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髦女作家到革命知识分子

二、战争、“流动性”与主体的位移和重组

1947年底，受上海出版商春明书店之托，冯雪峰编了《丁玲文集》，并写了题为《从<梦珂>到<夜>》的后记。文集收入丁玲1941年前止的7篇小说，虽不完整，但也大致可以反映丁玲此期之前小说创作的成就。在这篇后记中，冯雪峰试图从丁玲的小说文本中概括其精神的蜕变历程。冯雪峰说，如果将《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与从《新的信念》到《夜》等一系列到延安以后的作品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一个极大的距离，这是“作者跟着人民革命的发展，不仅作为一个参与实际工作的实践者，并且作为一个艺术家，在长期艰苦而曲折的斗争中，改造和生长”而带来的结果。在后面这些作品中，丁玲开始“深入现实人物的意识领域”，对于人物，“作者必须在新的对象的世界中生活很久，并用这新的世界的意识和所谓心灵，才能走得进去。作者并且必须拥有这个世界及其意识和心灵，才能够把这世界和人物，塑造成令人心惊肉跳的形象，用感动力而不是用概念或公式的说教，去感服读者，使他们也走进新世界”。（冯雪峰《从<梦珂>到<夜>》，原载《中作家》1948年第1卷，此处转引自《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

从“意识和心灵”的再造，也即新的主体的再造，解读丁玲及其作品，冯雪峰可谓丁玲的“解人”。

丁玲到延安后，处在战争和频繁流动的条件和状态下，战争带来的组织化、军事化要求，流动状态下对经验和主体生成的冲击和重组需引起重视。需要强调的是，丁玲在战争环境下的流动，也是一种相对的状态。她并不总是处于简单的流动中，流动之后，还会有一段停留、稳定、学习、总结的时间。如1938年年中率“西战团”返回延安后，一直到1939年底，有一年多在马列学院学习；而1943年则几乎整年都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据现有材料披露，1943年也被称为“丁玲最难挨的一年”。这些较为安定但也并不平静的时间，可供丁玲学习新理论，反刍经验，总结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当然也是进行创作的时问。这种流动-停留（学习、总结、“整风”等）-流动-停留的经历，对丁玲而言，是极为独特的，它对一种稳定性的主体状态带来的冲击和改变值得进一步思考。

丁玲有脱离南京被囚的特殊经历，在40年代的“改造”乃至其后整个人生历程中，信仰和忠诚的问题一直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挥之不去，在不同的话语氛围和历史条件下，成为挑战和考验她的“利器”。丁玲进入延安，未经审查。1940年，她听到康生在1938年就说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便写信给中组部部长陈云，要求对自己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同年10月，中组部作出《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认为丁玲被捕被禁南京期间，虽然没有利用可能条件，及早离开南京，存在问题，但“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这一“结论”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可成为当事人的“定心丸”，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历史问题（也即对她的信仰和忠诚的质疑）一再浮现。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丁玲由于南京被捕那段经历，思想压力很大”，这年8月，她补充交代了离开南京前，曾写过一个字条的材料。（参见李向东、王增如《丁玲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审干”并没有给她的历史作出结论，她仍然是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不能和其他党校同学一起参加学习党的路线，为此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负担。（1945年8月，其实有一个《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指出丁玲被捕后“政治上消极，失了气节”，到延安后“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国民党被捕后软化的影响，丁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但“整风后有进步”。但由于此“结沦”没有组织的意见和盖章，故不能作为正式的组织结论，也未与本人见面。李向东、王增如《丁玲年谱长编》）丁玲1945年10月离开延安前，曾找任弼时，提出“审干”中没有甄别结论该怎么办的问题。任除了鼓励她放心走之类的话，并没有做什么。丁玲去往河北之时，心理上应该还背负着这一沉重的负担。

关于丁玲的历史问题，相关当事人和学界已有颇多叙述和分析，此不赘述。与本文相关的问题是，信仰和忠诚在丁玲的“改造”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历史经历和记忆，为丁玲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改造”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背景，在特定的时刻，甚至将信仰与忠诚的尖锐和残酷性推向极端。在丁玲自己的叙述和论述中，又是怎样从心理和认识层面上触及这一问题的呢？丁玲40年代的创作中，尽管没有直接处理这一问题，但其作为背景无疑是存在的。丁玲这一时期塑造了许多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和误解，背离了常人的理解和生活道路，但心中深藏信念的悲剧女性，诸如话剧《重逢》里的情报工作者，《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甚至《新的信念》里的老太婆，如果将丁玲自身的“历史问题”作为背景纳入进来，对这些作品的理解或许就会有所不同。

1945年底离开延安时的丁玲，在经验、认识和人生阅历上，已不是初入延安时的状态。她再一次开始流动性的生活，但作为一位具有比较明确的专业意识的革命作家，她已不满足于流动状态下的碎片化经验表达，如果说“西战团”“一年”是其表达新的“意识和心灵”的开始阶段，之后延安的六年是她反刍、沉淀甚至表达疑惑、痛苦反省的阶段，再之后两年半的河北“过路”，则是在积聚经验，集中表达其转变后的“意识和心灵”。这一时段丁玲的努力是自觉的，也与经过抗战“惨胜”后，文学界一些自觉者力图以“较巨型”的作品来书写新的“意识和心灵”的努力，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同构性。

河北的两年半，丁玲本拟赴东北，是个“过客”，从张家口到阜平，从温泉屯到抬头湾再到宋村，丁玲也一直处于一种相对流动的状态中。此时的丁玲，历经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磨炼，用冯雪峰的话说，“工作了多年，生活了多年，斗争了（也被斗争了）多年”，已经有可能“准备从事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品的写作”。（见冯雪峰1946年夏写给丁玲的信，此处引自《丁玲传》，王增如、李向东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同时，作为一位较为成熟的党的工作者，丁玲参加了多支土改工作队，在张家口、冀中、正定等地的不同村庄从事了大量具体的土改工作和群众动员工作，土改工作、群众动员工作和写作交错进行、互相促进。如果说“西战团”时期的丁玲一定程度上尚是一位具体事务和群众工作的“生手”的话，河北时期的丁玲已是一位成熟的党的工作者，具备了“无论什么人，我都能和他聊天，好像都能说到一块儿”的本事，而且特别能与村里的妇女尤其是老太太们聊天。更为重要的，作为一位党的工作者、一位力图通过创作表现新政治的最新进展的“老作家”，丁玲的创作也触及了新政治中最为核心的一些问题，如土地问题、阶级划分问题、群众路线中干部的作用问题等，从而也触及了当代文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具体政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丁玲在河北的两年半中，最终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桑干河》主要基于丁玲在河北，尤其是张家口地区的具体工作和生活经验，当然也是其此前经验和精神积累的结果。写完《桑干河》后，张家口和冀中也成了丁玲的“文学根据地”，也就是说，一种流动的状态，在经验和主体上，仍然需要走向某种稳定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创作续集《在严寒的日子里》，她多次返回河北，返回温泉屯，甚至在被打成“右派”，陷入人生低谷时，也有回到河北，回到“文学根据地”的想法。（1955年受批判以及80年代初复出后，丁玲都曾想回到河北，重续她的创作。）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丁玲在河北的文学活动，正如她在“西战团”时的活动一样，是一种“行走在路上的文学”，是扎根于大地的活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