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运动使人不敢讲真话了？ 有这样的事实。运动本是一种民主的形式，有时候却导致了民主的反面，使得一些人讲违心话、假话，这实在是很深的教训。其实分析起来，被定为“假话”的真的假话确是不少，但有部分则是受了当时认识水平局限，误以为是，或人云亦云信以为真。比如有些人在反右运动中批判别人的上纲上线，是出于当时对问题的认识，他内心里确是这样认为的，但后来随着对反右扩大化的改正，证明他当年批判人家的话是错的，这应该是“错话”而不属于“假话”。错话和昧着良知故意讲假话，是有所区别的。可是有时真正的假话确实不少。通常说的被迫（为保自己过关）讲假话，或主动（为表现自己）讲假话，主要是指“反右”扩大化以后，历“反右倾机会主义”（很快纠正），延续到大跃进中的“拨白旗”，那二、三个年头，确实和搞运动出偏差有关。全党应该永远吸取这样的教训。 然而，讲假话都是运动的缘故吗？不搞运动，假话就少了吗？搞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真话不多，假话不少”。理性地回顾那时的讲假话，只局限于部分干部和知识界部分人，在虚报成绩和有些问题的政治表态上，在全社会，在普通老百姓之间并不突出。那时候整体的道德风尚还是高尚的。而如今，一面为了否定以往的运动推出“真话大师”、高举“真话大旗”，一面却是假话更多，多得泛滥成灾，多得渗透到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次，而且不只仅是停留在“话”面上，而是发展到假行为、假动作、假事物、假事业，严重地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各行个业。什么，假药、假酒、假烟、假疫苗，等等无孔不入的假商品……，还有，假文凭、假论文、假护照、假牌照、假身份证、假结婚证、假合同、假书号、假钞票、假火车票、假发票、假邮票……，还有什么，假记者（假报刊社）、假医生、假救护车、假警察（假警车）、假军官（假军车）、假律师、假法官、假大款（假富婆）、假和尚（假尼姑）、假华侨、假海归、假导游、假考生（抢手）、假学历、假年龄、假叫化子、假列车售货员、假残疾人、假高干子女、假国民党将领遗孤、假清朝皇族……，又有什么，假夫妻、假离（结）婚、假孕妇、假病号、假美女（男）、假犯人（顶替）、假虎照（周老虎）、假古墓……，再有什么，假唱、假广告、假新闻、假中奖、假欠费、假受业、假救济、假统计、假赌本、假政绩、假破产、假官司、假打球（足球）……以至假企业单位、假事业机构、假政府部门、假招商引资（投资、合资）、假项目、假招生……无奇不有的假人假事假物假现象，真是层出不穷，假像环生，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无微不至，林林种种，防不及防，道不胜道……这才是真正的“积重难返”，一个“假”字怎生了得！（注12）于是出现了山寨版的打假独行侠，靠打假谋生而又扬名天下！于是有关方面特意设置了专门打假的机构，可是有些地方竟然变成了“假打”，好处到手，大事化小，甚至养假护假。如果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告别革命”思想统帅，是无产阶级政治而不是金钱主义挂帅，会呈现这种局面吗？一旦“告别革命”了，“崇高”即便不“躲避”，也“崇高”不成了。新的社会道德体系到了崩溃边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到了最低点，单就造假证一项，从破一个案子中获悉“从出生到死亡，人一生要用到的所有证件都被造假了”，有卖方市场，必有买方市场。真说得上，没有多少事物不造假，没有多少事情敢相信，没有多少物品敢放心。个人电话、手机里有欺骗，家庭信箱里有欺骗、报纸上有欺骗、广播电视中有欺骗，一个人不断地被真假莫辨的言行、捉摸不透的信息，所围困、所骚扰，深感生活里陷阱多多，真乃不胜之烦，不堪之累……。情况到了这般田地，单凭一句“讲真话”就能了得？ “讲真话”曾一度呼声甚高，曾有人以此为“大旗”，大得人心；曾有人“曲不离口”言必称“真话”，时尚之至。应该说，提倡讲真话是顺应了民意的。“讲假话，害人又害己”，这是毛泽东说过的，他老人家若在世必然会同意的。只可惜这个正确的话题，后来被“精英”们偏了题。就是凡讲毛泽东本人、共产党历史坏话的，不论对否、实否，就统统归结于“讲真话”，即便造谣也被定为“讲真话”，有勇气“造谣言”被称之为“有勇气讲真话”，而且感到特别的兴奋；在这里，“讲真话”成了非毛、反共的专题节目，成了非毛、反共的代名词，不然，为什么本文上面例举的“假象万千”，不出现在这些对假话“深恶痛绝”的“祖师爷”们的话下和笔下的批判呢？他们的耳朵聋了么，眼睛瞎了么，握笔的手麻木了么，不看报纸么，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么？……讲真话，对于世人来说是起码的道德行为准则，就共产党员而论关乎党性的纯洁性。然而，请那些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特权的“精英”们扪心自问：时下的状况离“讲真话”的要求究竟是近了还是远了？……当然，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人们最担忧、最痛心的还是政治方向的假，政治制度的假。“万假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政治”。那就是名为“共产党”，干的是全民资产私有化；讲的是特色社会主义，行的是资本主义特色；名为“以法治国”，实践中与《宪法》的第一条就大相径庭，写的是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实际生活中工人农民最无奈；党旗标志的是“铁锤”与“镰刀”，现实热捧的是轿车别墅与股票美钞；由少先队唱的队歌是“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影响的是：当官、发财、成大款；国歌的歌词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现实的方略是与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共谈“国际接轨”、“合作伙伴”、“世界和谐”……“千假万假都不怕，只怕政治最大假”此话最不假！政治这个灵魂一假，再来念叨“讲真话”，言不及义，空口白话。 6、运动伤害人多，不少人“家破人亡”？ 如果是指导思想、路线、政策错了，必然出问题；有正确指导思想与路线政策而得不到贯彻，在各级领导层中混进了思想不纯、素质恶劣者以至有坏人掌权，也会发生这一类问题；尤其是在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产生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正确路线受到资反路线严重干扰，那问题就大了。