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时代的“运动”（中）

　　2、搞运动就是折腾，日子过得不安宁？

　　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和人民命运是一致的，党领导的工作上的任何失误，自然是对人民不利的，对运动也是这样。“文革”的失败就使人民感到极大的痛苦。但从另一方面看，以往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老百姓任何时候对前途不会失望。以三年困难时期为例，造成困难固然有天灾及苏修集团卡我们的客观原因，但也必须承认有工作上的失误：主观主义、急性病、头脑发热。然而人民群众在一度生活物资奇缺的情况下，并不发生与党离心离德，党群关系依然密切如故，社会风气依然良好，生活秩序依然平稳。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认识到党的本质是为人民的，一切是在为人民而奋斗，犯错误也是事与愿违，而且一定会纠正的，因此可以放心的；物资匮乏到缺吃少穿，定粮不够“瓜菜代”、“缝缝补补穿三代”的境地，从毛泽东到地方各级干部都带头节衣缩食，干部口粮定量不及工人、学生和战士，即使生活苦也觉着是公平的，有这样的党在领导，困难必定是暂时的，党指引的道路必定是可信的。身处艰难而心存乐观，从而呈现出同心同德的政治局面。人们还从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历次运动的历史的感悟，树立今后必胜的信念。以往的历史是什么呢？单是社会丑恶现象，如吸毒、嫖娼、流氓阿飞、经济犯罪等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就一扫而光，在酷暑盛夏的星夜，南方一些城市居民露宿街头也绝对安全；生活清苦，但有基本保障而且待遇公平，所以“骂娘”的不多（注10），更主要的是做人有方向，学习有目标：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具体到人的学习榜样是青少年学雷锋、邢燕子，农民学李顺达、铁姑娘，工人学王铁人、时传祥，干部学吴运铎、焦裕禄，等等。学习先进人物成为社会风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才是各单位和社会上的“明星”，至于文艺体育明星同样受得尊重，主要是因为他们为工农兵服务，为祖国争光，总之，不但摆脱了人类几千年形成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旧思想、旧传统的束缚，而且为每个人争取“优秀”与“崇高”提供了良好的机会。那真是个人民大众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时代，真是个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唱祖国》的新时代！

　　那时尽管大小运动不断，有时也不胜其烦。但那是个56个民族大团结的社会，绝对不会有劫运钞车、抢珠宝店、挟迫人质、拐卖儿童、血洗幼儿园事件的太平社会，用不到装防盗门窗、按电子探头、配报警器的平安社会……。从那时代过来的广大人民，觉着毛时代的好，对毛一往情深。……唯可怨者，是对干部、知识分子要求太严了些（毛泽东确实对干部严，对老百姓宽，对知识分子严、对工农群众宽）。要他们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他们防止特殊化、经常下到工农群众中通过“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感情，要他们向工农学习、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他们坚持思想革命化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又把这一切归结为“改造世界观”——啊呀呀，这个毛泽东！至今回想起来倒真有点儿“不得安宁”的感觉呢！——如做正确的回顾，在实践过程中有着要求过严、操之过急，片面性、绝对化、一刀切等的偏差和形而上学的教训。但本意是出于政治上的爱护、思想上的关心，从根本上来看是很有必要，且成绩是主要的。相比之下，在“发誓不再搞运动”，禁止了“四大”，美化了“三宽”，规定了“不争论”，弥漫了“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消解英雄主义”的处世哲学，把“改造世界观”的要求视为“奇耻大辱”、“荒谬绝伦”，催化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的岁月里，使得一些（指“一些”）干部前赴后继地由人变“鬼”，使得一些（也指“一些”）知识分子“舒舒服服”的成为远离大众的精神贵族，以至变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袁腾飞们。试问，相比之下，何者为正道？

