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印度中国的崛起如何颠覆WTO

印度：在IT工程师与小农之间

巴西为什么在一开始就选择了与印度结盟呢？这并非因为两国之间有什么天然的亲近联系，而是出于利益考量。对于巴西而言，若想将「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描述成全体发展中国家（而不仅仅是巴西这样农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就必须寻求农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议题上的支持——而印度恰恰是个经济体量巨大而农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另外，巴西深知，印度对美国霸权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不满已久并且有心反抗。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印度就是撑到最后一个才妥协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与印度结盟，有利于扩大巴西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号召力。

而对印度来说，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苦涩体验让印度深刻体会到「孤木不成林」的道理，因此非常希望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结盟。面对巴西抛出的橄榄枝，印度欣然应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核心利益诉求与巴西并不一致。不同于巴西对于「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的执着，印度的核心立场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印度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是IT和高新技术服务业。为本国的高新技术服务业扩大市场、放开这一领域的贸易自由流动，就成了印度的核心诉求。尤其是，高新技术服务业的出口，往往依赖于技术人员前往客户的所在国家现场提供服务。因此，作为打破高新技术服务业贸易壁垒的重要环节，「放开技术服务人员的短期跨国流动」就成了印度在谈判中重点关注的议题。

因此，同巴西一样，印度在谈判中同样高举「自由贸易」大旗，主动出击，向发达国家施压。巴西在迫使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的议题上引领风潮，印度则带头要求发达国家放开技术服务人员的短期跨国流动。

同样和巴西类似的是，印度在推动基于本国优势产业的特殊利益诉求时，也和各种机构合作，采用种种话语建构手法，将自身的特殊利益描述成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利益，以争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团结。在印度的话语中，「放开劳动力自由流动」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难题的重要途径。然而，虽然印度将自己宣传成「放开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捍卫者，但在实际谈判过程中，印度重点推动的议题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而是高新技术劳动力的短期流动——又有几个除印度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真的可以从高新技术劳动力的短期流动中获益呢？

另一方面，印度存在着大量生计不稳定且十分脆弱的小农，这些小农几乎不可能抵御进口农产品的冲击。因此，保护本国农业市场、限制农产品进口，就成了印度的另一个核心诉求。在2003年，印度除了加入巴西领导的G20-T以外，另组建了一个由48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被称为G33），争取发展中国家限制外来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裁量权。

G20-T和G33虽然都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关于农业议题的联盟，但其诉求的方向正好相反。G20-T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进攻型」利益，谋求发达国家放开农产品市场；而G33则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防守型」利益，谋求发展中国家不放开农产品市场的权利。印度领导的G33看起来是反对自由贸易的，但深究起来，G33在本质上和所有拥抱「自由贸易」话语的发达国家没有任何区别：选择性地搞自由贸易，当其有利于本国利益时，就拥抱它；当其不利于本国利益时，就抛弃它。

G33所代表的「防守型」农业利益，并不能惠及巴西，甚至对巴西的农业产业来说是有害的——毕竟，如果发展中国家拥有了限制农产品进口的权力，巴西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也变小了。然而，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团结、强化发展中国家对G20-T的支持，巴西也表态支持G33的诉求。这也说明，巴西和印度在打造发展中国家联盟、维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时，光靠话语建构是不行的，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实质的妥协，以换取其他国家的支持。

对发展中国家联盟的成功动员，让巴西和印度进入了WTO的权力核心，也让发达国家不得不开始回应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诉求。在2003年前，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由一个私下的核心小圈子主导，这个小圈子由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组成。但在2003年之后，小圈子的构成变为美国、欧盟、巴西、印度，可见WTO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

中国：闷声发大财，关键时刻不让步

当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开始的时候，不少人预测中国将在这一轮谈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此轮谈判的最大赢家。按常理讲，中国在「入世」谈判时做出那么多牺牲，似乎自然更有动力在WTO成立后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为自己争取利益。21世纪初，中国已经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积累了雄厚的优势，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制造业领域的自由贸易能进一步放开，那么中国将成为主要的获益国家。