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就要发生不幸事件。比如在“文革”中有人被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以“现行反革命”名义处于极刑，后果恶劣，令人发指！严重地违背了毛泽东关于政治运动的政策规定，这些人没有搞反革命武装暴动、没有行凶杀人、没有爆炸破坏（即便如此，也应放到运动结束走法律程序），就算政治、思想有严重错误以至反动，能有死罪吗？有真理就驳倒他呗！毛泽东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以及“到运动后期冷处理”怎么不体现？把事情做绝了，误杀了好人，留给以后的“平反昭雪”也只能是有名无实，挽回无多。这种“左”得疯狂的犯罪行为，倒真必须“发誓不能再搞”了。党内路线斗争，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不是叛国投敌，分清原则是非后还得安排职务，把人长期关押，以至把人搞死，教训可就深了。“文革”前期，先是有形左实右的资反路线，转移目标，把水搅混；后由极左派，大搞扩大化，扇起无政府主义。一时间乱象环生。毛泽东、周恩来预料不及、鞭长莫及。错综复杂的局面，从未见过的凶猛势头，超出了具有书生意气的正直文化人的承受力，在不堪困惑、迷茫、屈辱的精神压力下，采取了以死解脱的悲剧，造成老舍、傅雷等多位优秀文化人士的自尽，是历史的伤痛！在“文革”中发生这种情况，既是对他们本人与家庭乃至国家带来严重损害，同时也是对“文革”的玷污，是“文革”的耻辱！只要冷静思考，发生这种情况，多半在“文革”前期的1966年6月至9月或稍后，正是资反路线与极左思潮犬牙交错的阶段，往深处看，也可以说是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反动。当然，按毛以往的一贯态度，他老人家若在世，也是会承担责任的。 但这一些都不是运动的本义，也不是运动的主流。特别是在党脱离了早期幼年盲目阶段后，多数运动的主流，都在不同程度上使干部起到整顿思想作风、健全革命队伍的作用，受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受到不脱离群众批评监督的教育，受到拒腐防变、不搞特殊化、防患于未然的教育，受到热爱劳动、能上能下的教育；对多数干部“洗手洗澡”轻装上阵的同时，也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处分了极少数犯错误的干部，惩治了极个别坏人，保证了革命队伍的（相对）纯洁性和先进性。在那相当长的岁月里，良好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是明证。相比于“发誓不再搞运动”，等到一批一批的人前赴后继地发展到“里外烂透”、“不可救药”、“触犯刑律”时，不教而殊，落了个上法庭、下大狱、赴刑场，试问，伤害者的程度何者为重，伤害到的人数何者为多？可回答的是，在“发誓不再搞运动”后的年代，不再是刮一阵子风，不再是“文革”式的冲击（先打倒、后解放），而是真正中箭落马、彻底打倒的干部，比之搞了运动的毛时代要多得多。真可谓“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揪出来的人（双轨、受处分、判刑），仅登在报纸上的，往往同一天同一份的报纸刊有多起，甚至同一版面就有数件，而且不少还是窝案、串案，一案多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几十人。窝案突出的例子，湖南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媒体报道的标题是：《进了这个单位想不发财都难，集体领导班子就像一个分赃会》，才700多人的单位就有100多人贪污受贿被查处；《重庆一个县一锅端了三十名贪污校长》事发酉阳县（10.11.23.及10.12.1.都市快报）。有某个地级市，曾流传进监狱的领导干部，可以在里面召开四套班子（党、政、人大、政协）会议，或前届市委常委扩大会。腐败如污泥浊水泛滥到各行各业，泛滥到非经济领域，体育界涉及到运动员的受贿，使中国国家足球很是受伤，进监狱的裁判、领队、教练、球员应有尽有，被伤透了心的球迷说成“监狱里可以办足球联赛了”。手头有现成资料告示：“从92年到05年，这十四年里，国家干部受党纪处理的有200多万，其中多数是贪官，平均每年十几万人，每天有400多人受处分。有省委书记、省长、部长、省人大主任、省政协主席、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长。”“据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统计03年12月至04年11月，结案16060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164831人，其中县处级5961人，厅局长415人，省部级16人。”“北京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张凤朝在介绍04年北京国资系统反腐工作情况时说：04年北京国资委系统共排查处理突出违纪问题61件，88人被开除党籍。”（摘自05年第4期《文萃》）；09年底公布河南有18名厅级干部受刑责，重庆“规划系统腐败案”直接牵出副厅级以上9人；03－07年五年间共有35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平均每年7人；06年湖南“郴州特大腐败窝案”，包括市长、市委书记在内的158名官员落马（10第4期、第14期《凤凰周刊》）；“根据中纪委检察部的数据，09年1－11月，各级纪检检察机关立案115420件，处分106626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3743人、如此大的‘伤亡’人数，令人深思。”（10.5.11.人民日报）。再有几条随手得来的新消息：“杭州市09年1－10月，处分干部614人，县处级25人，追究刑事责任138人”（09.12.2.都市快报）；“09年浙江省查处2235个贪官，处级以上245人，厅级16人”（10年6月21日《都市快报》）；浙江省10年8月间通报十大商业贿赂案，自06年至本年6月底“总计42名厅局级干部因涉嫌商业贿赂而落马。”