　　如今，总的情况又怎么了？在豪华公寓、高级别墅遍及大小城镇，高级轿车停满了街头巷尾，真所谓“楼如林，车似云”；有特别富豪者，已具有了私家飞机、私家游艇，豪华别墅买到了海外。可是，短短几年就有无数超级富豪落马，如牟其中、仰融、杨斌、周正毅、唐万新、张容坤、顾雏军、罗忠福、吴英、黄光裕等等、等等。不论是富豪的贫困的或不富不穷的，普遍地感到把握不住自己的和下一代的命运，重重的心理压力，保障感、稳定感、安全感都颇感困惑，“近忧远虑”不是减少而是激增。以安全感为例，不要说大牌明星、大款老总，往往成就感伴随着恐惧感，不得不供养保镖，有的还得拜托黑社会；而且“殃及鱼池”，城市居民小区门口必得设保安岗，单元入口处配电子门，家家户户窗口装铁笼子、猫眼防盗门，高级一点的住宅则在室内装电子监控器、自动报警器，有的人家则养狗助威，胆子小的还在自己床头或枕下放有硬器以便必要时“正当防卫”……真有点像“严防死守”的样子，然而“灭门惨祸”依然时有所闻！把“保安”改称“安保”，也好不到哪里去。不提毛泽东思想，接受季羡林国学，鼓吹“孔孟”之道，“和谐”并不成，连到幼儿园、中小学、少年宫都得有严阵以待的防恐措施，以防遭遇袭击（注11）！广东东莞千余儿童失踪，孩子在妈妈怀中也会被抢，而在另一个地方又在“1岁男孩3万，女孩2万”的明码标价卖小孩（09.3.10；09.4.17.钱江晚报），这些受害者家庭岂能安宁得起来？做人很有可能是成为狼吃羊，或是成为羊被狼吃，或者兼而有之在上级面前是羊而在下级面前是狼，或生无定数，今天是狼明天却成了羊……今天反腐明天自己也成腐败分子被反，今天打黑明天自己也黑了——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重重的心理压力，冲击着保障感，消解着幸福感，于是求神消灾盛行，心理医生吃香，精神病院爆满；于是屡有当官的跳楼（称为“坠楼”），有当老板的跳楼，成了媒体上常见的新闻，至于工人（农民工）的跳楼仅一家集团企业在几个月内连续十三跳！农村自杀多过城市，最惨的例子是先杀父母妻儿后自杀的景象！据《凤凰周刊》披露，“自杀已成为中国第五大死因”，“每年25万人死于自杀，两百万人自杀未遂，平均每两秒钟就有一人自杀”。（09年第27期）。

