殖民主义，非常有限的医疗援助、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等“好行小惠”，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多是用于粉饰宣传，而且这些“小惠”还附加很多条件，包括政治条件，这让诸多奉行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无法接受，接受了也不会领情，不会说好，甚至埋下了抱怨与憎恨。

因此，中国要吸取充分吸取美西方“言不及义，好行小惠”的教训，吸取“输血”而不是“造血”的教训。不仅如此，为消除美西方对中国的所谓“新殖民主义”等抹黑与指责，我们要学会并善于“扛旗走路”，言要及义，正义道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⑥]中国对人类对发展中国家有比较大的贡献，不仅在于援助投资，输血造血，更在于给发展中国家营造一个相对良好的发展环境——反对一切霸权主义，以及率先示范独立自主地走自己道路的能力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