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啸冰 | 高考故事：从民国到“特色”、从中国到美国
洪啸冰 · 2018-06-22 · 来源：时代先锋网 俺家3代跨越民国、毛时代、特色时代，遍及中国(两岸)、美国，有各色关于教育和高考的鲜活案例，可供大家对比、参考。 民国时期：精英教育，阶级壁垒 我父母是1920年代生人，1940年代参加高考。那时文盲率80%，能上高中的都是凤毛麟角，小学毕业生就算‘知识分子’了。纯粹从筛选人才的角度说，没有基础教育的普及，到高考这个环节可供筛选的人才库真是太小了。那时大学不多，只要家里供得起，高中毕业生都能上大学(尤其私立大学，贵但门槛不高)，因为大多数人早在中学之前就‘出局’了。中学费用不仅有学费，由于中学很不普及，多数学生从很远的地方来上学，即使是公立学校，食宿费用也是不小的负担。比如新中国农民作家浩然，生于1930年代的河北农村，他母亲非常‘要强’，竭尽全力要供儿子上学。他父亲在开滦煤矿(外资企业)当矿工，他们生活在‘大粪场子’棚户区，与附近一墙之隔的、与国际接轨的高级职员住宅区形成鲜明对比，给儿时的浩然以强烈的刺激。邻居都是工友及家属、遗孀(妓女)，每天经历人间悲剧，提心吊胆父亲哪天也回不来了。这一天终于降临，浩然小学没毕业就只能回老家了(参看浩然的自传3部曲之《故土》)。所以，毫不奇怪，我父母的中学、大学同学里没有一个工农子弟! 我爸是城市小商人的长子，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家境比较宽裕，小学、中学都送他到私立教会学校。1938年日本人快打到武汉时，他告别家人独自追随省政府的‘联中’撤退到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临时首都，重庆聚集了全国各地来的难民，一些清华校友办了个‘清华中学’，教师中有几个参加过12-9学运的赤色分子(如解放后成为美国史专家的黄绍湘)，我爸在那里上学时受到他们的影响。1943年，他从重庆考取了西南联大(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的联合大学，在昆明)。
 民国高考‘秘籍’ 从 1912 年到 1937 年，高校都是各校自行命题、组织招生，在全国设十几个考点。1938-40年进行了3次全国统考统招，不到5万人参加考试，国立院校共录取17000人左右(比例不低吧?)，其中西南联大录取1800多人。1941年以后又恢复了‘自主招生’(参考http://new.qq.com/omn/20180608/20180608A0HLJE.html)。 我妈于1946年在上海参加高考，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西南联大最后一次联合招生。她父亲属于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抗战以前家属留守乡下以节约开支。因为那时江浙农村也十分凋敝，虽然祖产有几亩薄田用来收租，她父亲在老家时给大户人家当账房先生，供2个孩子到城里上‘洋学堂’的各种费用不菲，不得不只身前往上海谋生。得益于在中国银行(民国‘国企’)当副行长的远亲照顾，混了个抄写员的职位，每年春节回家探亲。日本人攻占南京之后，10岁的我妈随一众亲人投奔上海的父亲。 战时上海物价飞涨，突然要养活一家老小，日子过得挺紧。幸亏‘国企’提供给职工廉租房，煤气灶、抽水马桶一应俱全。除了基本生活开支，娱乐、看病的钱就没剩啥了，我妈在上海8年没看过1次电影，每天就是家-学校两点一线，同学们谈论新上映的美国大片她完全插不上嘴。因为家里负担不起西医的费用，她在上海出生的妹妹1岁半时死于腹泻。这样没有靠山的家庭为了未来生计非常重视教育，我舅舅没考上公立大学，读了个商科(相当于中专)，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之后)上海租界也沦陷了，他就去西南大后方谋生了。 我妈是典型学霸，在上海到处寻找性价比高的‘重点学校’。上海这样贫富差别巨大的都市，不乏为权贵富贾消遣的贵族学校，既贵得离谱又被学霸鄙视。上海的外国租界管理机构‘工部局’在华商纳税人的敦促下，办了一所华人女中，校长、教师都是新女性或‘海归’，连体育老师都游历过多国学习体育教育。学风朴实，不许攀比，只能穿粗布校服上学。关键是这个中学对于学霸有学费优惠政策!即便如此，据我妈回忆，她总是在她爹发年终双月工资时才去付学费。总之，银行小职员的工资也就供得起1个孩子上‘精英学校’了。我妈同学家里大多非富即贵(清末、民国名人家族的就不点名了)，或者是技术、知识界精英，在全班40多个同学里，只有1-2个是交学费都有困难的。我妈当时的自卑只能用同学们对学霸的钦佩来弥补了。 