　　试问，老百姓的这种状态算不算折腾？得到的又是怎样的安宁？

　　3、运动得人的精神太紧张，生活太死板？

　　如果产生“人人自危”的局面，那肯定是出了偏差，非纠正不可了。但对有的人紧张一下也有必要。在生活中太严肃当然也不好。辩证关系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可是，自从凡过去的运动都被称“极左”以来，除了“金钱”关系、“私欲”观念大大强化，所有公共原则性都已大大减弱。这倒好，如今一些丧失立场、丧失原则、不分是非荣辱的景象，都习以为常的出现了！比如有一篇题为《面对贪官，他们为何沉默——18个县（区）委书记跨掉的警示》的报道，揭示了安徽省的18个县（区）“一边是贪官们劣迹斑斑，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早有觉察却保持沉默的现象”，其中“如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在四年任期内，卖官受贿900多万元。在定远县，‘陈千万’的绰号早已街巷尽知，可为何多年无人举报？”在一些人的处世哲学是“不得罪”、“不抗恶”，视“斗争哲学”为“邪恶”。这篇报道还披露了当地农民的气愤话：“做官的”有两种“装糊涂”现象，下面对上面贪财受贿“装糊涂”，领导对下属弄虚作假“装糊涂”（摘自05年《嘹望》第25期）。笔者也亲见了一些现象。如一个贪官被真凭实据地揭露了出来，在实在无法逃避罪责的情况时，从传问、审讯、判决、服刑，几乎每个环节的过程，不但有亲属，还有亲戚、亲信、朋友、要好的同事，先前的同学、相关的同乡，只要不损害到自己，都会帮一把，都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或帮着想主意、或跑腿出力气、或找关系、或用权力，尽量使之减压、轻判、少受苦、早释放……最起码的是找机会向其直系亲属示个好，以显心意——总之，立场不是站在政府一边，感情不在圈外的社会大众一边，而是倒在罪犯一边，而且这种同情者、帮忙者、救助者、宽慰者，在数量上往往超过了举报者，大有“一方有难，八方支助”的景象。是与非的不清，荣与辱的模糊，爱与憎的错乱，无意之中，使得因腐败而招祸与驾车不慎而招祸在观念上等同起来，同样的是“运气不好”、“晦气上身”而已，于是尽管车祸连连总不乏有新的人去学驾车，虽然腐败官员不断“东窗事发”而依然有人“前赴后继”……。对于腐败公仆的整肃，一旦脱了群众的力量、群众的运动，犹如《红楼梦》贾府里贾政管教贾宝玉、王熙凤责罚琏二爷，有着上下左右环境的庇护，其作用极为有限。笔者又亲闻有一名贪官被判决后送交劳改场，有牵扯的人会暗中关照其家属子女，向大墙内暗送秋波，没有牵扯关系的同僚也会有不少人放胆公开的分批地前去探望，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似乎公务员原本不应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你我他”之间不是“同志”而是“哥们”，义气压倒了正气，似乎还是一种“人性”、“良心”的体现。岂不知人民是最最痛恨贪官的，他们的这种立场、感情与老百姓相差何其远尔！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态呢？入狱的人内心总还感到有些冤：他认为自己原本好好的怎么会走上贪污呢？又认为比他“户头”大的还多着呢，他能算老几？由于腐败形成风气，有一个潜规则，使得官员之间、官商之间钳制着、推动着，似乎由不得自己，似乎“不腐败也难”，似马行夹道、似人落漩涡、似搅进怪圈、似投陷迷阵；有些行业，说它行业不正之风也可，说是行业潜规则腐败也行，谁想清高几乎不可能，跟着走谁出事算谁倒霉。反正总有股魔力想方设法把人变成鬼！甚至认为这些腐败分子的大多数，原先的本质都是不错的（家庭状况，个人表现），有的还评过劳模，当过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误入歧途说到底也是牺牲品。于是把是非概念弄糊涂了，由“潜规则”生发出一种“潜意识”——同事中对腐败分子不但不恨，而是同情有加。于是服刑的贪官乃是“身败”而“名不裂”，只要不执行死刑（近来已基本废除贪官死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若干年后必然提前释放（假释或保外就医），有转移的资财加原有的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源，照样活得比平民百姓要滋润得多。有报道称，一些贪官在刑满释放后，会收到原行贿人送来巨额“坐牢补偿费”，“贪官李某坐了五年牢出来，拿着老板送来的数百万，过上潇洒生活”（10.10.21.都市快报）。如此“宽容、宽厚、宽松”的氛围，反腐败简直是在腐中反腐，倘再有执法中违法，反腐还能有多大成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难道不值得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一切知识界们认真思考与研究吗？

　　其实个中道理要说简单也确是简单。如果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分是非，在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不坚持原则，任由歪风邪气横行、假丑恶劣泛滥，就是对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的不宽容、不宽厚、不宽松，如果“三宽”得把社会主义引向到资本主义复了辟，就是对广大人民最大的不宽容、不宽厚、不宽松！深重的剥削和残酷的压迫制度，对广大的弱势者实现“三宽”的空间能有多大呢？对他们来说，受到威胁的精神紧张、压力过重的，乃是就业太难、劳动太累、生活太困，前途太忧，而不是某些人喋喋不休、谴责不完的什么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当“三宽”的发明者与世长逝，对逝者寄托哀思乃人之常情，但追随者们却借机大做文章，加以炒作，冠其名为“三宽”部长而大加颂扬，实属画虎不成，帮了个倒忙。“三宽”部长，最后调任“三宽”书记的，是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第一书记任上离休的，他曾经面对服务的工人阶级群体中呈现的“断手车间”、“血汗工厂”、“夺命煤矿”，岂不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岂不知这种“三宽”对于身处强势的公仆们，也是温柔的陷阱。当“三宽”成为一种潮流，取消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建法宝，进而消解了同志式的“互相监督，共同进步”的组织生活，排斥了运动中的“和风细雨”的整风帮助，以及对犯错误同志及时“猛击一掌”的挽救，为官员的堕落、风气的败坏，放了闸、开了渠，最坏的后果是把一批干部由人变“鬼”，从光荣使命的岗位上送上了法庭，投入了监狱，还能有什么“善哉，善哉”式的“三宽”？！

