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史，民主改革拯救了西藏！

1737年，清政府对西藏清查户口的数字是100万左右，解放军进藏之后，1953年中国政府首次对西藏后进行人口普查，噶厦政府给出的数字是100万上下。整整二百年里西藏的人口增长为零！整个旧西藏的社会发展完全停滞，这个制度也到了变动的临界点了。如果西藏是个完全被隔绝的孤岛式的世界，这个万恶的旧世界也许还会由着自己的惯性自我续命。但是，西藏不是那样的世界，多少还和外界有联系，外界的恶势力——统治印度的英国还在觊觎这块土地。而这个时候，外来的恶的诱因——英国对西藏的入侵又一点点的把旧西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里。

在英国入侵西藏之前，西藏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往来是与祖国内地的贸易往来——汉藏贸易。旧西藏进行这些贸易的主要是一些贵族和大寺庙。西藏噶厦政府对外来货物进藏收取10%的贸易税。这个税收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由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四个关于西藏的不平等条约，英国与英国控制下的印度的商人获取了极大的经济特权。他们以自由的身份前往亚东、甘孜、噶大克等商贸重地进行贸易是享受免关税特权的。单是这一项特权，西藏地方政权损失惨重。在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战争到辛亥革命之间，西藏地方政府完全丧失了英/印-藏贸易中的贸易税。在亚东一路，西藏地方政权每年损失的税收就占20%的现金支出。而且，大量的英/印廉价工业品大量涌入冲击了西藏本地的手工业制品的销路，西藏的手工行业倍受打击，从这里收税的税源也枯竭了。而且以辛亥革命为界点，内地与西藏的贸易几乎全被英/印-藏之间的贸易冲击排挤。廉价的国外工业制品充斥西藏市场。就连西藏日用品中的大宗——茶叶，也被印度茶叶挤占。这路贸易的结果是使早先进行汉藏贸易的贵族和寺庙的利益严重受损。而且英/印还通过欺诈手段以极低廉的价格收购西藏大量的农牧产品，以超高价向西藏售卖他们的工业品。这样的不平等贸易最大可能的从英/印—藏的贸易中攫取不义之财。旧西藏的贫困日甚一日。但是旧西藏的上层却不可能因为英国/印度对西藏的经济掠夺加强而使自己的生活水准下降，旧西藏的地方政府也不会因为在贸易税收上蒙受巨大损失而节省开支。他们共同要做的事情就是加重对西藏农奴的压榨、剥削。但是，对人的压榨、剥削不可能无限度的加大，加大到人的忍受临界点，人是会爆发的，反抗的。那么，备受压迫的农奴一旦被逼到了无法再忍受的临界点，那么自下而上的革命自己就会爆发。那时的西藏就会大乱，就是所有人的人间地狱！就在20世纪，1918年三十九族地区、1926-1928波密地区、1931年山南隆子宗、1940年那曲赛马会就发生多起农奴反抗农奴主的起义。而虎视眈眈的英国和印度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它们也必然要加入进来成为大乱的推手，参与对农奴的镇压推动西藏独立(英国人入侵西藏后的第一个冬天就领教了西藏严冬的酷烈，所以倒是没有心思在那里保持占领)，那时候的农奴永无翻身的日子！进一步地英国还打算从西南方向渐次染指云南、四川，中国危险了！所以抢在西藏大变乱之前，把善的力量打进旧西藏，尽早把西藏从人间地狱一样的大变乱的爆发临界点中拯救出来善莫大焉！

不过英国人的命不好，等不到那个时候二战爆发，英国被拖入了耗尽它气数的二战之中。二战结束他已无力维持在印度的统治了，遑论染指西藏?但是，这时候借战争壮大了实力的美国跃跃欲试，要在西藏继续英国没做的勾当。1949年1月中国国共三大战役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统一中国只是时间问题。此时，美国驻新德里大使就向美国国内打报告：“根据亚洲正在变动的情况重新审议对西藏的政策”。这是美国染指西藏的开始。之后，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就开始与美国国务院频繁通电交换意见。按着美国这位大使——亨德森意思：趁着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对西藏失控，而中共政权还未接管西藏的真空期，赶紧插手西藏，为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做准备。针对美国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1949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地位。11月23日，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前夕迅速致电彭德怀等：