（8月31日浙江日报）；而且这股前赴后继的势头并没有减弱，在后浙江省有关方面又通报“10年1－10月共有4726个党员干部被处分，其中地、厅级10人，县、处级88人”，其中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仅1－7月份就有211人被立案，涉及贪污受贿的占155人（10.11.12.及10.11.19.都市快报）。 在浙江出生、成长，做官从浙江做到北京的陈同海，在青年时期勇于冲犯“四人帮”招至命悬一线，后来因祸得福迎来了好运，然而又福中伏祸，英年阶段在社会“转型”的“宽松”环境中被美国前国务卿杜拉斯争夺去了，跌入了腐败深渊，有人再怎么费心机，至多只能逃过一死——而政治生命的死亡已万不可免……。逃过了“文革”而逃不过（“资改观”）“改革”的，陈同海现象十分发人深思。“左”比右好，不对；右比“左”好，也不对。被运动的利剑伤了，还有机会控诉，政治斗争中受挫，弄好了还能当作政治资本；温柔的金钱美女如给人梦幻的K粉，让人自取灭亡而有口难辨！陈同海一案，结案之后，有人写作品，只写他早期和“四人帮”斗争并遭迫害，而不写他后期在社会转型时资产阶级思想恶性膨胀中蜕变自毁的过程，只写他反对“文革”，而不写他最终丧在“文革”的反面，不全面且意义不深。陈同海出身于光荣的革命家庭，乃父生前深得人们敬重，其本人青年时期不失为一块“好料”，最后落此下场，说到底也是牺牲品！ 当然，不论怎么说，不能错误地认为凡过去的运动对人的伤害是合理的，不能认为过去运动本身的错误与造成的损失是可以忽略的，而是要认真总结教训，使错误越小越好，犯错误时间越短越好，纠正偏差越早越好，损失越少越好。总之，过去运动中出现过极左行为，发生过扩大化，但决不是运动的本义，不应该认为是运动的主流。应该说，自从毛泽东成为全党领袖以后，情况大有好转，运动中一旦发生问题纠正得也快。到了建国以后，除了“反右”运动扩大化由于面临特殊的年代（“文革”受挫，延长了纠偏时间）改正得太迟，多数运动几乎都是“先紧后松”、“先严后宽”，被戏称为“高高举起”（运动初期）“轻轻放下”（运动后期），绝大多数同志到运动结束时都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叫做“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做到了“团结——批评（斗争）——团结”，而实际上对不少群众七嘴八舌的、“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问题，都是“一风吹”的。因此那个年代，在运动中常用的话语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任何考验，既要经得起在敌人面前的考验，也要经得起自己队伍的考验”，任何时候都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自己”。许许多多的革命同志，都是本着这种信念考验过来的——在革命队伍里，凡有一定革命经历的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这种历炼，尽管有时要被贬称为“运动员”，但毕竟是更坚强、更成熟了，他们戏称是“脱裤子割尾巴”，或者是“洗了一个热水澡”。在运动中固然有时会发生暂时性局部性的“洪洞县里无好人”（“左”得头脑发热），演出《三岔口》（误会中好人斗好人），但主导面毕竟多数是演的《三娘教子》（打在儿身，疼在娘心），以达到干部终生不出《霸王别姬》（家破人亡）的目的。教育与挽救干部的用心何其良苦？当然，遇上真是有严重问题或有严重罪行既讳疾忌医又不思悔改的人，对于搞运动始终是特别惧怕与强烈抵制的——这显然是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心态的。 曾几何时，已不只表示不再搞运动，而且更进一步的在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战线奉行了“三宽”、“不争论”、“重在建设”的方针。试问，马恩列斯不参加争论，能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批判，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会自动消失吗？“不破不立”，不清除地基上的堆积物与稀松土，能建设高楼大厦吗？这就是“发誓不再搞运动”思想延伸的反应，确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有一些人，天天在向着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交锋，没有停止过对着信奉此道的人们开火！魔杖一指，方向大暗，飞沙走石。随之而来演变出一个大量伤人、大批死人的界境。不是吗？若论在人的政治生命的毁灭，肉体生命的消亡，事态的发展，竟是在“不再搞运动”的年月严重得竟与西方政客、中国“精英”们倡导的“人性”、“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开着国际大玩笑。事实竟是如此无情。在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的变化中，人们的地位两极分化过程中（姑且不称“运动”而称“过程”），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的转化过程中，在观念“变更”、道德滑坡、世风日下、心态失衡的演化过程中，患上了严重的“非典型性资本主义复辟综合症”。严重后果，因无法统计数据，只能以现代版的《天问》形式发问。中华大地三十年来：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一批一批的贪官污吏揪出来（双轨、处分）的与倒下（判刑）的，共有多少人？“赌博害人猛于虎”，由赌博引发次生危害、社会并发症，致使行凶杀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有多少人（注13）？由于无序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经营方式，不断流向市场的制假造假的伪劣食品、有害药品和有毒用品，坑害了多少人？因贪官奸商相勾结、老板包工头偷工减料，造成堤坝、桥梁、住房等各类豆腐渣工程的坍塌，害死了多少人？私有化官有化后，某些资本主义和企业高管的贪得无厌与行政执法部门的不作为，无视劳动保护，不顾劳动法规，不管职工健康安危，劳动者们（包括童工）累倒猝死、劳力透支病死、工伤事故致死、职业病拖死，有多少人（注14）？由煤老板贪婪，主管部门乱作为，或官商一体非法开矿、违法运营、犯规操作，产生的矿难，全国死伤了多少人（仅山西襄汾溃坝事故死亡276人）？因腐败原因，驾驶员考驾照条件把关不够、培训不严、考试作弊，以至买卖假驾照，要钱不要命驾驶待修车与疲劳开车，为了多赚钱超载客人与多装货物的，“过把瘾就死”的醉驾与飙车，有财有势有持无恐的开“霸王车”，而连年引发的交通事故，死伤了多少（注15）？