但随着多哈回合谈判的展开，中国的姿态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中国虽然加入了G20-T、G33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联盟，但在其中没有扮演任何主要角色，而只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通一员，任由巴西和印度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诉求。此外，中国既没有积极主动地推动制造业领域的贸易放开，也没有特别坚决地抵制制造业贸易谈判中可能会对中国不利的议题。换句话说，多哈回合谈判中的中国不仅不是一个议程设置者，而且甚至可以用「安静」和「被动」来形容。

中国的谈判代表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安静，是因为深深的忧虑。中国制造业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速度之快、中国制造业贸易顺差之大，早已让其他国家不满——发达国家将中国视作恶化贸易不平衡的罪魁，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作可怕的竞争者。中国的谈判代表担心，如果中国积极地谋求关于制造业贸易的利益诉求，有可能进一步激起其他国家的反感，从而遭到针对性报复。

另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让其他国家意识到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希望中国进一步放开国内市场。如果中国在谈判中表现得过于显眼，也可能进一步成为各国的目标，被施加更大的放开本国市场的压力。

因此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选择的策略，可以概括为「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假装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不声不响地潜伏在发展中国家的队伍中，享受巴西和印度领导的发展中国家联盟所争取到的谈判成果。

然而到了2008年，一直「韬光养晦」的中国终于事与愿违，被美国拉进了由美国、欧盟、巴西、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组成的谈判小圈子。美国拉中国「进群」的目的有两重。第一，在2003年之后的五年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巴西、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对峙，谈判陷入僵局。美国认为，中国在若干关键贸易议题上利益与发达国家一致，拉中国「进群」可以进一步对抗巴西和印度。

第二，在巴西和印度的频频「进攻」下，美国不得不做出许多妥协，尤其是在农业补贴方面。美国的谈判代表担心，这样一份与预期大相径庭、被迫大幅让步的贸易协定，将被美国国内舆论看作是「重大失利」，还将招致国内游说集团的反对，也不会被国会批准。作为弥补，美国的谈判代表希望中国能对美国专门做出额外的妥协，使得谈判协定总体上更有利于美国，平息国内的不满。

然而，美国的如意算盘打空了——中国被拉入小圈子后，坚定地站在巴西和印度一边，并且拒绝了美国提出的额外要求。中国虽然一贯安静，但在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不得不表态时，毫无疑问地拒绝向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妥协。

就这样，多哈回合谈判变成了长期的拉锯和僵持。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广泛不满，但最终无力对抗发达国家的威逼利诱，不得不屈服。而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巴西、印度、中国等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能够抵御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而且还主动出击，要求发达国家实质性地消除贸易壁垒。美国等发达国家发现自己陷入被动，既不能强迫发展中国家就范，也不愿意在发展中国家施加的压力面前低头。拉锯和僵持之下，谈判走入了死胡同。

全球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混乱」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WTO第一次被公众广泛关注，是在1999年的西雅图。那年声势浩大的反WTO示威，第一次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意识到WTO所代表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也激发了对这一秩序的强烈质疑。

在西雅图反WTO示威发生的近二十年后，WTO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瘫痪。但Kristen Hopewell的研究向我们揭示，造成这种瘫痪的根源不在于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团体和社运组织，而在于个别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全球资本主义权力秩序的冲击。

这些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恰恰相反，他们将「继续推进自由贸易」视作自己的核心经济利益，热情地拥抱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话语，指出西方国家主导下的贸易秩序徒有「自由」之名却无「自由」之实，要求西方发达国家停止说一套做一套。当原有贸易秩序中蕴含的矛盾被彻底揭露，危机便不可避免。