　　毛时代曾有“三老四严”的说法，提倡的是教育人，而论及当年的历次运动，在总体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教育人的运动。每隔三、五年通过一次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发动广大干部群众检举揭发，检查反省，批评与自我批评，使犯事者在犯事的萌芽状态得到纠正，对不犯事者也是敲了警钟而防患于未然。当然，也不会发生“上班时间去休闲娱乐场所消遣，山西296名干部被抓现行”这类情况（10.9.13.钱江晚报）。由于“要搞运动”的警钟长鸣，在干部中都以政治过硬、思想进步为荣，很少有人怀有贼心，即便个别人萌生贼心，也被敬畏之势所打消，所谓“有贼心而无贼胆”。因此不要说大贪污犯大腐败案很罕见，就连小偷小摸也很少有，远比目前有着“森林般”的法律世道要清明得多。运动，基本上杜绝了党员干部们可能产生的腐败，好的党风政风又带出了好的民风，既保障了干部们思想健康和政治安全，又同时造福了广大人民群众。因为党风、政风、民风的良好，社会上即便有个别人想干坏事，企图找一个合伙的人，休想一拍即合，只要一启口就有被对方告发的危险，因此团伙犯罪的可能性极少极少，全国刑事犯罪率极低极低；不像现在作案一伙一伙，犯罪一窝一窝，团伙一帮一帮的，连到当了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也接二连三的被开除出局！

　　“紧张”与“活泼”是辩证的。所谓搞运动太紧张，说白了，是对吃公粮的人常有这种“收紧骨头”的感觉，然而对于工厂里的工人和城乡居民，在感觉上是对家庭稳固放心，对社会治安放心，对家庭人员上下班、小孩子进出学校平安的放心……那时对于马路枪战、银行抢劫、金店掳掠，只是用来嘲笑海（境）外资本主义社会的；那时对于团伙性的拐卖妇女儿童、吸毒、赌博造成家破人亡，是用来控诉旧社会的。那时的中国，即便在最有争议的“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也极少听到有行凶抢劫的恶性案件，极少听到有厌世自杀的事例，忧郁症、精神病的发生率也是很低很低的。

　　以上，就是对所谓“运动使得精神太紧张，生活太死板”问题应该怎么看的回答。

　　4、搞运动，改造思想，是迫害知识分子，浪费知识，糟蹋人才？

　　应当承认，那时候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尤其是在贯彻执行中，一度存在着“左”的偏差，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但若作此论断，就显得过于简单，缺乏全面的分析。

