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诗歌的百年沧桑-红色中国网

左翼诗歌与工人

1949年以前，不论高雅或艰深的旧体诗词，还是较为口语化和相对通俗的新诗，多半都与工人无缘。不管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多么重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原因不难理解。旧中国的工人教育程度普遍很低，诗词固然写不来，新诗也一样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事。毛泽东等人能够多多少少把工农斗争接入诗词之中，确乎开辟了一个新境界。遗憾的是，假如把左翼文人空洞的“革命口号诗”剔除，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要找到表现工人形象，表现他们的劳动、生活、斗争以及工人革命的新诗乃至其它文学体裁，可谓难乎其难。

相形之下，殷夫是个异类。他写于1929年及其后的“红色鼓动诗”[1]，无疑是中国左翼诗歌的耀眼明珠，其中有现实的工人群体形象（但应该说，还相当不够）。这与殷夫当时直接从事青年工人运动、亲身参与罢工（并因此被捕）有关。他的小说《小母亲》，也能让人联想起同时代日本的小林多喜二等作家的工厂小说。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当时搜集到的殷夫的26首诗和4篇小说，编为《殷夫选集》，丁玲在序言中写道：“每首都像大进军的号音，都像鏖战的鼓声。……我们感得到被压迫的人们的斗争决心……诗人的感情是炽热的，它紧紧的拥抱着抗争的人们，他用力的握着真理，痛击那群卖国者，蒋介石以及他的党徒们！……我还没有读到过像他这样充满了阶级革命感情的诗。”这几句评论所揭示的问题，比丁玲本人想说的要更多。

丁玲从反面印证了中国左翼诗歌中，“充满了阶级革命感情的诗”倘非空白，也是凤毛麟角。然而丁玲想当然地认为，殷夫的敌人只是“卖国者，蒋介石以及他的党徒们”。她仅以国家、党派的立场看待殷夫。至于殷夫自己，则不仅在诗中喊出要“冲破那座资本主义的恶魔宫”[2]，“我们是资产阶级的死仇敌”[3]，而且自陈要“以铁、以血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资产阶级，封建残余作战”[4]，也就是反抗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阶级压迫。丁玲自己有意或无意地规避了“与资产阶级作战”。但没有这种明确的观点和意志，就不会有殷夫那些“充满了阶级革命感情的诗”了。

殷夫身上还带有五四运动之后“个性解放”的特征，而不曾沾染官僚化“革命家”那种真真假假的禁欲气味。在《写给一个新时代的姑娘》的诗中，他颇为天真地写道：“姑娘，你是新时代的战士！／姑娘，你是我们的同志。／我们来合你握握手吧，／我们来合你亲亲嘴吧！”这在其他诗人那里，是鲁莽唐突、不可思议的。

1929年时，大革命已确定失败，多数工人逐渐趋向消沉。许多积极工人和革命青年不甘心失败，继续顽强工作：“我们真是昼夜奔忙，不放过一星半点儿的火种”，“我们从绝早到深夜，始终睁大着警觉的眼，向四周围查看一星星火点，想藉以造成燎原的局势。”[5]但是，尽管工人斗争并未中断，仍需要相当的时日来积蓄力量，恢复元气，才有可能导向“决战”。长远来说，革命必然到来，旧统治者、统治阶级必然垮台，这毫无疑问。但是，“压迫者必将灭亡”不等于“压迫者明天、明年就将灭亡”。即此而言，殷夫的诗并未真正探测到群众的脉博。他的“决战将至”的心态，不只是本身的热情和冲动所致，也有着莫斯科新指示的影响，也就是声称“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现实中表现为以党和积极分子代替群众，在盲动冒险中把前者推到统治者的屠刀之下。殷夫写到自己在厂门前向上班的工人散发传单时的遭遇：

一个巡捕拿住我的衣领，

但我还狂叫，狂叫，狂叫[6]

殷夫的狂热状态跃然纸上。许多积极分子因此入狱或丧命。他幸运地被同情他的“好巡警”放过了，但一年半后却不幸死于党内斗争与告密。1930年，莫斯科派遣王明之流的党棍前来接掌中国党的领导权。罗章龙等人于1931年初筹备了上海东方饭店党内会议，试图与米夫、王明一伙对抗，结果遭到英国租界工部局的大搜捕，导致35人被捕，其中23人被秘密杀害于龙华。殷夫和另外4名左联成员也在其内。[7]

盲动冒险时期，也是1949年之前唯一的“反资本主义”并与资产阶级公开对抗的时期。这以后，在种种名义下——抗日，新民主主义，等等——资产阶级重新被认定为需要团结、拉拢的对象。“阶级对阶级”的诗，意味着“极左”，在党的宣传员笔下自此消失。