【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

这既是粉碎帝国主义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也是拯救旧西藏那些在人间地狱饱受折磨的百万农奴的出征令！虽说中共有出兵西藏的计划，但是，和平解决解放军进藏的大门北京一直向旧西藏高层大开着。但是，统治旧西藏的噶厦政权内部居然就有一个“主战派”挟洋自重，要把解放军赶出去。不得已，1950年10月6日，解放军军发起昌都战役一举摧毁藏军的抵抗。通向西藏的大门洞开。取得战役胜利的解放军引而不发，并没有一路长驱直捣拉萨，而是反复向旧西藏的守旧势力做和平劝导工作。与之同时，新中国也击退了国际上反华势力掀起的抹黑昌都战役的舆论的声浪，美国、英国、印度干涉中国内政的态度软化退缩。准备逃往印度的十四世达赖也打听到了印度将他视为低下的“难民”的消息，不得已回到拉萨派出和平谈判代表去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和谈解放军进藏事宜。在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签订后，5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了(人民解放军以)“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的训令。遵照训令，解放军开始进藏的长途行军。

进藏之后的西藏工委和解放军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并没有丝毫触动旧贵族和寺庙中高级僧侣的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他们对农奴们依旧保持着生、杀、审判、刑狱大权，农奴们依旧向他们纳税、服劳役。因为对西藏那个吃人的农奴制度的改革，毛泽东主席着重指出：“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实施，不能让饱受苦难的百万农奴在反动农奴主们抵抗民主改革的负隅顽抗中作为被裹挟、被挟持的对象，沦为兵火的牺牲品。所以，农奴主们的政治、经济特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以保留。但是，这样的保留不等于坐视农奴们的苦难，对于生存境况极端困难的所有农奴，都能得到中央的救济款项，以及进藏的西藏工委、解放军的物资救济。在1954年7月江孜大洪水期间，因为中央救济及时，洪水过后没有一人饿死，在旧西藏历史上堪称奇迹！万余名参加进藏公路修筑的藏族民国也在工程结束后拿到了他们的劳动报酬，这在旧西藏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旧制度固然还保留着，但是，农奴们的生存境遇已经比早先大有改善。而且，很多贵族和高级僧侣在向解放军和入藏机关供应粮食等生活物资，以及代替解放军在藏区采办生活物资中发了大财，赚取了大量银元(不是内地发行的纸币！)，比早先还富有。进一步地，进藏的西藏工委还吸收了不少上层人士参加新设计机构的工作。这，相比于内地被解放的地区，近乎于一种“一国两制”了。但是，这样的对旧势力的宽容并不能让一些思想冥顽不化的上层人物感化，1952年春，他们炮制“伪人民会议”事件对抗渐进的民主改革。

与中央进藏机关和解放军打交道越多，受到的平等待遇愈多，西藏的农奴们对旧西藏农奴制下自己的悲惨遭遇就越感觉不平，就越觉得，自己应该摆脱那个旧制度的桎梏，他们本身思想里就有了民主改革的想法：1955年亚东农奴反抗并要求调换牟霞总管;1956年修筑当雄飞机场的藏族民工联名上书达赖喇嘛，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在西藏农奴们的认识中，旧西藏的吃人制度必须改革。改革吃人制度固然是仁政、德政，但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西藏的安定，也必须“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实施，所以中央并没有对旧制度采取断然措施。而是渐进地在西藏开始培养藏族干部，大力发展藏族党员。这是顺乎百万农奴民意的仁政——他们不甘心受那个吃人制度的压迫了！所以，守旧的旧西藏上层人物，在谋划叛乱的同时，也在自己“改良”，弄些“仁政”出来做样子。比如1953年噶厦颁布一个“关于减免旧粮债办法和处理牧区钱债等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实际上很多放债的农奴主根本不予理会，而这个“办法”的本意：只是在形式上把农奴的欠债免去一部分，实际要达成的效果只是刺激农奴还债。事实上债主们的所得比失去的还要大。谁也不傻，渐渐地这个“办法”的黑核被人们看穿，要求民主改革的呼声更高。还是出于统战的考虑，对西藏农奴自发的民主改革呼声，中共中央还是对西藏上层采取了退让——“六年不改”。把大部分调入藏区的干部再调回内地，新吸收的藏族干部送到内地在西藏公学和西藏团校学习培养，并撤销了一批新设机构。

但是，中共中央的做法被旧西藏超高层发动叛乱利用了，利用这段“宽松期”他们经过精心准备，接连发动叛乱：1956年-1959年接连发动三次武装叛乱：1956年康区局部叛乱;1956-1958西藏局部叛乱;1959年拉萨叛乱。

既然祖国的善意成了叛乱分子不要脸的本钱，那么，原先的“六年不改”也就不能再继续下去，用毛泽东主席的话：

【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