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列宁 —— 特朗普政权与美国的新法西斯时代

3、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极端保守主义形态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的观点，在考茨基看来，“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相容的”，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这种做法“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2](654页)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上的垄断，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垄断、暴力和掠夺等等特征。列宁身后无论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的发展，都深刻证明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性、预见性。

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知识界，无论左右翼，都普遍将特朗普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当选的当晚，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阿兰•巴迪欧在加州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某种意义上，这种新的政治人物——特朗普，还有其他许多人——跟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很接近。……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暴力倾向。除了这些法西斯特征以外，他们也不会考虑任何逻辑或理性……”[30]这不仅仅是巴迪欧一个人的看法。2016年11月14日，诺姆·乔姆斯基接受独立媒体专访时说，“这个危险(法西斯主义在美国抬头)存在多时，随着特朗普的上台，愈发真切了。”[31]11月9日，《休克主义》的作者娜奥米·克莱恩在英国《卫报》发表评价特朗普当选的文章认为，“在不安全和不平等的时代，新法西斯式响应不会消失。”[32]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定义法西斯主义。

如果说，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阶段，其政治模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式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话，那么在帝国主义和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带有愈发明显的保守专制特征。在列宁身后没有几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就发展出了极端的保守主义形态——法西斯主义。

众所周知，法西斯主义的哲学是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施密特的极端国家主义哲学、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合衍生物。按照萨米尔·阿明等人对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定义及德国、意大利等国法西斯主义的相关历史特征，我们可以概括出它有如下几个基本特性：

第一、维护资本主义尤其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

第二、在资本主义遭受严重危机的时候，主张向后看，借鉴古代封建的、贵族的政治体制解决危机(希特勒非常尊崇德国前国王威廉二世和皇太子)，对资本主义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保持怀疑和修正态度，主张搞政治集权，限制乃至取消三权分立、宗教自由、宪政民主、党派争斗及其导致的政治溃散，镇压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维护垄断资本的统治。

第三、用某种“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动员社会危机中利益受损的小资产阶级乃至无产阶级的群众，诱导他们压迫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

第四、反理性主义，对某种传统、宗教或神秘元素保持狂热信仰，以此吸引普通民众。

第五、反对平等主义理念，宣扬精英主义，鼓吹贤能政治、贤人统治乃至超人统治，鄙视和蔑视弱者，宣传白人垄断资本家及其政治代理人是精英民族中的精英，用这些理念维护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对法西斯体制的支持。

1930年代，当世界资本主义遭遇经济危机时，如果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话，只剩下两条路径：一种是向前走，借鉴社会主义手段解决危机，如罗斯福新政;另一种是向后看，通过政治上的集权和专制，摧毁社会主义运动，控制底层民众，主导自由市场，缓解经济危机——这就是法西斯主义。

从历史上看，法西斯主义是西方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主动选择。今天的自由资本主义为了占领道德制高点，试图完全把法西斯主义排除在资本主义类型之外，这在理论上、在历史上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正如葛兰西于1924年指出的，“‘民主主义’感到甚至在只有形式上自由的条件下自己也抵挡不住工人阶级的压力时，它就组织了法西斯主义。由于搞垮了工人阶级，法西斯已经使‘民主主义’恢复了存在的可能性。按资产阶级的意图，分工应该进行得十全十美，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交替使用应该有利于永远排除工人阶级恢复活动的任何可能性。”而这样一种“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交替使用的战略策略，“意味着毫不留情地把工人阶级固定在恶性循环之中，资产阶级是希望它禁锢其中的。”[33](222页)

如果以简单的人数计算，希特勒在社会各个阶级都有支持者，但是他最核心的支持力量，实际上是德国大资产阶级。早在1923年，当纳粹的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德国大资本集团如鲁尔区钢铁垄断集团的头目弗里茨·蒂森就开始支持希特勒。1932年1月26日,在蒂森的发起下,希特勒向莱因和鲁尔区的三百名资本家发表演说，将自己的主张和盘托出：“经济生活是靠个人权威建立起来的,但政治上却要否认这种权威而代之以民主。荒谬之至。……我们有不可动摇的决心,把马克思主义在德国连根铲除。”会场对希特勒报以“热烈的掌声”。[34]参与支持希特勒的电业托拉斯西门子公司认为：“面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希特勒还始终是较小的祸害。”西方学者恩·亨利在《希特勒征服欧洲的计划》一书中曾指出:“德国法西斯的真正主要主动人不是希特勒，而是蒂森，鲁尔的巨头。”[35](2页)

无论是进行理论分析，还是进行历史分析，法西斯主义，都只能定性成资本主义的一个极端保守主义的形态。

二战后的冷战年代，美国被迫延续罗斯福新政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但是在冷战中，美国国内产生了非常强大的、极端的保守主义思潮，并在冷战结束后迅速开始主导美国政治、逐步将罗斯福新政废除。在美国有代表性的保守主义思潮就是施特劳斯学派。

