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7.20事件”成为文革进程的拐点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分析了文革中三个相互关联又独立的系统——1、党政干部体系，2、中央文革和由它发动、保护和指导的激进群众组织，3、军队体系；指出从1967年3月到1968年10月三个相互竞争的组织体系之间的平衡演变的时期，三方力量此消彼长情况，可以通过研究四个关键的转折点得到很好的了解：“二月逆流”、“武汉事件”、清洗“五一六”组织、杨成武被解职和遣散红卫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发生在夏天的“武汉事件”，上承所谓的“二月逆流”，直接或间接连接、触发清洗“516反革命集团”、遣散红卫兵（以及杨成为中央权力斗争的牺牲），是转折中的关键。分析深邃地提出¹¹：“尽管‘武汉事件’对主要参加者的影响不是太大，但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毁灭性的”。

1967年也成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

1．确实不是一个武汉的问题

从”一月革命”，毛泽东号召全面夺权，军队介入支左和普遍压制革命造反，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继续推进群众的思想解放—革命造反，在毛泽东和造反群众来看，运动始终沿着上升的轨迹前进。春天到夏天，一个一个省区的问题得到解决，造反群众得到中央的公开支持，群众组织也在整理组合之中，与1966年相比较，所谓革命与保守的两大阵线，业已初见轮廓。青海、内蒙、四川的斗争，体现出军队介入后情况的复杂未卜——总体性对文革的不理解和抵制。在中央的指导和压力下，运动仍前进了，军队在重新体现保护人民、摒弃镇压的革命宗旨。但是，诚如迈斯纳分析的，军队难以确定到底谁是真正的左派，基于传统观念和为了稳定局势，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进的组织：“军队既担负着援助群众的革命行动的任务又担负着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任务，而这二者常常发生冲突。军队领导人通常宁愿选择后者。为了维护秩序，军队经常对那些比较激进的群众组织进行武装镇压”。¹²

对激进的反权威和反秩序的造反进行镇压，实际上鼓舞和支撑、整合了逆反文革的传统势力。这个整合，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在迅疾完成，暗流在地下潜行，进行中的革命运动终于遭到“7.20”的狙击。尽管周恩来在7月18日讲话里也提到还会有反复的，毛泽东和他空前绝后地共赴武汉，亲自坐镇解决运动问题，但毛泽东却没有料到体制性的反抗会如此地强大与顽固，特别，是以空前浩大的群体性反抗表达出来（尽管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也说：军区个别负责人，利用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毛依靠革命军队、发动群众推进文革，却遭遇到军队与体制性的群体的狂热对抗。毛身临其境，不能不在实际问题中感触到抵制文革理论与路线的问题何在，甚至实际感悟到群体性的军民“红色”暴力与国家机器被蜕换为镇压人民工具的可能。而这正是他为提出文革的必要性一再警告全党全军的。毛泽东很不情愿地撤离武汉，周恩来对事态发展作了最坏的一切准备，甚至不得不化装进入与离开市区。部分军队及其主官竟然抗拒军队最高领导的指令，唆使基层指战员和煽动普通群众闹事，对于党和军队、国家的创建者来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冲击。特别是这种狙击来自一再宣传的：我们应该相信的群众和依靠的军队；被阻击的却是党和军队的创建者与统帅，也正是几十年军队领导与群众运动的运作高手：毛和周。所以周恩来在7月22日说：“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¹³他清楚毛主席的文革的软肋所在，看到代替了瘫痪的党政体系，唯一会与文革路线叫板的传统、有组织的力量。

对毛泽东来说，扩大人民民主与改造国家机器的相互促进与对立统一关系，还有极艰险的漫漫历程，巴黎公社以来国际共运始终没有解决的现代政治学的问题,依然存在。今天，人们指责67年8月的狂热，批判文革运动中“揪军内一小撮”和“砸烂公检法”口号时，实际上却回避了毛泽东理想主义的文革初衷问题。他就在1967年热月之后，还给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¹⁴。他在遭到1967年7月严峻阻遏和挫折，文革发生最重大的转折后，仍念念不忘自己原始的理念——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的理念。

2．对文革的怀疑和抵制不容忽视

文革的领导核心和激进文人，对于基于传统政治体制的军队和普通工农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估计过高，以为用仰仗毛泽东的权威、文革的舆论攻势、激进的群众运动，就可以较快地使传统的革命基础群体觉悟起来，拥戴毛号召的实际运动。