　　毛泽东历来重视知识分子，这在《毛选》里有着多篇文章，提出要克服关门主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前后过程及其《讲话》内容，就是团结知识分子，做知识分子思想工作的成功范例。这有很多当时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作证。毛求贤若渴，在大知识分子中不论左中右，都有着一批深交的老朋友。给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历来是从优的，延安时期的1938年津贴标准为：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毛泽东、朱德也是5元，而著名文化人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10元，冼星海每月15元（均为延安边币）——（引自10年第4期《世纪》双月刊）。建国后，实行工资制，许多名教授、大学者、老作家、著名表演艺术家、高层民主人士的工资都高过毛刘周朱等党和国家第一把手的，如叶企荪教授月收入460元，马连良1800元，梅兰芳2000元，而毛泽东则是404.8元。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还对中级以上的知识分子按月特配黄豆、鸡蛋、食糖等营养品的份额——这在那十分讲平等的年代，实属不易。“小小鸿毛一片心”，也算是体现爱护吧。有些人只记住了“文革”期间被骂过知识分子“臭老九”，忘记了毛讲过“老九不能走”，忘记了知识分子的工资高过公务员与种种的照顾。但是毛又很了解知识分子的底细。认为原有的知识分子，是从剥削阶级皮上脱下来的，要做到为人民服务，做到为把工农大众利益放在首位的人民政权服务，就得转移立足点，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提出要和工农打成一片，放下臭架子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的学，先做学生再作先生，方能“英雄有用武之地”，有效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本着这种理念，提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真正的爱护。思想改造问题，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有着高度的共识的。周恩来生前曾教导老同志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中华魂》10年7月号第51页）。文革中，在华外国专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阳早、寒春夫妇，把没有被列为“思想改造”的对象，认为是耻辱，为此会同另外两名外国专家写了抗议性的大字报。思想改造，对于有志于把自己一切献给人民的知识分子，真是件光荣的事，也获得了许多大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护，如钱学森、郭沫若、袁隆平、藏克家、梅兰芳、袁雪芬、常香玉，包括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专家路易·艾黎、马德海等等，就连挨整多年的作家丁玲、公木、黄源、陈学昭、刘绍棠，等等同志，对于深入生活，改造思想的方略，始终认为是理所当然且是身体力行的。又何况，思想改造并不限于知识分子。凡有志于革命到底、为人民服务到底的人，都得把思想改造当作一个人追求进步、积极向上的自觉行为，无论工人、农民出身的概莫例外。先进的世界观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发形成的。毛泽东在1976年3月3日下发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写的一段话，可视为他的一贯思想：“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的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毛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意讲了自己改造世界观的过程。显然，毛把“思想改造”是针对思想不对人的，如在批判电影《武训传》后，在一次座谈会上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有了安排那就很好。”“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讲话》）。毛对改造人的世界观的意义，估价甚高、看得特重，他在《实践论》里说：“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正是这种“思想改造”的伟大作用，历史造就了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站在时代前列的、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无产阶级领军人物，涌现出工人王进喜、农民陈永贵、战士雷锋、干部焦裕禄等为典型的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而且还感召了一批如白求恩、韩丁、阳早、寒春、马德海、路易·艾黎等等的外籍同志，甘愿放弃优越的生活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其中阳早、寒春夫妇，直到近年终老，还是深深地思念毛泽东，乐意过着和中国普通老百姓同样的劳动与生活。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有没有问题呢？有的，甚至不少。那就是操之过急、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干扰，那就是形而上学，不分行业、不分对象、生搬硬套、简单化、一刀切。有些时候、有些运动、有些领导不尊重人，粗暴地对待知识分子，直接把事情办坏，等等。但是，这一些毕竟不是运动的主流。总结教训可，否定则不可。