Kristen Hopewell的研究还向我们揭示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在WTO中的权力地位上升，并不完全是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增速和经济体量将巴西和印度甩在身后，但巴西和印度却比中国更早进入WTO的核心权力圈。这里体现的，是各国政治能动性、构建联盟的能力以及谈判策略的重要性。巴西和印度主动地谋求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位置，将自身塑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以此为基础向发达国家发起挑战。而中国则选择走「韬光养晦」路线，但因为经济体量实在过于庞大，最终被美国拉进核心谈判圈。

当然，多哈回合谈判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停滞。在今天，积极推进国际自由贸易的声音依然占据主流。然而，各国推进自由贸易的方式已经大不一样。在多哈回合谈判之前，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构建围绕着一个中心机制（关贸总协定/WTO）展开，这一中心机制受美国霸权主导。但在多哈回合谈判崩溃后，各国更倾向于绕过WTO，通过双边或区域性多边贸易协定，「私下」推进自由贸易。

换句话说，今天的全球贸易秩序，变得越来越分裂化、去中心化、碎片化。或者可以说，美国霸权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反映为中心秩序的消失和系统性混乱的出现。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和希尔弗（Beverly Silver）是怎样描述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发生转移时出现的状况：「随着竞争和冲突逐渐超出现有结构的管制能力，新的结构在缝隙中冒出，并让主导型的权力结构变得更不稳定。紊乱往往是自我强化的，最终威胁或直接导致旧秩序的全面崩溃。」

贸易战与「退群总统」的诞生

在这一语境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近几年反自由贸易和反全球化思潮在美国的兴起。

特朗普的当选和他执政后的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举措，与其被看作是美国一部分政治与经济精英对「自由贸易」理念的抛弃，不如说是美国对其原本主导的自由贸易秩序失去控制的表现。在美国牢牢把控着全球贸易秩序的年代，它可以「任性」地选择在哪些领域强推自由贸易、哪些领域坚持保护主义，并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那些被「自由贸易」话语包装过但实质上高度不平等的贸易协定。然而，个别发展中国家在崛起后，开始反过来使用「自由贸易」话语来要求美国兑现自由贸易的承诺。当美国的霸权被挑战，它在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多边谈判中所获得的好处就远远不像从前那样大，这便是对「自由贸易」的不满情绪在美国蔓延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明白美国为什么最近频频对其他国家发动贸易战。当美国主导全球贸易秩序时，它有能力在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多边谈判下让其他国家接受高度不平等的贸易条款、「合理合法」地巩固自己的贸易霸权。然而，在它失去这一主导权之后，它不得不开始使用更加粗暴的「直接开战」方式逼迫其他国家在贸易领域做出让步。

换句话说，美国看起来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但这其实恰恰是它霸权衰落的表现。

同样的道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政府之所以频频退出多边国际组织、以至于特朗普被戏称为「退群总统」，也是因为美国越发不能维持在这些多边组织中的主导权。在包含大量成员国的多边组织中，新兴发展中国家已经有条件联合起来争取更大的话语权，这逼迫着美国不得不更加依赖双边或小范围的区域性多边组织来解决问题。

吊诡的是，在美国对全球自由贸易秩序越发冷淡的时候，中国反倒更加积极地扛起了「自由贸易」大旗，俨然扮演起全球自由贸易秩序领航者的角色——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就积极地为「经济全球化」鼓呼，引来国内国外媒体阵阵惊叹。按照Kristen Hopewell书中观点看，新兴发展中国家拥抱「自由贸易」话语，目的是将这一话语变成为自己所用的武器，冲击现有贸易秩序下的不平等结构，揭露发达国家在「自由贸易」话语下的言行不一。

也就是说，美国和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表态，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揭示了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美国霸权的衰落，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对旧霸权的挑战。但在这个「系统性混乱」的年代，新的霸权格局将走向何方，依然难以预料。

主要参考文献

Hopewell, Kristen. 2016. Breaking the WTO: How Emerging Powers Disrupted the Neoliberal Proje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次要参考文献

Arrighi, Giovanni, and Beverly J. Silver. 1999.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张跃然。来源：政见CNPolitics。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