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于男工,工伤女工要面对来自父权、家庭、资本和社会的压力。流水线上不经意间的一次工伤正在改变她们的整个人生,她们失去了对未来的掌控。
工伤女工们正在排练话剧《呐喊》。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摄
►佛山顺德,这座珠三角的工业小城,成千上万的女工正经受着工伤之痛。
在过去的三十年多年,她们如潮水般从各地农村涌向珠三角。她们年轻、细心,有着灵巧的手指;她们撑起了“中国制造”的半边天,让珠三角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
只是,在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她们付出了伤痕累累的代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珠三角地区大量制造业工厂关门倒闭,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向劳动力更为廉价的东南亚地区转移。
从此,中国制造步履维艰,中国经济进入了转型升级的轨道。而工伤女工们开始面临再就业、维权、家庭矛盾等诸多现实难题。
她们意识到,她们失去了对未来的掌控。当年,流水线上不经意间的一次工伤正在改变她们的整个人生。
“看到那个窗子,就想往外跳”
5月18日下午,顺德一家社工中心里,6名工伤女工正在进行话剧《呐喊》的排演。
第六幕,女主角阿秀的儿子带女朋友回家,女孩看到了阿秀残缺的右手,当面要求分手。丈夫埋怨她不该把右手露出来。
“这能怨我吗?我愿意伤成这样吗?”阿秀把手中扫地的扫帚猛摔在了地上。
郑琳是阿秀扮演者,坐在我面前,她把右手深埋进两腿缝隙中,她的右手受了工伤,断了4根,只剩下大拇指。
话剧中的每一幕都是女工亲身经历的情景再现。据该社工中心负责人王林合向剥洋葱介绍,除了排演话剧丰富工伤女工的精神生活外,他们还为工友开展安全培训,提供心理、法律咨询等服务。
20年前,郑琳跟着丈夫从四川内江来到佛山顺德。
起初,她在鞋厂发料7年,拿着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生下儿子后,她到了工资较高的染厂,开磨毛机,一天12个小时两班倒,她可以拿到2000块钱的工资。2010年起,她又接连换了袜子厂、开关厂、冲压厂。她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做胶桶盖密封圈。
郑琳说,作为妻子她要照顾丈夫和儿子。一次次辗转换地,她是想找一份既能让她扮演好妻子角色,又能减轻家里经济压力的工作。
2015年7月8日凌晨5点,天微亮,郑琳从梦中哭醒。她胸口憋闷,枕套已被打湿了大半。后来,她认为这场梦是个凶兆,暗示着运道从此偏离。
5个小时后,郑琳像以往一样操作着分条机,密密麻麻的刀片飞快运作着,与往常不同的是,她感觉在将海绵条压入机器时十分费力。
郑琳不知道事情如何发生,一瞬间,右手除大拇指外的四根手指全部压入分条机内,她想用左手关掉机器右侧的开环,却摸不到。分条机内的刀片被右手牢牢卡住,机器停止了运转,4根手指没了。
郑琳出事的工厂,是堂妹介绍的。每天下午5点半下班,计时不计件,一个月2200元的底薪,200元的生活费,晚上或周末每加班一个钟头,她可以拿到10.5元。月底,郑琳能拿到3224.6元的薪水。
郑琳一家住在镇上的廉租房里,当地人称为“伸手楼”。两楼之间距离极近,通过窗子,两边伸手即可相握。纵使狭仄闷热,但每月165元的房租让她心安。房子里时常有老鼠出没,为此,郑琳养了一只猫。
这次受伤,她住院52天、3次手术、取出了17根钢针。郑琳躺在病床上,医院6楼手显微外科病房的窗户外装着护栏,“我看到那个窗子,就想往外跳,一点儿都不想活了。”
“轻生厌世是工伤病人,特别是截肢病人中常见的心理状态,”顺德和平外科医院手显微外科一位医生对剥洋葱说,他们作为顺德区专业治疗手创伤的医院,也没有配备心理医师。
“四根手指,要个30万算了吧”
郑琳想维权,可她像大部分女工一样,没有与工厂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条是老板娘用圆珠笔写的。
通过正规的工伤赔偿程序很难。“我们等不起这场持久战。”郑琳对剥洋葱说,“这个过程太耗人了,递交材料审核要很长时间,有了结果老板不服反诉,又要再等。很多人等不起,就草草了了。”另外,她的小儿子即将回老家读书。
因此她选择和老板私了。
而来自四川邓燕和广东本地的黎日连则选择走司法程序。
邓燕一直做冲压工,还自学考取了职业资格证书。虽然女工做冲压很累,但薪水优于其他工种。
2014年5月,邓燕左臂被油压机压住,骨头碎裂,左上臂以下全部被截肢。没了肘关节,她装上了假肢。每每多雨时节,左臂发麻、断处隐痛的感觉一直缠绕着她。
刚从手术室中被推出,邓燕就开始想着做工伤认定。2014年9月,她被佛山顺德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三级伤残。
不过工厂并不认可这个鉴定结果,一纸诉状将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做出的三级工伤认定判决。
另外,在起诉状中,公司认为邓燕所受的伤害是她的自残行为。
邓燕出庭时泣不成声,“他们怎么能为了不赔钱,说我是自残?”
“很多工人都没和工厂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条是老板随意写的。光是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这两块,就非常麻烦。”王林合介绍,当地企业里的一些老板,经验丰富,可以游刃有余地应对工伤事故。
“没有办法,招工时你要求签合同、办保险,老板不招你就是了。为得一份工,工人们不会追究这么多。”王林合说。
工厂、医院、劳动局,很多工伤女工只能不停地在三地兜转。
终于2015年12月,邓燕出事一年零7个月后,法院强制执行,帮她拿到了赔偿款。
黎日连则没那么幸运。6月6日,她的工伤案子将要开庭。电器厂不服仲裁结果,提起上诉。
“赔偿的钱没那么好拿,你要是不私了走劳动仲裁,基本上最后都得闹到法院,搞不好还有个二审。”这一个月,黎日连找律师、社工组织四处咨询。在她看来,这将是场持久硬战。
为了避免在和老板私了过程引起麻烦,郑琳放弃了阿秀这个角色。“我怕话剧演出以后,搞得不好说话了。”郑琳说,她心里其实还挺想演的,因为阿秀就是她自己。
“四根手指,要个30万算了吧。”郑琳对剥洋葱说。
黎日连翻看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