她高二时以同等学历参加了一些国立学校(学费很低，对于极贫困学生免费并提供生活费)的高考，同时考取了北大医学院、上医、同济医学院(当时在上海)，录取名单当时公布在报纸上，她是北大医学院在上海考区的‘状元’。她有个出身名门的同学，虽然有钱进私立大学但有些不屑，第一次考清华文科没中，但考进了清华的‘先修班’，第二年只要平时成绩合格可以直接入学。 我妈之所以一门心思考医，完全是为了以后能谋生并赡养父母，这是我妈‘独立自强’之追求。其它学科学生很多毕业即失业，比如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西南联大毕业后在上海找工作非常困难，曾经写信给沈流露轻生的念头。我爸在西南联大西语系英文专业，到了4年也故意不修完学分，业余做家教补贴，也不愿离开学校这个临时庇护所。不仅文科僧，即使理科僧出路也堪忧，如后来的院士高晓霞，她也是工部局女中高材生，考入上海交大化学系，毕业后在大上海找工作各种挫折。既然民国时连中学生都稀缺，为啥大学生就业还如此困难呢? 幸运的是，1940年代的大学生不久即赶上了新中国从物质到精神的大规模建设，并非特色时代主流媒体控诉的那样，他们绝大多数都得到重用，尤其该庆幸的是文科生，人人有工作、生活有保障，即使出身富贵家庭的(所谓‘不红’)也能进入国家要害部门如外交、教育、公检法或国家安全系统，我父母的同学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解放初期：旧的教育制度如何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大学招生形式基本沿袭民国，但更注重扫盲和普及基础教育，扫盲班、工农速成学校如雨后春笋，连小学生都积极加入扫盲活动，回到家教老人识字(伊文思1950年代纪录片《早春》)。大学里多了‘调干生’，是革命队伍中需要培养的年轻人，那时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管理’专业，与各行各业相关的技术专业都有调干生，还可以带工资上学。解放初我姑姑从小学参军到文艺宣传队，后来被部队送进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考进武大中文系。 解放后到文革前，教育资源明确用‘重点’与否划分等级，所谓重点学校对应更好的师资和教学条件，当然也对应更高的大学升学率，但学杂费全国统一，城镇户口学生：小学2元/学期，中学5元/学期;农村户口学生减半。虽然当时大家也以考上重点学校为荣，但追求程度远远不及今天这么畸形。我父母那时属于与众不同的努力把孩子送到很远的‘特殊’幼儿园的家长，对教育资源的差别非常敏感，旧制度的烙印比较深，作为新社会的‘新精英’，竞争意识不减当年。 1952年开始全国统一高考招生，所有大学免费，根据家庭人均收入发放助学金，而且师范和农林院校对每个学生都有较高的生活补贴。此时工农子弟大学生明显增加(参考李中清《江山代有人才出——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1865-2014)》)，但招生、办学的指导思想与民国没有本质的区别，仍然看重分数、学历，把工农子弟培养成了对立面的走卒(1970年代的电影《决裂》对这一时期的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文革时期：教育平等、普及，结合生产实践 1966-76期间，取消了所有重点学校，高考也停了，学生们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文革爆发时我大哥小学3年级，在北京城里一所著名小学读书，离家单程公交要1小时，每天途径长安街。他特别爱回忆运动初期的各种见闻，经常与外地来京红卫兵混在一起，与他们同吃同住同活动，被激动的人流裹挟着接受了毛主席检阅。多日不回家父母也不担心，‘浩劫’时期也没人拐骗小孩(到底啥是‘浩劫’呢?)。各处看大字报、批斗会/辩论会，搜集群众组织印发的各种刊物、报纸，给‘逍遥’在家的父母传递最新信息。虽然不怎么上课了，但获得的丰富教育、参与的社会实践绝非传统课堂可比。如果没有文革，他按部就班从著名小学直升旁边的著名中学，但是文革打乱了父母对长子的教育规划，我妈至今耿耿于怀。大哥不得不回到郊外的家附近上学，被就近分配到解放后新建的‘普通’中学，顺口溜对该校的描述是‘XX中，黑咕隆咚，破桌子破椅子破电灯!’。物质条件虽然差点，不妨碍这个普通中学的化学课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他们自制汽水，我成为试喝人之一。他们也有充裕的课余时间到旧货店买便宜零件来攒半导体、音箱。 初中毕业后，北京大部分学生去农村‘插队落户’，只有1/4的人升高中或中专技校，独生子女、病残青年受照顾继续升学。1960年代去边远地区插队，1970年代就在北京郊区了。我哥初中毕业那年得了肝炎，本来可以借机上高中的，但他‘很傻’(我妈原话)，要求去农村找小伙伴。