施特劳斯曾与纳粹法理学权威施密特关系密切。1932年，施密特支持施特劳斯申请洛克菲勒奖学金。同年，施特劳斯发表了施密特的最重要著作《政治的概念》的评论。1933年4月希特勒政府颁布“国民总督法案”，施密特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5月1日，施密特加入了纳粹党。1933年7月初，施密特被盖世太保最高领导人、普鲁士邦总理戈林招入议会并在纳粹党员法学家协会中担任最高职务直到1936年。从1937年到二战结束，施密特一直公开支持纳粹政权并发表排犹言论。[36](2页)

施特劳斯于1973年去世，他生前主要的学术研究的目的，都是在用解读古典政治哲学的方式参与二战后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间的大论战，即新保守派与新左派之间的争论。面对二战后国内精英阶层对罗斯福新政与福利社会的不满，外部与共产主义的冷战和越战之失败，美国及西方的新左派坚持自由主义原则，秉持进步主义的传统，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采取了中立立场，反对美国对外扩张，甚至主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需要借鉴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之处。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西方新左派抛弃了传统的阶级斗争理念，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少数族裔、民权、女权、环保等后现代主义领域，使整个工人阶级分裂为不同的独立主体，使马列主义的阶级政治变成了身份政治，这种去阶级化、去政治化的潮流客观上分化了共产主义运动阶级基础，有利于垄断资本的统治，其主张一定程度上被美国主流政治(主要为民主党)所利用和部分吸纳。

而以施特劳斯、亨廷顿为代表的新保守派则坚持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帝国心态，他们认为，西方的危机根源在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抛弃了文化宗教传统，违背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根本信条和原则。他们主张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于基督教文明及更远溯的古希腊文明，这种类型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内核是经济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方式，而政治制度的本质为大众自由和民主掩盖下的资本精英的贵族专政)是根本和原则，具有绝对和普世的意义、价值和目的，即道德判断上的善，而非西方的包括社会主义及其他文明则是野蛮的恶，两者的斗争和冲突不可调和。

施特劳斯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强调了如下古典学说得现实意义：“由于人们在人类的完善方面亦即在至关重要的方面是不平等的，一切人的平等权利对于古典派来说，就是最不公正的了。他们争辩说，有的人生而比其他人优越，因此，按照自然权利，他乃是统治别人的人。”[37](136页)他更进一步断言：“实际可行的最佳制度乃是法律之下的高尚之士的统治或者混合制”，“在混合制中，贵族制的因素……处于居间的也是最为核心和关键的位置。混合政制实际上（而且它也旨在于）成为一种由于加入了君主制和民主制的体制而得到了加强和保护的贵族制。……单纯的最佳制度就是明智者的绝对统治”。[37](144页)

施特劳斯的逻辑很简单，理想的、公正的政治秩序是贵族制，那么理想的民主制只能是“普世皆贵族的贵族政治”，因此“理想的民主纯粹是一种幻想”。施特劳斯对此不报任何幻想。施特劳斯非常认同“伟大的”思想家的如下所谓“振聋发聩”的观点：只有诸神组成的民族才能民主地统治自己，“但如此完美的政府不适合人类”。施特劳斯说，“现代民主制远不是普遍贵族制，它或许是大众统治，但又并非如此，因为事实上大众无法进行统治而只能受精英统治，即那些不论何种缘由得以位居高层，或很有可能进入高层的团体。”[38](2页)

美国政治学者认为：“美国政党的典型特点就在于，它是一个由官员和谋求官职的人组成的核心小集团，加上一个专业班子和少数忠诚党员”，而普通党员只是“临时加入的男男女女……不受党组织的纪律和刺激的支配”。[39](37页)施特劳斯非常清楚，美国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其实是混合政体，其本质是贵族精英专制。

可以说，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激进派为了团结底层工人才高举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旗帜，一旦底层劳动人民威胁到了资产阶级利益和统治，如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就会迅速走向保守，主张恢复原有的、传统的、封建时代的东西来遏制革命，正如法国大资产阶级曾经选择了拿破仑，英国的大资产阶级曾经选择了克伦威尔，而德国的大资产阶级则选择了希特勒。这是保守主义的起源和宿命。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史无前例地，因此采用保守主义的方式巩固自身的统治，就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选项。

如果说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实际类似于封建社会的贵族阶级专政的话，那么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事实带有越来越多寡头专政的色彩。尤其是当经济危机发生，旧贵族统治阶层腐朽，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大众起义反抗而濒临崩溃的时候，施特劳斯们希望有一个新君主、新帝政、新凯撒新克伦威尔出来，挽救整个资本主义的贵族专政体制。

施特劳斯派的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特朗普的支持者。施特劳斯西岸派传人、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政府学教授查尔斯·凯斯勒支持特朗普，他们认为美国正面临着“魏玛难题”——国家的文化、大众和精英都如此堕落，以致共和政府赖以维系的美德再也难觅踪影，因此美国需要一位强势人物进行革命。[40]一群匿名的施特劳斯派知识分子创办的“伟大美国杂志”网站认为，“国会里真正捍卫美国的主权、自由以及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之地位的人屈指可数”，华盛顿“非常腐朽，只有克伦威尔这样的人才能击溃他们”。他们按照施特劳斯关于“暴政”和“帝政”的理论，主张美国需要一场特朗普式的革命来推翻这个堕落的、不负责任的精英阶层：美国已经堕落到了需要一位凯撒出现的程度。[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