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对反右及文革的真实态度

这里显然表示了她对于1958年共产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充分肯定。1958年10月18日，她还亲自视察上海郊区的“七一”人民公社，在那里和社员同吃（在公社食堂）同劳动（摘棉花），并且参观了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和保健站。临别时她在田头对社员说：“今天虽然只看到了公社的一部分，但已经看到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4-1555页）不仅如此，她甚至还和工作人员在她的北京寓所后院进行“土法炼钢”。（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8页）应该说，宋庆龄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她相信毛泽东和共产党是非常真诚的。

最后，要说一说一些人一再宣扬的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无论是陈敏还是吴江，都说她写了七封给党中央的信，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和反感。但是，他们却举不出其中哪怕是一封信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显然，所谓的“七封信”不过是一个谎言而已。

在这里，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宋庆龄在文化的革命期间的一些情况吧！

1966年4月29日致信李云：“我昨天会见了阿尔巴尼亚贵宾，在和谢胡同志亲切交谈中，谈到了两国革命和建设方面的重大成就，也谈到了如何培养下一代在革命化道路上的健壮成长。”并谓：“阿尔巴尼亚是一个革命的战斗的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是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坚持革命原则的人民，他们在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直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最前哨，这次党政代表团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我们不仅要热烈的欢迎他们，同时也要很好的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3页）

1966年8月24日致函格雷斯•格兰尼奇，信中说，“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关于这里发生变化的报道——一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它将确保修正主义的魔影不论现在还是今后都不可能实现。”信的末尾还说，“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呢？”（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的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590页）

1966年9月24日致信罗叔章，谓：“请你把红卫兵对我的大字报借给我看，并总理为我支持的话，因为上次你借给我看的，没有包括在内。你怕我不开心是么？我看到对我的批评不会主观。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我要知道，以便改掉不好的作风。如果不知，那怎么改掉呢？”（《宋庆龄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

1967年5月5日，在致罗叔章的信中说，“谢谢你给我看的大字报。特别有兴趣的是江青同志一篇讲话，我应当向她学习。”（《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7页）

1968年2月13日在给美国历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的复信中说，“我饶有兴趣地获悉，正是由于对中国有如此大的兴趣，才使你支撑着一个范围广泛的研究课题。当然，那些教学工作者还有一个观点问题。我们认为，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阶级内涵。因此，如何表述这些事件，也必须基于阶级分析。”信中还说，“我真的希望在英国有人能看清楚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并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去解释(我相信有这样的人)。我希望你和你的同事们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同上，第1721页）

1970年8月11日在给廖梦醒的信中说，“近来我的邮件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二三月间国外寄来的航空信，我两天前刚收到！更令人恶心的是，邮局里的一些坏家伙把一些反面的口号和漫画夹在我的信里。信封看上去没有拆开过。那些来信的朋友绝不会把这样可鄙的宣传品寄给我。干这种坏事的罪犯一定是隐藏在香港、广州或这里的一些敌人。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同上，第1734页）

1971年11月11日，写信给正在摩洛哥养病的斯诺说，“对于9月13日的飞机失事事件不作任何评论是明智的，因为尽是些揣测之词，人不可能做说瞎话的预言家。你不说话，我就放心了。就是那些在内层的人也不知道详情。……真是个无赖！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不已成了指定的继承人了吗？！只有时间会透露你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11页）

1972年1月，宋庆龄在《中国建设》上发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文。文章列举新中国二十多年来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是由于中国和亚洲的新时代把美国总统尼克松带到了北京。文章说，“美国总统宣布要来北京访问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在朝鲜战争期间，他极力主张轰炸中国，而现在，他又准备和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尼克松总统在他当选的前一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声言：‘任何一项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视中国的现实。’”文章在论及中国的现实是什么时写道：22年来，“中国共产党，一个言行一致的党，领导了中国人民建设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 ，并且，中国人民现在正在与世界各国为和平和繁荣而英勇奋斗的人民，并肩战斗，互相支持，一个新的时代，人民的时代，正在开始。”文章还说，“今天，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制度下，工业生产完全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今天的人民军队在各种社会活动中都起着支援的作用。”“在中国人民中间，到处都洋溢着团结的气氛，到处都可以体会到团结的感情。”“正因为中国的国内政策是为人民服务，它的对外政策也是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的。”（《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8-1749页）

从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也如她以往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毛泽东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历次运动一样，她对于毛泽东所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也是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的。所谓她给党中央写了七封信，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和反感”显然不符合事实。虽然文革中出了林彪和四人帮，但是，她对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从未发生动摇。她在1977年2月9日写给爱泼斯坦的信中说，“毛和周的路线坚不可摧，这使我欣慰！他们两位都是如此具有远见，即使是‘可怕的四人帮’也休想使我们转向，哪怕只有一天！”（《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