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明确肯定民企不等于资本主义私企》一文批注

【如果我们对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它造成赤贫和豪富、饥饿和穷奢极欲的尖锐对立）的日益逼近的变革所抱的信心，只是基于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是非正义的，而正义总有一天一定要胜利，那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下去。

梦想千年王国快要来临的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就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在近代史开始的时期，在350年前，托马斯·闵采尔已经向全世界大声宣布过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发出过同样的呼声，可是后来就消失了。

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这一呼声，在1830年以前受到劳动的和受苦的群众的冷遇，现在却得到千百万人的共鸣；这一呼声以各国大工业发展的同样顺序和同样强度，激动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这一呼声在一个世代内就已经获得这样的威力，竟能抵抗一切为了对付它而联合起来的势力，并且在最近的将来定将取得胜利，——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消灭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消灭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个大工业造成了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它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但是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

换句话说，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恩格斯《反杜林论》】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工人对劳动产品享有权利成为社会共识。这打碎了资本家企图独占剩余价值的美梦。所以资本主义企业从一诞生起，批评反对的声音就不绝于耳，社会主义运动也随之而起。

满嘴“马克思”的某只蠢驴，并不知道：【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并且在劳动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是正确的。可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回避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由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现代社会主义并不是像张浩吹嘘的那样，是从道义批评或“公平的理想”出发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条件是：【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恩格斯《反杜林论》】

【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也不得不（马克思语）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遏止资本主义企业对工人的种种盘剥。英国政府先后建立了工厂视察员制度、卫生官检查制度，颁布了矿山视察法，建立了童工调查委员会，专职人员轮番对工厂的有关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并公开发布视察报告。其中有涉及劳工工资的、劳动时间的、劳工食品的、车间卫生状况的、雇用妇女童工的、工伤事故的、工人居住条件的、职工教育的、业余生活的、健康状况的方方面面。

资产阶级国家尚建立了这样或那样的制度，那么张浩打算为之辩护的某亚洲普鲁士国家又如何呢？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马克思《资本论》序言】

虽然政府的投入并不充足，但仍对工厂主构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迫使他们要从各个方面改善劳工的境遇和待遇。在这个基础上，英国政府又推出了工厂法，对工人的工资标准、工作日长度、劳动保护、教育等方方面面都做出了规定，并不断严格执行，违者受罚。从而使劳资矛盾大为缓解，也使得企业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必须服从其他人群以及社会的利益。这些变化甚至使得马克思认为英国最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说对了前一句不等于也说对了后一句，描述了现象，不等于完成了对它的分析。事实上，此类改良远没有使得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成为“过去”，不过是使其具有了新的形式和特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

……与这样发展的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工厂主靠对工人偷偷摸摸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些小算盘充其量对那些急需挣钱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如果他们不想在竞争中毁灭，就必须抓住每一文钱。于是，工厂区内的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小的改良措施，——所有这些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直接矛盾，但是却使得大资本家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的竞争更具优势。

此外，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营业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渐渐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发现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对于这少数人说来早年的那种小气的额外勒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展宏图的严重障碍。这样，至少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根本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困苦。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越来越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他的劳动合同却规定，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困苦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有进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版序言】

这简单的回顾说明企业的社会属性必然体现在企业行为之中，而企业的行为由于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而必须以能得到社会的包容为前提，不是可以由自己任性的。所以，是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道德因素，以及作为这一切体现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其中特别重要的还有劳动者自身的态度和选择，规制了企业行为，决定了企业的社会属性。处在同一社会经济制度中，企业行为不会由于所有制不同而展现根本不同的社会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