　　毛泽东把容易受西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列为思想改造的重点，对不对呢？首先对知识分子当中有人存在着“脑后反骨”或容易转向的判断错了没有呢？事实证明，在毛死后不久，那些叛徒内奸汉奸式的人物，很快通过意识形态领域，摇唇鼓舌、舞文弄墨，把多年埋藏在心底的反动思想喷涌而出，井喷般的污染了整个上层建筑。他们崇洋媚外，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歌功颂德，为卖国汉奸树碑立传；他们早至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等领导的起义，迟至1840以后中国人民反对国内外反动派的一切革命运动，都极尽污蔑之能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至抗美援朝都不能幸免；出于同样的理念，他们对于《白毛女》、《沙家浜》等剧本进行颠覆，对于特别有革命性和崇高意义的文学作品从课本中出局；他们对镇压上百万太平天国兵民和镇压成千上万义和团人群的曾国藩、李鸿章等都给予了重新评价，扬幡招魂进入了课堂；他们对上至慈禧、袁世凯，下至恶霸地主刘文彩涂脂抹粉……。连到那些近代史上早已被人民唾弃了的人物，如卖国外交家曹汝霖，“也有着鲜为人知的一面”（10.9.1.中国青年报），复辟大帅张勋，“是个京剧迷，在梨园圈的口碑不错，为人和气，不耍武人脾气，不强人所难”，“出身贫寒，所以对江西原籍的学生和贫苦人士特别照顾”（10.9.16.法制日报）。唯独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不肯放过，定是要切齿痛恨地百倍诋毁、尽情嘲讽、竭力妖魔化！他们对反动派能粪坑里掏香蛆，对毛泽东会从鸡蛋里挑骨头，立场何其明确！我们千万不能认为，这只是与毛的个人仇恨，不，毛是代表了十几亿人民。他们的目标已经不是搞不搞运动，而是“告别革命”。“不再搞运动”与“告别革命”有着一致性，叫嚷告别革命与叛变革命并无二致。而且远不止此，而是要反攻倒算、清算革命！是的，在毛时代，有时候对待文人似乎苛薄了些，但现在大家睁眼看看，确实出现了一批非常可怕的无耻文人；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十分信服当年毛泽东对这一小撮人作出的判断！

　　至于当年曾经对中青年知识分子提出“有红又专”的要求，意义是十分深远的。难道不让那些有高学历、高技能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去和工农兵结合，懂得为人民服务，而是白天一头钻进钱眼，夜里娱乐场所放荡，拼酒拼到凌晨，醉驾上路来个几死几伤的好？又如，两伙人夜生活，喝酒到凌晨三时，发生了报纸标题揭示的：《美女到底该喝谁敬的酒？9个男人此处大打出手，结果是二人受伤，一人死亡》，死亡青年还是南开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10.11.28.杭州日报等）。——试问这是怎样的人生？要知道自从这个正确的口号被摒弃了多年以后的现实怎么样了呢？诚如有同志撰文直言：今天有些知识分子毫无廉耻地获得灰色收入，拿红包、骗经费，教授忙于捞外快；造假凭证、做假广告，推行有毒食品和伪劣产品，等斯文扫地的行为，还有制造冰毒、麻古的毒品罪犯，都必须有知识技能的人做得成的；更有的人被帝国主义“洗了脑子”还不知情，甘愿为他们效力，个别人为了贪图钱财做了政治汉奸和经济汉奸还自以为得计。这绝不是笔者的杜撰，09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龚震的文章提出了有力的责问：“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众所周知，养猪户不可能想出什么东西能够让猪长出更多的瘦肉（放瘦肉精），养鸡场老板也肯定不懂什么化学成分能让蛋黄又好看又流油（放苏丹红）。所有这些都具有一定的科技，普通人没有本事做出来。”又如10年6月13日《今日早报》，刊登题为《1.6万元的治癌药物只卖1600元，杭州破获一起特大制售假药案，主犯是全球著名制药企业首席科学家》，主犯“丁某是成绩卓著的旅美博士后，学成归来，在国内申请发明了多项专利的科学家，但谁又能想到，他最后一个身份居然是地下制药工厂的幕后老板，一个高学历、高智商的假药贩子”。再如09年7月15日《都市快报》刊登一篇题为《力拓的电脑里藏着间谍案的秘密，中国钢企老总不知道的，他们全知道。6年间中国多支出7000多亿元》，代表澳大利亚在中国的销售方胡士泰原是北大高才生，代表中方的进货全权谈判人谭以新则是清华大学尖子生。由于不再讲“世界观”问题，近年闹出了一些知识分子败类罕见的丑闻，据10年9月19日《钱江晚报》报道，一位上海专家到常州作报告主讲人，临开讲时专家失了踪，为担心专家安危慌忙报警，事关重大，警方启动了全城搜索，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专家卖淫窝点被抓，这时正在派出所接受审讯被关了机。——雄辩地证实了当年毛泽东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或丟了做人的底线，是十分可怕的。

