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亚地缘战略 —— 底线和极限

b. “极右”思潮严重介入美国人的政治生活

除了物质资源不足的原因外，美国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及国内的“极右”思潮也是导致美国在朝鲜战争及后来的越南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许多美国政治家始终摆脱不掉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两难困扰。与德国威廉二世之后的战略思想史进程相似，形式逻辑完备而经验逻辑不足，战略目标论证成立而支撑其结论的资源匹配不足，是二战后尤其是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时期及小布什时期美国战略研究的通病。当这种思维通病被应用于东方战争时则更显得致命。

如果说以中国为源头的东方文明使东方人有着比西方人更为深厚的辩证法(阴阳)渊源，那么，似乎是上帝的补偿，发源于地中海的欧洲文明使西方人则占据着形而上学——尽管有赫拉克利特、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有力矫正——的哲学王冠，以至形而上学成了推动西方基于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主线。如果说，德国威廉二世直至希特勒的目标脱离资源支持的基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战略还可以得到具有黑格尔和康德辩证法底蕴的俾斯麦有限守成思想矫正的话，那么，对于其民族国家历史较短、发展迅速而又处于东西方文明边缘地带的美国人——还有日本人——来说，他们在获得形而上学“补药”益处的同时，更易受到这种“补药”副作用的损害。这种损害具体表现为其国家战略设计中的形而上学优势因得不到辩证法的有力矫正而转化为“一根筋”式即片面的形而上学认识路径及由此带来的国家灾难。

麦卡锡主义是造成20世纪五六年代美国国家灾难的意识形态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野的共和党利用所谓“共产党人渗入政府”问题攻击民主党政府。1950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Maikaxi)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发表演说，无中生有地宣称有205名共产党人渗入到国务院，此后，麦卡锡利用参议员的特权，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捏造事实，制造谣言，大肆指控和调查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渗透”，进行非法审讯和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麦卡锡主义诬陷诽谤的范围，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局面，甚至辛辛那提棒球红队被迫一度改名。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和费正清、进步作家斯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雇员被解雇，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意识形态介入如此深刻以至196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惊呼：“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由于大陆封锁、麦卡锡主义和杜勒斯—饶伯森年代造成的人才匮乏和代沟。”[201] 麦卡锡主义引起美国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以至1954年12月参议院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虽然此后麦卡锡主义衰落，但它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宁“右”勿“左”的另类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着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乃至美国的战略设计走向。[202]而美国继朝鲜战争失败后再次飞蛾扑火式奔赴越南战场，并再次遭遇比朝鲜战争更大的灾难，既是美国形而上学战略设计的恶果，同时也不能不承认麦卡锡主义对强化这个过程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鉴于共和党右翼的国内政治压力，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认为有必要以北纬17°线在越南划界，那些判定杜鲁门政策应为失去中国负责的人，不希望看到因丢失印度支那而遭受指责” [203];肯尼迪更是“深深地担忧，如果不能阻止共产主义横扫印度支那，他将被打上‘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标签……由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社会中势力犹存，倘若共产党人在越南再度胜利，他在1964年再次当选的希望就极为渺茫了，民主党将再次遭受灭顶之灾” [204]。

如果说麦卡锡主义从意识形态上强化了美国人的唐·吉诃德式的冒险意识，那么，乔治·凯南较早提出的“遏制理论”则为麦卡锡主义的外交实践提供了“完美原逻辑依据”[205]。

1946年2月22日，当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通过明码电报，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542个英语单词的文章，这就是著名的《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致国务院电报第511号》，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国整个冷战政策的先声。在电报中凯南对前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对付前苏联的一项长期战略。这就是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遏制政策。

这份电报认为，苏联始终感到它生活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说“布尔什维克有一种天生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心理”，美国在估计苏联政策时“任何人都不应低估教条的重要性”，苏联将“在一切认为合乎时机和会有好结果的地方，作出努力来推进苏联政权的正式疆界。在目前，这种努力暂限于这里某些邻近的、被认为战略上直接需要的地点，如象伊朗北部、土耳其，也许还有波恩荷尔姆岛[206]”;“苏联听不进理智的逻辑，但对武力逻辑却十分敏感”，因此，凯南建议美国政府：“如果对方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需要有影响威望的摊牌”。[207] 这份文件受到美国国务院的表扬，凯南也为此奉命回华盛顿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时任海军部长的福莱斯特尔下令复印这份电报作为几百名高级军官必读文件。年底凯南为福莱斯特尔又写了一份《美国与俄国》的意见书，提出对苏十原则，指出美国与苏联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目标，不要害怕(在美苏关系上)出现不愉快和公开分歧;“对于我们看来似乎只是小事情也不要害怕使用重武器”，他认为只有态度强硬才能使对方让步，所以美国应该“在任何时候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都保持坚定和警觉的姿态”。[208]福莱斯特尔将这份报告转交国务卿马歇尔。1947年7月美国国务院批准将凯南在美国对外关系学会上的讲演报告在《外交季刊》以《苏联行为的根源》[209]的题目发表。

