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是违纪还是改革探索

薄熙来是违纪还是改革探索

《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论文章，题为《官员有没有功，都不可违纪违法》。文章说：“围绕薄熙来的事情，一直有人关心中央对其在重庆执政的评价。其实，依法依纪查处薄熙来，与他在重庆担任市委书记时的功过无关。他有没有‘功’或‘过’，都不会影响当前对他进行的立案调查。而他的事情的最终定论，取决于依法依纪调查的最后结果。”

我看了，第一是感到，3月15《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领导工作》文中提出的“希望党中央同时明确、肯定重庆的“唱红打黑抓民生”分好“蛋糕”这条改革路子，以避免社会思想动荡，重庆不要人亡政息”，有了答案，就是说，不仅是大多数民众，也不只是重庆自己，现在，中央，舆论界也不否定重庆探索，而且明确给予肯定。

我也同意“功了功，过了过，功过分明”这种对人的评价法则。但是，我认为，处理人不能功过是非截然分开。我不认同评论中说的“一案一判对应着现代法治精神，涉案者其他功过对处理案件的影响受到严格限制。中国在这一点上已经与过去告别……今后一些更细小的过失或违法，都有可能导致官员被问责及法律追究。”如果“现代法治精神是这样，那么百分之百的官员都要“下课”，官场就成了“走马灯”，不断地折腾。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也不能这样。我不是说违法乱纪可以不负责任，不受处罚；也不仅是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将功补过”的法则；“将功补过”是做加减法的初等数学运算法则，我的认识是引入了否定之否定的高等数学微积分法则，从变化上看问题。

一般地说，任何人都不得违法乱纪，否则就要受处分。但是，在特定的时间或特定的情况下，违法乱纪又是必须的客观要求，不违法乱纪看起来没有过，但是一种错，违反客观必然性的错。

比如共产党闹革命，完全是违法乱纪，所以蒋介石说共产党是无法无天的“匪”，剿了几十年，剿的结果是，共产党成了正统，蒋介石成了“蒋匪帮“。马克思说过，这里是胜败关系，“成王败寇”，不属于法制范畴。

改革先驱小岗村分田到户不仅是一般违法，而且是违宪。不要一一例举了，总而言之，邓小平搞改革，常常地必然地要违法乱纪。可以说，改革就是违法。破旧法立新法。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继续革命，就是要与传统彻底决裂。用现在的话就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所以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所制约。

我说这些，是唯物辩证法的革命观，形而上学的法学家不懂。辩证法告诉我们，法纪在一定时期要遵守，但拘泥它，在革命时期或搞改革时就是保守的。所以，“违法乱纪“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就事论事地“一案一判”。

上面是一般的抽象认识，没有解决薄熙来是否该这样处理的问题。

社论说：“重庆这些年的社会发展有成绩，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中央的大决策和重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薄熙来与重庆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超出地方领导人与辖区发展之间的通常关系。”这可以说是一种“八股文”，凡是成绩，一是上级领导正确，二是群众共同努力。但是，为什么有的地方为什么就平平甚至搞得不好，而重庆搞得举世关注？不能说与地方领导人没有关系。

社论提出了，“薄熙来受查处，是王立军案牵出对英国人尼尔·伍德死亡案的重审引起的。薄的妻子和家庭勤务人员涉嫌参与谋杀案，而薄行为涉嫌严重违纪。此外还查出了他涉嫌严重违纪的其他线索。”说：“王立军案这样离奇的事中国多少年都没发生过。一名英国人在重庆非正常死亡，作为重案被认真追查也一点不奇怪。如果在发生了这些事后没有后续调查，一切不了了之，那才是现代中国的悲哀。”

我现在不谈王立军案和尼尔•伍德在重庆被发现死亡一案，因为现在还没有任何事实来作根据谈这两个案件。我们只是感到中央处理薄熙来不透明。直到现在我们感到的，只是中央把薄熙来与这两个案件紧连在一起，但是没有告诉民众任何事实。现在许多传闻还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觉：先定性，再寻找证据。

尽管《环球时报》社论在针对薄熙来发议论，批评了一通，但是，我和社论作者都没有对的放矢。在社论中，薄熙来是个“涉嫌严重违纪”的人，就是说，只是怀疑薄熙来可能与这两个案件有关。事情并未定论，媒体就大造全国拥护舆论，而到质疑的声音予以批判，这只能加深人们的质疑。

一个把重庆搞得有声有色，举世关注的人，被指“涉嫌严重违纪”，撤销领导职务，人民有理由要求“掀开你的盖头来”，让我们看一看这是什么“纪”，属于不属于改革对象。人们有理由问：薄熙来是违纪还是改革探索，得罪了保守主义的上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