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当年为何与苏联修正主义决裂？

毛主席当年为何与苏联修正主义决裂？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红  烈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苏联的新领导换了一副新面孔。但是，经过观察，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与苏联修正主义决裂。

当时的苏联新领导，有这样几个新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奢谈“团结”，主张停止公开论战。

他们之所以要求“停止论战”，是因为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他们已经理屈词穷。他们之所以奢谈“国际团结”，是想让被他们搞乱了的各国共产党都“团结”到他们周围，以苏联修正主义为核心。中国共产党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他们却说中共是为了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实际上，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才是真正想霸占国际共运的领导权。

为了表示他们“团结”的“诚意”，苏共从1964年11月到1965年年初，一直积极张罗召开各国兄弟党“协商会晤”，就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实际上，当时国际共运内部的重大问题，无非是赫鲁晓夫带头掀起了修正主义思潮，中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几个党对他们展开了批判。当然，在各国党内，也引起了很多分歧。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理所当然应该首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就之前几年出现的重大是非问题进行磋商，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苏共新领导根本没有这个兴趣，他们急急忙忙召开“协商会晤”，实际上就是要让各国兄弟党都“团结”到苏修集团周围，但是对十年来国际共运内部的矛盾、斗争，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带头掀起的修正主义浪潮，却采取“鸵鸟政策”，予以回避。

最终，苏共新领导不顾很多国家兄弟党的反对，于1965年3月初召开了所谓“协商会晤”，并于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奢谈什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削弱了它的团结，正在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害。”“会晤的参加者表示确信：把各个共产党联合起来的东西，要比当前使它们分开的东西力量大得多。”给人的印象，好像苏联新领导非常愿意与各国兄弟党“团结”。

第二个特点是口头上说好话。

与赫鲁晓夫当年大放厥词、诋毁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很少再公开攻击斯大林。与对待1950年代否定斯大林的著名文学作品《解冻》不同，对于一些极力反苏、反共的作家，例如索尔仁尼琴等人，苏联的新领导是采取极力镇压态度的。同时，他们也不再重复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在国际上，与赫鲁晓夫鼓吹“美苏合作”的奴才嘴脸不同，与赫鲁晓夫鼓吹“核武器会毁灭人类”的悲观论调不同，苏联新领导一面与美国倡导“缓和”、“裁军”，一面加紧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与此同时，苏联新领导也不再鼓吹“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是口头上支持各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

而且，苏联新领导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公开文章中，都是自称执行列宁主义路线的，似乎他们比任何人都忠于列宁、比任何人都认真执行列宁路线。

196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指出：“最近一个时期，苏共新领导在口头上讲了不少漂亮话，这次分裂会议的公报也拣了许多好听的、虚伪的话写在上面，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哟，什么‘支持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哟，什么‘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支持各国人民革命’哟，什么‘团结对敌’、‘共同行动’哟，等等。苏共新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的某些口号接过去，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已经有了变化，似乎已经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了。”

第三个特点是拒绝自我批评。

尽管苏联新领导换上了一副新面孔，但是他们自始至终也没有对他们过去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过反思或者自我批评。

据吴冷西著《十年论战》记载，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回程中顺道访问北京。毛主席会见他时表示，苏共如果真的要团结，要让我们去开会，那就请他们公开表个态，就说苏共的反华《公开信》、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反华报告、反华决议，都是错误的，一律取消。柯西金却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追问道：“真的不可能吗？”柯西金说：“真的不可能。”

中共中央发表的《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指出：

“如果苏共新领导不是坚决执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话，满可以趁着这个很好的机会，从放弃召开分裂会议做起，来表明他们开始具有在新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

文章指出：

“如果你们真的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边，共同对敌、团结反帝的话，又难、又不难。问题就在于，你们能不能做到：公开承认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纲领是错误的？公开保证今后决不再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不解决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不去掉这些设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什么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什么停止公开论战，什么兄弟党的国际会议，这一切，全部都是空谈。”

第四个特点，实行大国霸权主义。

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坚决批判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但是我们历来主张，两党之间的分歧，不要扩大到两国关系上来。但是，赫鲁晓夫执政时，就采取了“撕合同、撤专家”的粗暴行为。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领导又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甚至在1969年，悍然侵入我国领土，挑起了两国边防部队的冲突——“珍宝岛事件”。

当时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不光对中国实行霸权主义，而且对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实行霸权主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曾经在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过程中冲锋陷阵，因此，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就与阿尔巴尼亚断绝了外交关系。而且，在1960年年初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和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81个兄弟党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了围攻。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苏联新领导，不仅对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马列主义的兄弟党实行霸权主义，而且对一些兄弟党当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也是采取粗暴、镇压的态度，而不是采取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1968年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一股所谓的“民主改革”运动，包括为所谓“大清洗”中的“牺牲者”“恢复名誉”，也包括“强调企业自身责任，引进市场机制，进行经济改革”，在对外关系上则主张“在强调与苏联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将强化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等等。很明显，这些都是赫鲁晓夫疯狂否定斯大林、积极鼓吹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竞赛”等一系列修正主义行径所带来的后遗症，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相比，其实是小巫见大巫。

可是，苏联新领导不是对此进行冷静分析，不是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而是于1968年8月20日将20万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人员及5千辆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接管了首都布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