　　有人一度讥讽“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如果单独抽出这句当然是错了（总不能说“知识越少越好”）但若连接其前因，说是知识分子一定先要懂得做正写的“人”，如果是个极端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灵魂丑恶的人，那末说他“知识越多越反动”又何错之有？

　　人们还可进一步想想，自从骂臭了、打倒了这可恶的“思想改造”以来，情况变得怎样了呢？腐朽思想自由泛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唯利是图、不讲道德、强食弱肉，这些无形的屠刀，无味的毒药，坑害了、侮辱了、害死了多少人、多少个家庭？可谓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贵贱，家不分老少，多少人走向了邪路，多少人陷入了歧途，多少人被他人所害，多少人害了人又被人害，多少人害人同时又害己？所有这一切，那些污蔑诽谤“思想改造”为“不人道”、“无人性”的精英们，能说得清、道得明吗？

　　不要说“思想改造”不提了，连到“思想教育”、“思想工作”今又何在？“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作出这个结论已二十多年了，局面有任何改变吗？在电视新闻里天天能看到会议活动的报道，但在许多单位里领导对群众除了压任务，就是“好好干活”，级职相差无几的或比较亲近的同事开个包厢、口称“哥们”、嚷着“不醉不散”，代替了日常的思想工作；有的单位，在职干部缴纳党费一年半载在工资里代扣一次，从前在战场受重伤牺牲时交出最后一笔党费以及王愿坚的《党费》精神今又何在？有的机关，退休党员过组织生活或旅游景点，或喝茶谈天，或搓搓麻将、打打老K——政治组织已彻底淡化了政治。若说思想工作“薄弱”，怕是估计高了。怎么个“薄弱”？哪怕是“薄如纸，弱似羽”，也总还有一丝丝儿吧？荡然无存了！看了《一月，我省481人命丧车轮》（受伤1869人）的消息（09.2.18.钱江晚报），不禁使人联想，若在以前有党团工会小组的组织生活，经常有政治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似做人不自由，但“死亡的自由”却大大降低了。从前在工人心里充满了荣誉感，就是在农村的教育也是紧扣“种田为革命”、“站在家门口，望到天安门”，农村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而今只要在中小学生中搞个《问答卷》，问他们将来的志愿是什么，几乎没有人选择当“工人叔叔”、“农民伯伯”的。从前大学生在校期间，凡有工农家庭去探望，多数会显得高兴，曾发生个别学生怕失面子讨厌农民家长探望，被当作典型在报纸上僻专栏组织讨论，批评这种“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不健康思想，而如今，厌娘土、怨爹苦，反对父母进校探视，已成为最“常情”了；从前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主要观念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学成后为建设祖国、为人民服务多作贡献，目标明确。而今，“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呢，竟有八成表示大学生活‘郁闷’，校院自杀和刑事案件前所未有地此起彼伏……教师不少成为‘知本家’，大学生羞于谈思想和追求，谈道德情操几成笑柄，似乎只有谈赚钱时，才会得到别人认同，有钱的‘成功人士’成了大学生的楷模，却完全不问是不是于国家民族有利。革命告别了，理想也告别了。”（引自王盼等11名大学生上书文化部《严打<色戒>汉奸文艺》）。