由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甚至里外勾结，规章走形式，执法者犯法，使得一些违法经营引发爆燃爆炸、集体中毒，丧亡了多少人？因吸毒贩毒现象死灰复燃，吸毒者、贩毒者，及其受害的家人，再有次生出来的艾滋病患者，一共毁了多少人？每年在惨遭歹徒抢劫行凶中死亡，尤其是滋长出黑恶势力死在他们手中的，有辜者（互相残杀、黑吃黑）与无辜者，有多少人？遭遇不良分子拐卖妇女儿童陷于“悲惨世界”的，有多少人？在市场经济面临负债破产困境中、“你死我活”、“你死，我也不活”的，竞争中和经济纠纷中，自杀、或互相厮杀、或雇人凶杀，死伤了多少人？因钱迷心窍，人性扭曲，血头与血库主管相勾结，造成×省“艾滋病村”、×市肝病传播，危害了多少人？因赌博性炒股、疯狂型团伙传销活动、高利贷集资诈骗案，家败了多少户、死亡了多少人？因各类媒体的长年宣扬色情、暴力，灌输江湖义气，显彰黑恶势力，影响青少年走向劳教所、监狱与刑场的，有多少人？因农村从新退回单干，行政服务重心转移，基本医疗保障弱化，看不起病，死亡了多少人？因失业等原因，生活陷于困境，或因找工作太难、剥削太重、劳动太累、日子太苦、精神压力太重而心生忧郁，走上自杀的有多少人（注16）？因失去人生航标，失去精神依托、失去生存保障，失去做人乐趣，进而失去人性理智，莫名迁怒社会而“报复社会”，采取“同归于尽”的疯狂行动，一共死伤了多少人（注17）？……还不包括因卖淫嫖娼，放纵生活“及时行乐”，不健康的爱情观，扭曲家庭的婚变，赖债讨债，盗墓挖宝文物走私，以及窨井盖被盗，烂尾工程水塘溺童，等等，等等引发的命案（注18）……够了，够了！面对这一排串“不争的事实”，我却无法说出确实的数据，我只能对天发问，《天问》！《天问》！！ 当然，凡此种种，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历史阶段，再怎么的“太平盛世”，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更不可能永远绝迹；问题在于高发之多，突发之猛，爆发之烈，情节之恶，趋向之坏，堪属反常，不能不引起社会良智的深深忧虑和认真思考！ 从前经常听说到的一句老话，“弄不好要人头落地，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放到心里去，而且只是作了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理解。错误地认为即便人民政权被暴力推翻（又认为“万不可能”），对革命者和一部分积极分子进行血雨腥风的镇压，人们也会奋起抗争，决不会任由肆行；从而忽略了在和平环境里的这种广义的政治生命与肉体生命的各种形式的非正常死亡——即另一种意义上的“人头落地”，真应了“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注19）！在这里，不妨再作一个比较，与某些人诅咒的因搞了运动所谓的“专制年代”相比较，历年被判刑在监外执行的、在监狱里服刑的，刑满释放的，究竟哪个年代多？多的程度有多大？不仅是量的问题，还有个质的问题，以前是“外伤”多，如今是“内伤”多；外伤是外加的，多数可治好（即平反），内伤是骨子里病了，多数难治——即使采取变通灵活的办法，给予“经济犯（基本）免死”、“缓期执行”、“保外就医”、“假释”、“提前释放”，算是“便宜”了，但作为政治生命的党籍、公职总归是结束了。这些逐年大幅度增加的、日积月累的社会消极因素，又由于监狱本身有腐败，较难使犯人转化为积极因素，前景实为堪忧。如此“不争的事实”，某些长着“聪明”脑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界、社会学界、法学界、文艺界的“精英”们，难道真的不清楚？！ 凡是固要观其名，更要求其实。阶级斗争，及其斗争形式的“政治运动”，在字面上看似“利剑之锋”，实是客观存在，大如唯物史观之反应，小似“苦口良药”之功效。由智囊团和国策《报告》起草者们提出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论其名确是美妙动听，但求其实却是“镜中花，水中月”。道理很简单，深重的剥削，职业无保障，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强食弱肉，金钱主宰一切，财富两极分化，人分三六九等，偷抢诈骗横行——在这般的生活状态下，能够少一些焦虑感压抑感就算不错了；一家企业连续出现职工十三起跳楼自杀，最起码的“幸福、尊严、公正、和谐”尚且难求，何来“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四个“更”，不是“更”不着边际了吗？ 对以往的运动，说清了六个问题怎么看，借于正本清源、明辨是非、看清方向，为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政治运动正名，为之恢复名誉。总的结论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历次运动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人们可以作不同的评价，但容不得国内外反动派的玷污！（原文标题：论群众运动——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人）（未完，待续） 附录：背景材料与注释 注10：莫怪当下老百姓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首先不是所有人能经常吃肉的，贫困地区贫困人家逢年过节难得吃上肉，气不顺，骂几声娘也情有可原；能常年“吃肉骂娘”的概是有中产以上固定收入的那部分人士，他们的骂娘，恐怕不是“嫌生活穷”，多半是针对诸如分配不公、风气不良、治安恶化、官员腐败、机关不作为等等，针对经济生活指数上升与幸福质量下降的反差，这种骂娘并不全错；何况，总有一些人除了吃好穿好，还有思想，还有追求，古典小说《水浒》里的晁盖、宋江、柴进都不是愁吃肉之辈，旧中国有大批不愁吃肉的富家子弟投奔共产党根据地、参加游击队，也不是为了找肉吃。一位大领导大骂魏巍“活得不耐烦了！”，魏就凭老资格的将军级的军旅作家的待遇不愁没肉吃，无非也是有崇高的理想和执着的追求——“理想高过天，大肉不可比”，不接受“招安”罢了，错了吗？至于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已不是常规性的吃肉，而是无所不吃、吃出稀罕、吃出名贵、吃出水平、吃出地位、吃出面子、吃出绝招……例如2010年第24期《中国新闻周刊》刊登李磊文章，披露“近日，山东省粮食局一顿公款消费”被曝光“12个人总共吃掉14810元”。