他们挖河泥、掏大粪(马拉粪车进城到居民区)、搞绿化、看青(果园)、农田各种活都干过，每顿饭至少能吃1斤以上主食。农村体力劳动一年就把文弱书生变成了肌肉男。吃住不花钱，年终按工分分红，他第一年就拿到170多元，那是生存之外的纯零花钱啊，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一般人每月吃饭才用10多元)! 有些知青拿到这样一笔钱之后就给自己放长假了，周游各地，民风淳朴到处受款待，那才真的是有闲有钱去‘寻找诗和远方’，所以那一代青年里出了不少诗人和艺术人才。 大部分插队知青的未来是三年之后招工回城，少数人当兵、上大学(工农兵推荐制)。在离开农村过程中，确实有不少托关系、走后门给孩子争取‘好出路’的。我哥第一次被分配到废品回收公司，他嫌丢人，我妈就托关系找管分配的‘劳动局’。那时当兵最受人羡慕，我们周围目力所及被招兵的基本都是军人子弟，即使在军队留不下，复员军人也优先被安排工作。其次是进大型国营工厂(全民所有制)比如首钢、各个军工厂，大学并非大家趋之若鹜的目标。我表姐是上海某国营企业的工人，她父亲在她姐弟3人幼年时病逝，表姐因此受到照顾，初中毕业没去农村而是分配到了工厂。1970年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后，她1973年报了名，厂里没有多少人与她争上大学，师傅和工友没有异议(属于‘群众’推荐)，领导没理由不批准，然后也参加了‘摸底’文化考试(参考张铁生《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顺利进入机械学院，学习期间工资照发。工农兵大学生的基本培养原则是哪来哪去，即毕业后她还应该回到原单位。所以，她选择的大学专业也与工厂的工作对口，毕业时大学老师希望她留校(并不违规)，她信守承诺拒绝了老师，我妈也说表姐‘傻’。这一在毛时代很正常的行为，导致了表姐在1990年代中期从企业下岗的悲剧，这是后话。难道该赖她自己当年‘傻’吗?! 1970年代江青狠批高干子弟走后门上大学、当兵，并非空穴来风，得罪了不少老家伙及其子女。查查官2们的简历，包括那些控诉自己爹妈受‘迫害’的，并没耽误他们当兵、上大学(邓公主到北医)。不少爱诉自己‘当年苦’的作家也都当过兵，比如刘震云、莫言、阎连科，背景不一般呀。贾平凹在他的书中炫自己‘出身不好’受迫害，但他却被推荐到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这样的迫害多少青年求之不得! 1973年，有个愣头青军2代叫钟志民，先走后门当兵、又走后门到南大，与工农子弟同学的巨大反差、及同学们对‘走后门’的痛恨让他羞愧难当，给学校写了退学申请，这个事件被‘四人帮’发现，以《一份退学申请报告》发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姚文元为他写了编者按。钟志民后来真的退回江西农村当农民了，‘改开’后差点被当‘三种人’整肃，毕竟是2代，躲过一劫，在当地当了些年小官儿(与他那些大官儿同学相比很委屈)，1990年代中期到深圳下海经商。平民子弟张铁生就没那么幸运了，邓上台后他因‘反革命’罪蹲了15年监狱，出狱后‘专业对口’经营农业公司。 1970-76一共招收了7年的工农兵学员，包括艺术院校，目的是探索符合劳动者利益的教育制度，高校招生和学制(2-3年)改革只是其中一部分。学习过程中的理论联系实际落实的最彻底，例如医学院学员主要下乡到缺医少药的农村边学习边实践，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妈那时经常带学员去农村‘三同’。传统的大学教材也不适用了，工农兵学员与教师一起进行‘教改’，甚至编写新的符合实际需求的教材。 文革的另一个新生事物是‘七二一工人大学’，源于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毛主席在编者按中加了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批语被称为“七·二一指示”)。这些厂矿企业学校的学生多为半工半读，学习内容密切联系生产需求，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迅速得以解决，同时学生们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迅速成长。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截至1976年，全国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3倍多。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