大家研讨文革，往往以为运动仅仅是杰出领袖与风云人物号召鼓动的，低估了出自群众内心的支持，或抵制——群众性自发的能动性。基层的造反群众与传统力量面对面，体会到要证明自己革命性并成为多数十分艰难；他们缺乏理论修养，缺乏政治训练与经验，就如当年法国的巴贝夫派，或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的革命工人一样，在传统力量前显得十分冲动与幼稚，往往被更有行政——甚至政客经验的人耍弄，跌入政治陷阱。他们不懂得周恩来一再告诫红卫兵：正确的政策是路线的保证，继续用1966年第一次被打成“反革命”时——激进反抗的简单手法，来对付已被他们用暴力简单地“打垮”了一次的暂时偏保守的群众，并直接对抗在这些群众背后的军队和地方干部（他们冷冷地观察，极度的反感运动）。毛、周，乃至到武汉传达精神的谢、王，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解放军和不同意见的群众，就是批评和引导的造反派。部队干部和保守群众的本能的反对、恐惧的心理就不用说了，前面引述的言论与心态，已体现出他们几乎把在中央面前“摊牌”，作为一次生死决战。

有意思的是，文革运动中我们一再喜欢引用一条语录，说什么几何定律违背了人们的利益，也会遭致人们的反对。¹⁵ 可能这老话的现实意义在于：“7.20事件”里，毛泽东和造反群众都清楚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创导者毛泽东，违背了旧有政治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群体的狭隘利益，也必然会遭到体制性力量从心理到实际言行的狂暴反对的。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反抗者的抵制对象没有所限，哪怕你是我们曾经拥戴的毛泽东！这个原则以后将进一步展现。

“7.20”的反抗，由于它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抗革命政党与政府权威的暴力行径，违背当时的党纪军纪，理所当然地被文革司令部和拥戴毛泽东文革路线的造反群众，反对和压制下去了（“百万雄师”一些逐步自觉与始终坚持的分子，后来明确认为“事件”是被已经公认为“坏人”的林彪、江青镇压下去了，是一种“路线趋附”的政治需求和心理的自我安慰）。然而革命路线的压制和武汉军区改组、“百万雄师”如鸟兽散，并不等同于声势远大于宫廷“二月抗争”（党内高层正常的思想斗争）对毛泽东的第一次打击，更不等于抵制文革的传统习惯势力的全盘溃退。

3．群众运动的高潮就是顶峰

犹如神州的初春、晚秋冷暖气流强烈交锋、拉锯的天气，乍寒乍暖一样，武汉两派群众在短短的一个半月里，初次真正体会到政治斗争的激变与反复，体会到激情的欢愉和政变的恐怖，经历了挫折与转折。在中央强大舆论的支持下，武汉造反群众翻身了，“武汉的公鸡下蛋了”！新华社连篇累牍的报道与社论，给武汉群众戴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荣誉桂冠；以对武汉事件的看法表态，新华社广播点了全国一系列大致与“三钢”“三新”类同的革命左派大名，全国的“革与保”阵线顿时分明，中央也力图让湖北问题的解决影响周边地区，推进全国运动。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欢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按林彪秘书转引叶群的话说：“中央文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种反动逆流打下去”¹⁶。的确，“武汉事件”成为文革初期上升趋势中的最高潮，成为鼓励群众造反的文革方针的顶峰。不少造反群众幼稚地以为新阶段的任务就是解决军队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¹⁷。但是，顶峰就是转折，就是群众性狂热推进的急度回落。“百万雄师”的暴力并没有能使事件本身直接变成运动的转折——即路线的让步，取得事件胜利的历史进程却悲剧性地促使了历史必然的转折。

毛泽东在武汉事件发生以前，虽然有他路线的底线——强调大联合必须以造反派为核心，但也一再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并不赞赏非得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他对武汉的态度与策略，完全可以用他对长沙运动的关心与倾向作参考¹⁸。就在7月12日——临去武汉前夕的短暂闲暇中，他与挚友周世钊畅谈了长沙文革；他与周世钊一样有自己的倾向性，但也坚持两派没有不革命的理由，没有什么根本原则的分歧，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将文革进行到底。这个精神，没有在“7.20”的反动里被泯灭，反而被毛坚持光大。因为，他感到用简单的群众造反、压制和否定方法，不能解决原有旧体制影响下的群体思想问题，“百万雄师”对文化革命的造反使他意识到无法用战争中一方吃掉一方的途径，解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文革的派别斗争。他在继而的大江南北视察里，一路上讲这个道理，要造反派团结大多数。甚至在刚到上海时，还单独与“工总司”的潘国平“司令”真情倾谈为什么武汉不能像上海那样做好对立面的工作？但胜利进行曲鼓舞的造反派不可能真正理解和实践现代政治生活里革命与民主的这个辨证关系。（“百万雄师”一号头头至今也对毛的指示表示鄙视，认为群众分裂就是毛的文革造成的）