据称这不是个案，而且还是“小儿科”的。——老百姓岂能不骂娘乎？ 至于各式人等吃肉又骂娘，主因还是幸福感、安宁感的缺乏保障。思想道德退坡、社会风气腐败、精神世界灰色、生活方式低俗、生存秩序混乱，无可阻挡、不可避免的或早或晚的威胁着、冲击着每个家庭。如不同等类的人身与精神伤害：被车祸或酒驾出事，因财富害人或被害，担忧家人在经济问题跌跤，婚姻不稳引出烦恼，家庭变故带出案子，争夺遗产六亲不认，赌博与酒醉闯下大祸，被诲淫诲盗陷于没落，身不由己应酬吃喝和过度夜生活而胖得发愁、病得要命，等等，等等，如同一张大网罩在每家每户的头顶，富人穷人都要担心，仅仅是遭遇因人而异，表现形式不同，即使这一代侥幸，也难保二代、三代——因为家庭教育和长辈人格影响与社会的诱惑绝不能成正比。面对这般的真实世界，人的肠胃再有肉吃，心气却不会顺，于是放下筷子骂娘也就难免了。 注11：要说日子不安宁，实是在“走上邪路”之后。不安宁的事例比比皆是。如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因违法犯规发生特大溃坝事故，死亡工人276人，受处分干部22人（若在运动中，一时一地死亡几百人，打倒几十人，那还了得！），这批死者家属、追查责任和执行法纪的人、被问责处理的人，日子能安宁吗？成千上万沦落风尘的黑夜“站街女”，死了也白死（常因身份不明，较难破案），提心吊胆的过着屈辱的日子，能安宁吗？社会的不幸，受害最早、最重的必然是妇女儿童，乃历史规律，09年6月29日《报刊文摘》报道近十年广东东莞失踪孩子逾千人，家长们在奔走呼号的绝望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的“寻子联盟”，这些孩子还能找到吗？孩子的父母与奶奶爷爷们的日子能安宁吗？某一居住户，离开了一天，三层楼房被拆成了废墟，没有人出来认帐，开发商和相关官员躲在幕后，受了这般损害还一时找不到说理的主儿，甚至屡屡发生因强拆强迁被逼得点火自焚的惨事，这日子能安宁吗？（09.7.12.钱江晚报）。家有年轻子女上班到时不归家，在家的老人（尤其已到深夜）就会担心，若手机也联系不上，就要焦急万分，这日子安宁吗？ 注12：关于社会行假，二、三十年来越演越烈，有如扑不灭的山林野火。大体可以归纳为几种类型：扩散型、规模型、奇特型、尖端型。 扩散型，也可称蔓延型。就是不断渗透到新的领域，经常爆出冷门。如《巨额美容针竟是假药》，美容几成毁容（08.7.12.钱江晚报）。《假冒眼药水里竟含兴奋剂》，报道的是江苏破获一起涉案金额一千万、销售网点涉及22个省120多市（县、区）、涉案人员142名特大制售假药“蚂蟥眼药水案件”（08.5.14.今日早报）；《61人治眼治出‘眼内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确认使用了假药》（10.9.23.都市快报）。《慈溪一个小作坊查出52万只假安全套》，“危害是起不到避孕和防止性病传播的作用”（08.6.4.都市快报）。《大连狂犬病疫苗造假追踪，数万问题狂犬疫苗已被注射》（09.3.2.今日早报据新华社）；《广西来宾查出千余份假狂犬疫苗，涉及11家卫生院23个诊所，五岁男孩注射后死亡》（10.9.27.导报据新华社）；《狂犬疫苗开水兑药制成》（10.10.11.报刊文摘）。《假种子致270亩地颗粒无收，种粮大户自缢身亡》（10.4.20.都市快报）。《我国每年蜂胶销量三倍于产量，造假者称国内最尖端仪器测不出，蜂胶用树胶造假整整十年》（10.11.22.钱江晚报）。 规模型。规模之浩大，令人目瞪口呆。如《太原造假窝点，公章涉及几乎所有国家机构》，三、四万杖“假公章上至国家各部委，下至各省、市县，教育、公安城建、房地、卫生等执行机关，以学校的假公章为例，竟囊括了全国几乎所有高校、职业技术学院和各省市县中学。”“警方同时缴获的还有几万套假证件，包括记者证、毕业证、学位证、英语六级证、计算机等级证、建造师注册证、上岗证、操作证，以及出生证、离婚证、户口簿、驾驶证、行驶证、安全生产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等”（08.6.16.太原晚报）。如《北京有人专做“体检抢手”》，一个人每年代替100多人体检，年收入10万元。抢手小张在电话接受业务时的回答：“没问题，只要提前一两天约好，我们公司就能找一批人帮你们体检，哪个医院都行。”（08.10.16.都市快报据新京报）。《杭州城西潜伏着一个特大印刷假发票窝点，警方一夜缴获的假发票可开金额近500亿元，杭州上千家知名单位的公章这里都有》（09.6.4.每日商报）。《温州破获特大制假案，300余人做假证54.5万个》，还有“假发票368万份、假车（军）牌5.2万个、假印章1.3万枚……”（10.7.7.中国剪报）。 奇特型。就是奇了怪了，拍案惊奇。如《三个假官员抓走一个真局长》（10.5.23.青年时报），同一事件在别的媒体标题是：《“假纪委骗走真局长”发人深省》（10.5.25.参考消息）。《通缉犯落网假身份证败露，8000元购得警方制作的假证》（08.12.29.报刊文摘）。 尖端型。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大案。堪称“今古奇观”。如“三个假消防队”，“太专业了，消防隐患一说一个准，宾馆饭店娱乐场所无人不信”，“短短三个月120多家单位被骗走近40万”（09.2.6.都市快报）。还有一个假中央机关“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简称“中调局”，租用司法部老楼，冒充司法部的下属机构，章宁泉自封“局长”，机构设置局长、党组书记、工会主席、处长、办公室主任，任命书模仿国家机关的红头文件，内设部门、行文格式、组织管理、工资制度与国家机关完全一样，在全国7个省设立分支机构，在浙江就有20多家分支机构招收调查员，此外，这个“局里”还有“北京天平侦护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天平警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下属单位。局长情人（封“人事处长”）车祸身亡，在家乡办丧事，遗体盖党旗，立“烈士”墓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警察”、“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查”等字样的仿真警服雷倒真警察，什么肩章、臂章、胸徽、警号、领花一应俱全，“章局长”等人的车身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查”字样并配有警报器。这桩惊天大案，行骗长达四年，敛财1600万元（08.12.2.都市快报据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法制晚报），（10.5.7.