　　“思想改造”受攻击，“思想工作”被淡化，势必要牵连到曾经的知青们的“上山下乡”运动。当年城镇大多数是多子女家庭，每户将考不上大学的青年，按政策留城一个，其余的都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这从近处说是暂时缓解人口膨胀过快形成就业难的压力，从远处看是使这批青年经风雨、见世面，得到锻炼的健康成熟的战略。党和国家对这一代青年是负责任的。在集体农场、建设兵团中有健全的党团组织和集体的政治生活与文体活动。插队落户的一批，下面有公社、大队、生产队负责安排，有住户农家大伯大妈的照顾，知青成了城里的家与农村住户的家，双方走动的桥梁和纽带；在父母的单位有专人负责定期下访，下乡人数集中的厂家配有专职干部长期驻扎在知青点（社，队），厂党委把讨论下乡后的知青工作放在议事日程上，以确保其父母们安心生产，工作是井井有条的；有下乡知青的厂家，还按自身行业的条件积极支援挂钩的社队（如缫丝厂将大量的废脚料运往农村作肥料，机械系统武装社队企业并派员指导生产），成为农业支援工业、工业支援农业互动的一种有效形式。同时，国家对知青采取了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如发现有个别农村干部对女青年性侵犯，处理是十分严厉的，判刑特重，故被称之为不能碰的“高压线”。当然，这般史无前例的又是全国性范围的持续多年的运动，发展是不平衡的，困难一定是有的，不出一些问题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曾接到福建省莆田县城效公社小学教师李庆霖的一封信，反映他插队务农孩子生活上遇到的困难，看后流下眼泪，彻夜不眠，看了三遍半才写回信：“寄上三百元（稿费开支），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73年4月25日复信手稿）。这件事说明知青工作的艰难程度和党的良苦用心。历史证明，这一代“50后”、“60后”的知青们，有了书本知识，又有了社会实践，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挑起了社会重担，有相当多的人担了大梁，他们当中有部长、省长、将军、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事业家、企业家……几乎每个领域、每条战线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他们深深地怀念和珍惜着，那一段既是艰苦年华又是峥嵘岁月的历史。如今，农村已普遍单干或土地流转成老板化，这种机会已不可得矣！笔者有一位当年的知青朋友，不乏才华、颇有思想，会写诗歌又会写文艺评论，在出版单位属于业务上称职的编辑。但是在他中年以后却逐渐沉沦，觉得手头的工作没有了意义，经常自问：“我是在干什么？”“我是在为谁服务？”，于是先告病退养，后提前退休，基本上断绝了与人群的交往，过着单身，整日沉湎于电脑炒股，一静下来就觉着十分乏味，以酒消愁消不了愁，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是“众人皆醉我更醉”，有一天他上得门来闲聊，临走时说了一句令我十分震撼的话：“×兄，我一生最庆幸的，是我的青年时期能在毛泽东时代度过！”听得我心里酸酸的，待到他离去后，我几乎要大哭一场，因为不知何故，我忽然想到了梵高、龚自珍的晚年……。当代知青出路何在，前途在哪？看看这几天的报纸就不难明白：一则报道来自改革开放最有名的浙江温州，标题为《1102名大学生竞争8名掏粪工岗位》（10.6.24.浙江《青年时报》），不是看不起掏粪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掏粪工时传祥，因评上了全国劳模而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国家主席直接交谈（各报刊有照片），问题是掏粪工作真要大学文化吗？这1100多名大学生真的是改变了观念吗？再一则报道出自市场经济前驱的广州：《亿万富翁选妻，美女蜂拥而至》，说的是有18位个人总资产不低于5000万的富翁招妻，条件是年龄比富翁“小于20岁”、“身高1.65米以上”、“身材要‘黄蜂腰’，‘蚂蚱肚’。”应聘第一关就是通过风水师看相，不具“旺夫相”的就立马淘汰。如同物色珍宝玩物和选配良种母体。这般损害当代知青人格尊严的活动，消息称：“仍有超过千名的单身女性参加广州区域第一轮海选”（10.6.21.《羊城晚报》；6.22.《青年时报》据《广州日报》）。笔者行文至此，已是欲哭无泪了。因为不知何故，我忽然想到秋瑾、宋庆龄、何香凝、杨开慧、邓颖超、康克清、蔡畅、蔡特金、史沫特莱、寒春——这些中外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们，难道白牺牲、白奋斗了！

　　末了让我们用一段对话来结束本章节吧。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说：“知识分子就应当刻骨仇恨毛泽东。哪个读过书的人认为毛泽东伟大的话，你的书就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我的回答是：“你袁腾飞的书读到狼肚子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