这就是为什么丁玲们读不到也写不出“充满了阶级革命感情的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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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如此，歌亦然。

聂耳创作于1934年的《码头工人歌》，主人公是“为了两顿吃不饱的饭”而日日夜夜流血流汗的劳动者，“在血和汗的上头，他们盖起洋房来！”“一辈子这样下去吗？不！兄弟们！团结起来！向着活的路上走”。可惜这种以求生存的劳动者的阶级斗争为主题的作品，相当罕见。后来的所谓“红歌”，几乎都算不上革命歌曲。事实上你很难找到革命歌曲，尤其是以工人革命为主题的歌曲，仿佛革命压根不曾存在过！虽然不同译本的国际歌从20年代起就已流传，但中国革命自始至终都没有产生自己的“国际歌”。即使像《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样的歌，传递的信息也只是：工人为了解放而劳动（而不是斗争）；解放是社会性质、阶级性质不明的“全中国彻底解放”，就字面来说，完全可以不涉及社会关系的改造。

马可于1947年创作这首歌的经历，就表现了党及其宣传员如何回避工人所关心的“翻身”问题。在刚刚解放的东北佳木斯一座大工厂里，文工团员为工人演唱《翻身五更》，内容是农民协会会员联合起来斗倒大地主。

老工人问：“你们有没有工人翻身的歌？给咱们唱一个。”

“这个……我们还没有编出来呢！”马可面露窘色地回答。

这时，一位老师傅唱起了自己编的《工人四季歌》：“……秋季里来菊花黄，工人翻身自己把家当。成立了职工会，参加了自卫队，组织起来那么有力量。”

老师傅朴实的歌声感动了马可，促使他为工人创作了这首“战歌”。但是歌中只剩下空洞的“解放”。像成立职工会，参加自卫队，以及“工人翻身自己把家当”这样的内容，完全不存在。更让人遗憾的是，这位老师傅自己编写的《工人四季歌》既没有传播开来，甚至没有流传下来。

早年的工人歌谣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8]但工人虽不“写”诗，仍然留下了自己的诗与歌——不是诗词或新诗，而是民谣、歌谣。部分是采取传统民歌、山歌的形式，部分则是采用流行小调，自编新词。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口口相传，或由老工人教给新工人。有些歌谣在众口传唱的过程中，有所扩充和修改，形成了不同版本。1948年初申新纱厂工人罢工的时候，就有女工把当时的流行歌曲《你这个坏东西》改编成《我们要配给品》来唱，深受其他工人的欢迎。某些歌谣至今还被我们时常引用，比如“吃的猪狗食，卖的骡马力”。

这些歌谣，部分刊载于当年的左翼刊物（其中有些应为知识分子所作，或改写）；更多的歌谣，要到1949年后，乃至21世纪，才被有系统地收集、记录下来[9]。不过，相当数量的工人歌谣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及时采集，早已湮没失传。

尽管如此，留存下来的这座宝藏仍然堪称富饶。仅仅在大生纱厂（一、二、三厂及副厂）就采集到百来首工人歌谣[10]，涉及工人劳动、生活、恋爱、斗争的方方面面，颇为精彩。

和流传山野的民歌相比，这些工人歌谣有更多更深的苦恨沉重，极少欢愉和解脱，也很少“太阳尽向西边落，不知落了几大堆”的俏皮劲——也许除了些有关恋爱的歌：“榔头锉刀月下老，锭子把手攀相好”。对这些没有田土或被迫离开田土去“做厂”的“脱根人”来说，找一条生路并不容易：“纱厂做工苦巴巴！若有地皮老三百，勿来结断头，勿来扯烂纱。”为了进厂，还得给工头送礼：“卖脱棉袄穿夹袄，借得铜钿送人情，杀鸡杀鸭请荐头，指望做工有出头。”并且对多数工人来说，这意味着要在厂里服终身的苦役：“嘴吃黄连苦一时，厂里做工苦一世”。

工厂里，“工头哨声激耳朵，领班面孔鬼见怕。夏天车间象蒸笼，寒天弄堂穿冷风”。打骂罚款是平常事。工人吃的是自带的硬梆梆的菜团和馊饭，往往伴着碎纱吞下，吐出时能带出血。每天早出晚归，劳动过程紧张得往往连大小便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但做足十二小时的苦工却吃不饱饭：“车子转得冒火星，小妹饿得面色青”。因为过度劳累，女工甚至也要抽烟提神。碰上开工不足没活干，工人就发急，“有柴有米也罢了，缸空甏空怎得了”，想让工头安排点活，只好送礼。每天出厂还要严格抄身。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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