都市快报据检察时报再次报道案子的尘埃落定）。——再有，河南人李广起营造了个假机关，气势也大得吓人。机关的名称为“国务院中小企业国际促进会”，因租了某国家机关的一个大院，就在大门口挂了“军事管理区”的牌子以装声势，给手下人的“秘书”、“团长”等人都发了军装、军衔，李骗子自穿“少将”军服……。诈骗300万元，其中是两名“官迷”上当托他跑官花钱被骗走97万元，李骗子最终被判为无期徒刑（08.12.31.法制日报、10.7.4.新京报）。将救灾款用度造假，也应归入“尖端型”，有消息：《国家下拨5906万元救灾款，陕西华阴只发下了五十万元，99％哪去了？截留挪用！》（10.10.21.都市快报据瞭望东方周刊）。 …… 凡此种种，足可写一部百万字的《造假大全》。社会生了病，违法事件遍地开花，怎能凭一句“讲真话”了得！要拷问的是，为什么谴责搞运动、赞美“法治”的社会，违法的人胆子越来越大，犯法的人越来越多？膨胀的拜金主义、恶浊的市场环境、失控的社会秩序，如洪水冲堤，冲击着道德防线，也冲击着“法制”防线，司法之堤如何承担得了？何况，司法系统也不在真空，也是社会中人，有些地段的堤坝也会不冲自垮——仅奸商丁玉海一案，就把12名厅级干部，26名处级干部，其中就有25名法官拉下了水，又怎能凭一句“讲真话”就可了得？！ 注13：因赌博引发的次生灾祸要远远超过赌博本身。08年5月19日《文汇报》一则消息，标题就是，温州《嫌犯胡宝强，因赌博纠纷作案，已造成十七人死，四十人伤》。这绝不是孤证，赌博引发不同形式的祸害，全国多矣！如：《女教师为还赌债绑架杀害9岁学生》（08.3.广州日报）；《嗜赌继父抡起铁锹疯狂劈砍读大学的儿子生命垂危》（09.2.6.都市快报）；《丧心病狂，杀人绑匪竟是对门邻居》“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马某某交代了赌博输钱、为了勒索……”（09.4.21.钱江晚报）；《瓶窑入室抢劫杀人案破获，凶手谋财害命为还赌债》（10.8.14.钱江晚报）……万恶的赌博，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非典”！有人说，仅赌博延伸、扩散的祸害而死亡的人数足可超过历次运动的死亡数，但因无法证实，只能姑妄听之。但从意义上来理解，似有一定的道理。参照古代《水浒》小说中的人物，刘唐、白胜、阮氏三兄弟，以及李逵等等，都是由嗜赌，走上抢劫、杀人放火，最后直奔梁山——优秀作品的现实主义深刻的反应，就有这般持久的认识功能。 注14：以创造“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经营手段与剥削制度，势必使因工伤亡的事故突起。城市“蜘蛛人”的一组死亡数字就是典型一例。据10.10.20.《报刊文摘》一篇题为《城市“蜘蛛人”“命悬一线”赶工时》转载《工人日报》同月15日的报道：“06年至08年北京共发生119起高处坠落事故，死亡122人。”工人指出其原因是：“按照安全规定，一个下午只能作业两次，而且要配安全锁和两根安全绳，但由于利润，老板下了死命令，要我们一个下午涮三次，而每系一根绳要多花费时间，系两根绳作业又会降低升降速度。为了赶工时，只能系一根绳了。” 注15：“轮胎底下吊冤魂”车祸这一马路杀手，使个个行人提心吊胆，城市各大单位几乎都有着这类亡灵。据报道浙江省09年头一个月就有481人“命丧车轮”，受伤1869人（09.2.18.钱江晚报）。据中国医学伦理学会副会长孙慕义先生估算，大陆每年因车祸死亡的人口在18万－20万之间（08年第34期《凤凰周刊》）。伤者当要多得多。车祸猛增与用车量猛增成正比，三十年来经济发展伴随着官员特权扩大与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用车量逐年增加，原先只有厅级干部才能叫车，现在厅级干部配专车，科级单位的头头都能用公车，至于富户私车有的一户就有两三辆，城市大街小巷几成“停车场”，停车的纠纷不断——这就是客观因素。但据称中国车祸列全世界之最，这就有道不尽的主观因素了。这种不正常死亡，假定其中十分之一属于“人有失足，马有失蹄”，“常在河边走，难保不湿鞋”，可归于“不可避免”的因素，属于“亚正常”死亡；但大部分却属于不正常死亡，是源于“非典型性资本主义复辟路线综合症”，是社会性观念性腐败所致。具体可分解如下： 1、私有化之下，企业主或承包者为获取高额利润而投放疲劳车营运；2、在“向钱看”的诱惑下，个体车主“要钱不要命”的“多装快跑”（《这个超载实在太狠了，核载38人实载102人》10.6.10.钱江晚报），开疲劳车（不及时维修）和疲劳人开车，人车双双超负荷运行；3、汽车进修理厂，吃回扣等原因，修理中降低质量，留下了事故隐患；4、身体状况不适宜考驾照的，通过不正之风取得准入证明的；5、反应能力较差，考试不合格，经“得钱卖放”，照样获得合格证照的；6、一步到位，索性买假驾照行车（有一行车人竟有三本不同姓名的假证），（10.10.20.报刊文摘披载《驾校成驾照批发市场》为题曝出倒卖驾照的利益链。）；7、社会弱化了人生道路正确追求的氛围，“告别”了“革命”，“躲避”了“崇高”之后，缺失了社会责任感，在一部分年轻白领和年轻官员以及官二代、富二代，张扬个性绝对自由，追求生活刺激，沉湎于及时行乐，或拼酒醉驾，或深夜飚车（如《河南洛宁县邮政局局长喝完酒开着公车还逆向行驶，5位花季少年被撞身亡》10.12.7.都市快报据新华社；据浙江省公安厅交管局10年11月3日通报，本年的前10个月“因酒驾肇事死亡110人，还不包括更多人的受伤、受伤致残”）；8、对于违章处罚，重钱（创收）不重纪（律），失去了严肃性（据报载浙江《德清醉酒马六，两湖边夺走两位姑娘性命》为题，披露该驾车者有“25次交通违法未处理”，能不发人深思？又据悉，江西乐平市交警推出新政：车主超载，只要预交8000元就一年不抓不罚，预交1900元就三个月不抓不罚，交警部门既可一下子弄到大笔钱，又可省得出来日晒雨淋，然明眼一看，这是个“多死人”的办法。——09.3.3；10.8.19.都市快报）……如此等等，岂能不出大量车祸？这八条都脱离不了同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即每一条无不打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烙印！换做“突出政治，思想领先”的年代，即使不能完全杜绝，也可以降低到最低程度。 笔者以为，按孙先生估计，本不该发生的车祸死亡，假定每年15万人，十年150万人（不包括伤残、重残至瘫痪或植物人），超过于三个“反右扩大化”。对过去“反右扩大化”，使一些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很受“伤”，固很不应该，因而党对之作了改正是必要的，使得（除了少数不幸早逝）多数人能够“先苦后甘”、“苦尽甜来”，在一生中有着“苦少甜多”的沧桑。但还是遭到了某些人没完没了的谴责、控诉、清算，对事态进行无限夸大，对第一代共和国领袖妖魔化。