一个倾向压制另一个倾向，一个倾向掩盖和追赶另一个倾向，“7.20”后的武汉群众，没有能够实现毛主席指示的政策要求，对“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去政策攻心；虽然造反头头们也发了声明，有所布置，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内心就是唯我独左的，用自己在反对“反动路线”时，批判对方的“僵硬政治思维”，反过来对待压制过自己的另部分人。或者客观形势根本不容许群众自己去实现：在省市的层面上可以强调与宣示，但到了基层单位，情况十分具体和复杂；况且，17年体制形成的社会地位与观念分歧，怎么可能在没有政治经验的造反群众的劝说下，轻易动摇或化解。元月“工人总部”对待溃散中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群众基础的前身）的粗暴压制行为在7、8月里加倍——或许是残酷的武斗后遗症使之更为加剧¹⁹；“革与保”的矛盾，在每个单位里并非都是那么清晰，人群因具体干部问题或宏观局势歧见重新分化、挂钩，纷纷反戈一击的“百万雄师”基层组织与群众，也各自投奔不同的造反组织（在河南省叫做“跳过来”，武汉叫“站过来”）。

半年多来造反派内部所谓“钢”派与“新”派的无谓争执，也非得人为的随即发展与激化起来，周恩来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再告诫的“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仅仅成为一个口头传传的信条。尽管大家都承认以中央确定的革命造反组织为核心搞大联合，但由于当年一直批评的非马列主义的小生产意识，革命战争年代业已存在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文革里更以极端“革命”，也极端自由放任的形式出现。毛泽东的号召没有实际的反响。

武汉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使周边激化的冲突，得到某种冷静的参照，实际上两种思潮、两大派群众的斗争更加自觉，更趋激化。情绪紧张的权力集团和头脑发热的群众，都在寻求摆脱困境、勇争革命制高点与获取支持的出路。

四川与重庆在造反派内部的武力冲突，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升级到顶点，创下文革中火器冲突的典范。

江西一个军分区司令甘冒当“小陈再道”的风险，公开抵制中央派赴的野战军进入，保守派已持有武斗军械，又与造反派争夺枪支，大打出手²⁰；在8月的高热中出台的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包含了武装造反派的内容，已经不能遏止几月来的基本态势，甚至可能是适得其反，因为不少部队和领导坚信保守派才是真正的左派，对“支左”或“武装左派”,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共产党最高司令部的任何口号，哪一种类型的军队干部，哪一派都可以利用，完全可以合法授枪或明抢暗赠。

湖南在处理本省问题的文件出台前后，两派之间、造反派内部武斗继续加剧²¹；甚至还出现了以镇压造反派为前提的，湘西南一些县血腥镇压所谓“黑五类”子弟的大规模野蛮屠杀。河南的运动几月来得到中央明显的支持，又有一批亮相干部的点拨，在武汉形势与江青肯定群众“文攻武卫”口号的精神鼓舞下，造反派取得对保守势力的武力压制的唯一的绝对优势，但是，这些主动出击难道真是必要的吗？²²

安徽造反派的长期冲突，到8月也非得激化到抢枪割据一步，幸好12军及时控制局势，平息派系冲突，后来得到毛泽东的表扬，大概当时是武汉周边最理想的一个地方。这些进展，当然都是基于各省自身的运动必然（河南受武汉制约影响要大得多），但也是武汉事件所体现的极力抵制文革与强力推进文革两种势力——政治能量剧烈冲突的外在释放和一些荒诞的演绎（四川的事态很难说有多少当时理解的真正路线斗争的原则）。武汉两派在7月没能做或做完的事，周边——甚至全国依然在更加强烈地进行。双方都到了更加自为的地步。

连武汉人向来看不起的温吞水的上海运动，居然也在大局似定的形势下，出现工总司攻打“上柴联司”以稳定上海局势的棍棒武斗，当事人徐景贤回忆：“毛泽东觉得上海的形势和武汉的形势大相径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指示‘武装十万工人’……”，结果是“‘每人发一条棍子’”！²³

各派群众对形势的推动，调动了难以想象的能动性与奉献了巨大的加速力，高热的八月，只是各种分力的模糊又是有序与能动的合成。新华社以各地对武汉事件的表态为契机，点了系列革命群众组织的大名，一时激进的造反派皆大欢喜，似乎每个组织都面临中央表态——得到“革”了或“保”了的政治鉴别。胜利的武汉基层群众，居然自发出动数万人次，向周边甚至新疆“武装支左”。的确，事件对于路线的划分（？）和对立的加剧，都是有重大影响的。没有点到名的组织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定性为保守派或温和派，但在武汉则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一些地方反而激化了对军队或造反派的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形成省际联合逆反态势。这就是文化革命的“新高涨”吗？显然不可能是。多数激奋的群众可能都理解错了，各种特别激动与活跃的群众里，真正想问题而且会思考的人，真是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