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亚地缘战略 —— 底线和极限

(3)中国胜利的原因

作为美国失败原因的反证就是中国胜利的原因。我们传统上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归功于中朝参加人员的勇敢顽强和中国参战的正义性质。这没问题，但还不完全，因为仅凭勇敢和正义我们就不能解释类似斯巴达克起义失败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古国文明在殖民主义炮火中毁灭的原因。

其实，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尽管有在国门以逸待劳的天然优势，但也有资源不足的困扰。

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国家预算中43%减少到30%，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到战争进入持久战后，中国被迫将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1951年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225]这就是说，只是在三八线以北的抵抗战争就消耗掉了1952年中国财政总收入183.7亿人民币的近1/3。[226]1956年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承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227]这说明，当时中国用以进行这场战争的资源，尤其在美国对华战略物资禁运的形势下，根本不足以支撑以朝鲜全境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基于此，与美国麦克阿瑟的作派不同，尽管中国领导人的口气强硬，但自始至终不以朝鲜全境而是以三八线以北为目标，这使其有限的军事目标有了可以与之匹配的资源支撑。此其一。

其二，从双方武器对比的角度，美国毕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有核武器的国家，而这又是美国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撕破面子的最后底线。在只以三八线以北的有限战争中，美国是“纸老虎”，但如果将有限战争转化为朝鲜全境的无限战争，那形势可能就会使中国的优势化为劣势，除了中国财力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战争外，真的到了美国以核武器与百废待兴的中国鱼死网破的地步，对中国也是不利的。根据现在已公开的美国档案文件看，美国准备以谈判结束战争的时候，也正是美国军方高层开始准备以原子弹作大战再启底牌的时候。

比如，1953年3月27日，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在呈送的关于朝鲜采取其他行动方案的新文件中“提出表示可以考虑使用核武器”。他在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讨论中说：“我个人对在朝鲜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意义持怀疑态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认为：“由于任何地面战争升级都会造成伤亡，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将被迫使用我们拥有的各种核武器。”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希望：“如果真的使用原子弹，我们用它来袭击满洲的基地。原子弹在那里会有效果。”[228]3月3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向金日成及彭德怀建议双方举行联络组会议，[229]同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主持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会上也提出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问题。“他承认，没有许多好的战略目标，不过他觉得，如果使用核武器后，我们能(1)对共产党部队取得重大胜利;(2)在朝鲜蜂腰部划线，那就是值得的”。非军事顾问迪马洛特表示“我们应该在朝鲜使用一些核武器”，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认为：“不管怎样，美国应努力消除对使用核武器的禁忌”。[230] 4月26日板门店谈判复会，5月20日，美国军方仍在考虑“把战争扩大到朝鲜境外的必要性”，这样，“有必要使用原子弹”;这时艾森豪威尔表示：“他对这一建议的一大担心是，苏联空军可能会袭击日本的毫无防御能力的居民中心。”他说“这一点总是压在他心头，令他不安”。[231]1953年7月27日，朝中和联合国双方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经事先商定，双方首席代表签字时间即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7月7日，也就在停战协定签署的前20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就美国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准备一个“临时行动方案”，以防“新一轮武装进攻产生”，警告“如果有新一轮武装进攻产生，就不可能把战争仅限于朝鲜境内”。[232]7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6次会议还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全面进攻的可能”。国防部副部长表示：“如果停战协定被违反，我们可能利用我们的核能力打击中国共产党人”。艾森豪威尔补充道：“把我们的援军放在日本，需要时随时运到朝鲜。”[233]

可见，美国在朝鲜准备停战的同时也在预备着一场更大的更残酷的原子战争。而对于已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中国而言，应对这种战争既无必要，也没有力量。而中国能够在尽可能扩大战果的同时又能适时地结束战争，既是新中国领导人高超的外交艺术的表现，又是中国赢得朝鲜战争的关键。战争输赢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是看谁在适时妥协之前在资源可支撑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赢得了国家利益。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说：“世界大战这个东西意思不大。说打仗我们就一定害怕，这也不见得。丢原子弹谁也害怕，日本人怕，中国人也怕，所以最好还是不打，尽一切力量争取不打。”[234]

在越战中中国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并迫使美国屈服的原因与上同理，此不赘述。

将朝战和越战中的背负着拯救“民主世界”这一所谓“道义责任”的美国领导人与同时期既具有共产主义热情，又具有冷静的现实主义眼光的新中国领导人作比较，前者打仗更多是为了“面子”，而后者则是地地道道地为了“里子”。美国开战的理由基于所谓“道义原则”[235] ，而在事先明知不会有多大效果的情况下对中国的经济禁运只为了所谓“政治影响”[236]，被迫结束战争甚至想在穷途末路时使用原子弹则更是为了保住面子[237]，这两点决定了美国的战争目标几乎是无限的，而中国则始终将战争的目标定在三八线上，由此保证中国依托于东北重工业的国家经济建设[238]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不是仅仅为所谓徒有虚表的“面子”。这一时期的美国领导人犯了与后来苏联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同样的好出风头的错误，犹如世界级“超女”，风头出尽后便是洋相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