就算事出有因吧。可是，由右的环境氛围形成的“伤”，明明要严重得多，却是那么熟视无睹，那么无奈无诉，那么麻木不仁！ 注16：运动中出现较多自杀现象，要算在“文革”的前期对资反路线和对极左思潮失控的阶段，遭此不幸的知识分子居多，具有代表性的南有傅雷、北有老舍。但若单论自杀现象，在“非典型性资本主义复辟路线综合症”蔓延的世道里，自杀率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单是报纸上连续不断的有消息披露，有时一天里会有多起（有时多起自杀事件的报道，会出现在同一天同一张报纸，甚至同一个版面上）。而且自杀的面也要广得多，有经营失败的民营工商家，有畏罪的贪官。官员自杀多矣，以农业部为例，09年2月一年轻处长跳楼自杀，4月17日一对官员夫妻在家中双双自杀，报道说一个部三个月自杀三人，令人吃惊（09年第16期凤凰周刊）。还有个报道，《一个月内各地连曝五名官员自杀》，披露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赵宪春、河北蔚县教育局长葛祥、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湖南武冈副市长杨宽生、兰州市国税局副处长马兰芳，相继自杀的情况（09.12.28.钱江晚报据南方日报）。2010年伊始，又闻官员自杀的报道——1月13日，河南邓州市建设局墙改办主任刘云峰在接受纪委调查时“跳楼自杀”；1月18日凌晨，陕西省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从勉县医院住院部七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2月5日凌晨5时，广东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跳楼身亡（据10.3.5.报刊文摘）；官僚的自杀，引发了境外媒体的关注，香港《南华早报》在10年9月22日以《浙江省高院副院长自杀，自杀官员人数不断增加》为题，披露了童兆洪的自杀事件，并指出“近来，许多官员在职业高峰期自杀” ——而且对官员的自杀，往往归结于“患忧郁症”，且不论是否真忧郁症，为何“忧郁”，只凭忧郁症激增算是正常的吗？ 当然，自杀人数比重最高的，而且是高得多的，要算身处剥削制度的社会弱势群体。这些受苦受难的人，有时自杀竟会形成惯性。例如深圳昇逸酒店，两天之间两个不相熟识的女工，在同一地点的八楼跳楼自杀，前一个跳跃之前说了句“活着真累！”，后一个说了句“她解脱了！”第二天就步了后尘（09.6.15.都市快报据南方都市报等）。然而，最使人揪心的还是已引起广泛热议的、富士康的几个月内连续十三跳，一个个尚不知人间荣华富贵为何物，也不知“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为何意的年轻鲜活的生命，说没就没了——而且因为他们都是草民、贱民，不会有老舍、傅雷那样的为后人深切怀念，“十三跳”以及类似自杀身亡的草民、贱民们，他们如同蝼蚁之生，连名字过后也不会被人记起。笔者含泪深信，老舍、傅雷这两位大贤大智者倘若在世，对这许些草民们的遭遇，定会保持正义的立场。凭什么这样说？凭他们在世的人品与留给后人的作品——他们的关注民生的情怀与从善如流的良知，决不会逊色于列夫·托尔斯泰与维克多·雨果！ 注17：在所谓转型期发生的暴徒采取在人群中自杀性爆炸，或手持利器对陌生人群袭击，或对他人生命财产实行烧杀，以至血洗幼儿园和中小学，为财为忿进行灭门杀戮，等等，所谓的“报复社会”，祸及“前世无怨，今生无仇”的无辜者。岂不知被袭击的人当中有着同样陷于生活窘迫甚至更加困顿的人。这是一种有失公正，又有失教育的结果。有一句话说得对：“富人财富积累越多，穷人犯罪率越高”。广东汕头市潮南区仙城镇有一个村，人均耕地不足0.2亩，而村支书家豪华坟地占地24亩（09.4.6.广州日报）；广东东莞市有一个小镇的副镇长，就能在工业区内圈地建造豪华别墅，占地数十亩，围墙全长两公里，知情者估计“没有一亿元是造不起来的”（09.7.7.都市快报，据新华报）。相隔不久，同是发生在广东地区，一对张氏兄弟为了筹钱救治重病住院的母亲，“等死不如犯法”，竟走上了绑架他人的犯罪道路，双双获刑，令老母肝肠寸断（笔者不禁呆想：这户人家如生长在南街或华西，当如何？）。至于到了丧心病狂地杀戮公众无辜，那就得用另一句话印证，那就是：“一部分人丧尽天良，催化了另一部分人丧失人性；有了丧失良心的人，必定有失去理智的人”。辩证法竟是如此无情。但若“穷而有教”，也会找到正确方向，就会明白打击强暴者与保护人民的一致性，从大的层面讲，井冈山斗争、两万五千里长征，正是由于方向明确、纪律严明而取得的胜利。消解了“阶级斗争”观念，消解了马列主义影响，消解了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浑浑然，昏昏然，听不到“集结号”，可是“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对于面临不公平、不正义的巨大压迫所产生的反抗性却不会就此消解。当“先富带后富”并没有带到他，“全面小康”他又不在“全面”之内，“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更觉渺茫，在绝望、在漫无方向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盲动，性格弱者选择自尽，性格刚者选择与他人同归于尽，“怒从心中起，恶由胆边生”，于是就发生了诸如此类骇人听闻的所谓“社会报复”事件。 值得社会学家、法学家、以至心理学家深入研究的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这些单干或群体的恐怖事件，社会的心态只要是不直接威胁、祸害到自己，就会抱着漠视旁观的态度，恨不起来，以至习以为常。无论古今中外，都有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当局对袭击事件的打击，没有得到人民的实实在在的心理支持。不说当代的伊拉克、阿富汗，在中国，只要从现实主义古典作品《水浒》中就能找到这类广义上的真实。若就事论是，武松是个重得不能再重的杀人犯，杀潘金莲、王婆、西门庆，还情有可原，杀解差事出有因，杀张都监、蒋忠等也属活该，但杀性一起杀了张都监一门老小——包括伙夫、男仆、丫头、老妈子等所有佣人，真是十足的滥杀无辜！李逵被称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在劫法场营救宋江、戴宗时，抡着两把板斧乱砍乱杀围观群众之多无法计算，——若论直接杀人的数量，远远要超过压在他们头上的那些贪官、昏官、混官，高俅要杀林冲花了那么多心思也没有得逞。但是世世代代，没有直接受到这种恐怖祸害的人，在感情上、理智上恨武松、李逵了吗？