美国国务院收到凯南第“511号电报”后没几天即3月4日，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以《和平砥柱》为题发表“铁幕演说”。它从外面又加大了美国政府对凯南建议的重视。此后，美国外交迅速转入凯南提出的对苏遏制战略并形成相应的外交政策。1946年4月1日，美国国务院向跨部门委员会提交一份由国务院官员弗里曼·马休士(H.Freeman Matthews)执笔并以凯南遏制理论为基调的备忘录，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文件首次把美、苏争端视为苏联制度本有的特征”[210]。马休士为美国提出以海洋为基点从全球范围遏制陆权大国苏联的政策建议。9月24日，美国总统顾问亲信克拉克·柯立福(Clark Clifford)在一份最高机密研究文件中明确主张：“对苏联侵犯美国、或侵犯攸关我们安全的世界某地区之主要遏阻力，将是我们的力量。”[211]这项政策后来在实践中就演化为一项旨在全球保卫“所有受到苏联威胁的民主国家”的政策。这项政策所要防范的地区几乎覆盖全球。更有甚者，凯南理论将与苏联本是地缘政治利益之争转义为不可调和的意在“遏制共产主义思想蔓延”意识形态之争，这样就将一个有限地点和时间的安全目标变成一个美国国力根本承受不起的无限区域和无限时间的全面斗争。

真是“大事业往往需要一点天真去推动”，[212]美国人的天真气使其在世界和平奠定之初就背上了一个只有“上帝”才能背得起的工作即向自己定义的红色“撒旦”宣战。此后美国就象一辆由凯南在前面拉车，麦卡锡在后面执鞭的马车——当然还有英国丘吉尔在后面的忽悠，[213]满载着美国大兵冲向朝鲜半岛，冲向中南半岛，最后冲向充满灾难的血色黄昏。1972尼克松“关岛讲话”，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214]实际就是对凯南无限遏制理论和麦卡锡主义的第一次也是最有力的校正，校正后的美国得到再次复兴。基辛格对凯南的遏制理论及其对美国作用的批评比较辛辣：

【在外交政策上自我要求道德完美的国家，既不能获致完美，也不能得到安全，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遏制是一种了不起的理论——一度充满理想色彩、对苏联动机的评估深刻，可是对如何开药方却又抽象玄阔。[215]】

事后，凯南也反思说：“如果是在六个月以前，国务院接到这样的电报时，大概会皱眉头，撅着嘴，表示不能赞同。如果再迟六个月，也许会使人听起来似乎是多余的重复，好象是在对虔诚的信徒说教。”[216]虽然凯南提出了遏制政策，但当他看到遏制政策与愈演愈烈的常规武器及核武器军备竞赛联系在一起时，他极为沮丧。因为他一直深信，美国无法根据自己的设想来改造其他国家。为此，他反对美国干涉越南及发动越南战争，反对里根政府的军备竞赛;对于自己在1948年提出的对苏“政治战”计划———这一计划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信条，后来他遗憾地说，这是他一生之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217]1957年，凯南已经重新诠释了自己的遏制理论。他写道：

【国人经常问我，对付苏联威胁最应从何处着手，我的回答是：在美国失败之处，在我们眼中自惭形秽的事物上，或者令我们担心惊悸之处;针对种族问题，我国大城市的情形，我国青年的教育与环境问题，以及专业知识和普遍了解之间的差距。[218]】

这实际上凯南已将批判和斗争的对象从“共产主义”转向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认为美国批判自己才是胜利之道。基辛格说凯南在“十年之前，也就是他对其理论演变成过分重视军事层面大失所望之前，凯南根本不承认这种选择”。[219]在冷战结束后，他反对克林顿政府时期扩大北约的政策，认为这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最致命的政策失误。可以说，他所主张的美国外交应该是一种“谦虚而温和的”外交。[220]2005年3月17日晚，乔治·凯南去世，去世前又看到少不更事的小布什再次高扬起凯南已后悔不迭的遏制理论，再次承担起美国背不动的在全球与“撒旦”斗争的任务。不同的只是，美国与之斗争的对象从以前的“共产主义”变为“恐怖主义”，以前的以“反共”划线变为现在的以“反恐”划线。但结果都是一样：美国再次在伊拉克陷入越战式的灾难和美国外交在小布什内阁之后将再次受到“尼克松主义”的再次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