不但不恨他们，反而恨的是那些没有直接行凶杀人或杀人比他们少得多的西门庆、张都监、高俅们，反而把武松、李逵们的恐怖行为在思想上淡化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乱自上作”。“因果关系”就是“因”在上，“果”在下。上面存在着不守法、不作为、胡作为，不公平、不正义洒向底层，下面便“无法无天”乱作为。“通钢事件”，经理被活活打死了，判了一个“闹事者”的有期徒刑，可是社会同情心，却是多数给予了后者。再如杀害13人，有“杀人狂魔”之称的成瑞龙，被判死刑，这个判决本身是公正的，但有人剖析又是太多的不公正造就成瑞龙的变态：一是上学时因调皮被勒令退学，二是当兵机会被一些关系户独占，三是老家的警察公报私仇为朋友而毒打他，四是在监狱里看到一些“丑恶”让他内心失衡（10.2.24.《新华每日电讯》）。面对如此血腥案件，点评者尚能如此理性分析，而且这种分析获得了社会的认同。为什么？ 注18：非典型性资本主义复辟路线综合症，危害所及，似同一部制造各种罪犯与死亡的机器。在生活中常常是老实人变杀人犯只几秒钟之隔，好人成坏人仅一步之遥。但在深层次，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除了那次盗墓，一辈子没有干过坏事》，原因却是“饥寒起盗心”（10.5.19.文汇报）。在媒体报道公安侦破命案、缉拿罪犯嫌疑人的常用词是：“×小时成功告破”、“仅×天凶手落网”，以示战果辉煌，可是这种成绩令人笑不起来，因为是“带泪”、“带血”的，成绩的背后留给人一大堆的思考。比如有一篇题为《悬红通缉仅一天，17岁犯人落网，无人看管的青春，广东农民工罪犯八成是留守儿童》，这个名叫杨芝星的十七岁的罪犯，一连杀了三个七岁至十二岁的小伙伴，而少年杨并非生来就恶，老师的介绍是“并不坏，也不太让老师闹心”，“有些调皮，但不捣蛋也没打过架”，六年级班主任认为“成绩一般，但非坏孩子”，初二班主任的感觉是“不会捣蛋，跟同学关系好”，但最后的下场却是可怕的杀人犯，杀人之前的身份是“留守儿童”（09.11.19.都市快报）——父母进城当农民工，为富人造高楼大厦、豪华别墅，替别人创造剩余价值，在获得有限的报酬的同时把孩子弃在了农村，几乎成了被耽误的一代，使之失育、失管、失教、失爱，最后导致失魄的演变。另有一则十分恐怖的消息，报道的题目是《湖南安化发生枪击纵火案，13人死亡，12副棺材一字儿排开，哀哭声回荡山谷》整版文字的小标题是“七户人家十三人遇难”，“火光映红半边天”，“砍死父母后，他闯入亲属家行凶”，“五人救火，两人射杀”，“两个家庭几乎灭门，最小的遇害者六岁”，“出动近千军警雨夜搜山24小时后擒获凶嫌”；文字转到下一个版面的副标题是，“他（刘爱兵）曾考上大学但没钱上学，他在外打工十年但还是走不出乡村”，评论员指出原因是“精神空壳化与乡村空壳化”（09.12.14.都市快报）。许多罪恶事件，在另一种环境下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是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基础上，去芜存精，进行自我完善的改革与发展，如南街、华西那样的共同富裕起来，有健全的党团生活，评比劳模促人进步的氛围，开展红色文化与普及体育活动，就不至发生这类悲惨世界，至少可以大大降低其几率。 报纸报道出来的治安成绩，数据多得吓人，如“来自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消息，截至目前，全省摧毁两抢团伙211个、抓获两抢犯罪嫌疑人1300余名，抓获两抢逃犯230个……”（09.3.28.都市快报）。再是，原本善良人，顷刻间转化为杀人凶手者，事例多矣！《深圳一城管被小贩连捅两刀》，报道说“捅人的摊贩帅建中给人的印象是很老实。另一个摊贩说‘他平时连鸡都不敢杀’。”（09.4.29.都市快报据南方都市报）。最无辜的是善良的受害人，“遇害的是一对开杂货店的小夫妻，丈夫在日记中写道：刚把儿子送回老家，让父母帮忙带，太对不住了，孩子这么小就离开父母，我要好好赚钱，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消息读来令人心酸），而凶手“只抢走七八百元”，也是一个失管、失教、失业、失魄的19岁小青年（09.2.9.都市快报）。及时破获固然是成绩，但还得想想有些事是“本不该发生，本可以不发生”的。为什么建国前的革命队伍，能把原本是流氓无产者、国民党兵痞、二流子、无业游民，经过革命洪炉改造成为革命战士，有的成为战斗英雄，有的成为部队高级指挥员，甚至成为将军；为什么建国后能把下至吸毒者、为娼者、流氓阿飞，上至高级战犯直至末代皇帝、皇弟都能改造成为新人，做到对新社会有用的人，有的还作出了贡献——也就是说，为什么当年能使“鬼变人”，而如今只见“人变鬼”？原因就是制造罪犯的机器太强了，而改造人的机器的有效功能太弱了。至于改造人的机器为什么会弱化，一是“法不执众”，犯人太多了，这部改造人的机器必成疲势；二是大墙外在流行“告别革命”、“丛林法则”、“弄虚作假”、“损人利己”、“荣辱模糊”、“道德沦丧”，还能指望在大墙里有多大的改造人的效果？三是劳改机构并不真空，工作人员也是社会中人，管理者以至省级劳改局长因腐败落马已经不属稀罕的新闻，不能正己，岂能正人？因此不但弱化了改造人的功能，就连单一的“惩罚”功能也大为弱化，弄不好，犯人在狱中经过历练，交叉感染，胆子更大、手段更巧；而且被聚积力量，使之患难相交，从难友到狱友，出狱后或结成团伙重出江湖越搞越大，或成“铁哥”互相照应得更热火，于是多了“二进宫”、“三进宫”……。有两个案例值得研究。一是杭州《大关小区一家三口遇害》（08.3.1.钱江晚报）。凶犯胡玉英曾经因绑架罪、抢劫罪坐过牢，另一个罪犯37岁的王洪波犯过故意杀人罪判过死缓——判死缓的人怎么能在37岁之前就放了出来？表现好，怎么会重操旧业再次杀人呢？——再一例，是《长春被劫人质获救，警察一枪击毙劫匪》（09.12.30.浙江日报）。报道披露劫匪乔明飞“1994年11月29日因杀人抢劫被判死缓，2009年1月释放。”判了死缓，释放不到一年又犯大案，是不是应该问责于司法劳改当局？！除这两个案例之外，不妨再检索报纸一则相关的报道：安徽《池州审判49人涉黑团伙》（08.7.12.钱江晚报据新华社）。笔者想到的是，现在的劳改机构既然已多半消失了毛时代的“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造成为新人”的功能，那末这49条青年汉子，到刑满（或提前）释放，推向社会时尚属中年，弄不好，这49只“中箭虎”可能对社会危害更大。怎么办，这类令人堪忧的问题，为政者以及思想家、社会学界、法学界，思考过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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