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起中山舰 —— 那年毛泽东在羊城

祸起萧墙，仓促之间，怎么办？这是一个行动方案。

陈延年先是站在毛一边，可是，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却反对。认为真要打仗，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十倍。即使其他各军都袖手旁观，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城的武装警察，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弹药。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

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毛泽东再三跟他们理论，没有效果; 陈虽然同意毛泽东的见解，但他也说自己“不敢做主”，要“请示上海中央”才能决定。

沈在传达室先听得讲话的声音，像是毛泽东的。后来是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是高声争吵，其中有毛的声音。又过一会儿，毛泽东出来了，满脸怒容。他们回到家中门厅坐定，毛泽东脸色平静了。应询给沈讲了会谈大致情况。

沈问：“您料想结果如何？”

毛泽东思索一会儿说：“这要看中央的决策如何，如决定对蒋让步，最好的结果大概是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点不在此，在于蒋介石从此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右派会加强活动，对我们挑衅。”

此时已过午夜，毛说：睡觉去罢。就上楼去了。沈在床上却辗转不能熟睡，但听不到枪声，料想没事，也就睡着了。

总书记陈独秀与中共中央机关此时均在上海，对事变最先是从上海报纸的新闻通讯获悉的。各报大字标题：“中山舰图谋不轨”，“蒋介石扣俄顾问”，“逮捕共产党”，“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共中央最初是不相信的，认为又是帝国主义者造谣。”（ 张国焘：《我的回忆》）省港罢工后，我党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更加尖锐。它们认定中共是中国境内最坚定的反帝力量，只是还十分弱小。三月底，布勃诺夫使团回国途经上海，中共中央“才从他们那里得悉一些较为可靠消息，但不知道详情。”（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迟至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陈延年的详细报告。

我党尚无秘密电台，人送或邮局传递信息很慢。要求中央及时做出应变决策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共合作全局、统一战线成败的大事由地方党委决策，陈延年心理压力自然很大：中共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管东渠算是党小组吧。我这个小组长授权有限。

包惠僧回忆，当天上午（20日），周恩来到蒋发动事变的指挥部和扣押共产党员的场所──广东造币厂，当面质问蒋并斥责他制造反革命事件，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的罪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释放被扣押人员。

同日，陈延年、张太雷、恽代英召集了党员积极分子会议，说明事件事实真相，揭露蒋介石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工农武装队伍的建设，迎接新的斗争。

3月21日和30日，广东区委两次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公开信，驳斥帝国主义与反动派对共产党的种种造谣污蔑，揭露他们通过反共达到破坏“联合战线”的阴谋。

高第街，离街口不远，一处高宅深院。门框两边挂着油得光溜溜、几尺长的白底黑字新木牌──军长谭延闿的颜体正楷楷书：东边，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西边，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特别党部。第一次来时，毛泽东见大门口这位同乡老熟人、前清翰林漂亮的手书（那时写的是湘军），贊赏地点点头：“不愧民国第一颜！”。

一九二零年，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上门求字，请时任湖南督军、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为其题写招牌。人称水晶球的谭虽不认识眼前这个年轻人，为人一向圆滑，还是为其题了字，并亲临为文化书社开业剪彩。此社后来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秘密联络机关。

十年后，谭延闿在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朱毛红军大举进攻长沙的消息时，懊恼得跌足叹息:“这个毛泽东，早知如此，当年我去剪什么鬼彩呀，派两个兵把他一捉，何至于今日劳师糜饷?”

这天，毛泽东走进这个大院，顾不上照例欣赏门框法书，心无旁骛，排闼直入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对情况的分析是：黄埔军校有五百多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五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周恩来找到张太雷，要他向苏联顾问反映。此时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正好在广州视察顾问团的工作，听到此事后，缺乏敏感，认为是大惊小怪，真正熟悉国民党内部情况的鲍罗廷、加伦此时又不在。周恩来十分焦急，却也无计可施。

陈延年有些心动，马上去找苏联顾问。可是苏联顾问计算了一下，认为叶挺部队只有一个团，武器弹药不足，难以与第一军抗衡。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找到季山嘉，主张出兵讨蒋。听完周恩来一番陈述，季山嘉面有难色。原来季山嘉也并非不知蒋介石的司马昭之心，早将此事汇报给正在广州访问的苏联代表团团长、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布勃诺夫却要季山嘉劝说中国共产党切勿有过火行为。因此，季山嘉不仅没有同意周恩来关于武装反击蒋介石的计划，反倒说服周恩来不能与蒋介石公开决裂。

布勃诺夫知道，共产国际和苏共内部对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有两种意见。斯大林、布哈林等组成斯大林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组成新反对派。正所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两派认识和主张的分歧越来越大。斯派力主维系现有统一战线形式，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新派则倾向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或另组新党。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人提出了警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叛变的警告。苏共视为对斯大林中国政策的攻击。布勃诺夫只能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处理中山舰事件。季山嘉也必须服从布勃诺夫。

二十日，街上已解严。沈雁冰到陈延年的办公地点，才知道蒋介石派兵包围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以外，还派兵包围了汪精卫住宅。蒋的部下对兵士说：共产党要造反，派兵去，是保护苏联顾问和国民政府主席。陈延年又说：蒋介石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了纠察队的部分枪枝弹药（后又发还）。

中共中央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没有轻率决策，莫斯科方面迟迟没有消息。3月末，布勃诺夫等归国途经上海，中共中央才从布勃诺夫处得知有关情况。

过了两天，沈雁冰又见陈延年，问：事情如何结束？陈答：中央来了指示，要我们忍让，要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我们已经同意撤回了第一军中的所有党员。但蒋介石要求解雇季山嘉，这不是中国党内的事，让蒋介石自己向莫斯科办交涉。

4月3日，陈独秀发表文章，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大，中国的革命势力必须统一起来，文章宣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块柱石”，共产党人决不会阴谋去推翻他。这篇文章是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人的一个有权威性的表态，它实际上给中共应该做出的反应定了调。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同时，决定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执行这一妥协政策。

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妥协政策，要求一致遵行，他完全同意苏联顾问对蒋介石思想性格的分析以及“利用蒋介石”的策略。

然而，在张国焘离开上海之后，中共中央于4月中旬收到陈延年关于事件的报告，陈独秀看了怒不可遏。决定改变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一项新的政策，其要点为：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并孤立蒋介石；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并决定在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彭述之为书记。

4月末，彭述之受命前往广州，和鲍罗廷面商上述计划。彭述之到达广州后，即成立特委机关，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新政策，结果，遭到刚刚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强烈反对。彭向鲍提出陈独秀把给蒋的军火中拿出五千支步枪给共产党用以武装广东农民，鲍却拒绝了。还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时代。”

可以看出，中山舰事件之后，在制订和执行对蒋妥协、退让政策的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不应承担主要责任。成也国际，败也国际。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食髓知味，打蛇随棍上。得垅望蜀，提出整理党务案来排挤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组织部长谭平山、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祖涵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刘芬等全被撤换。共产党员被扫地出门。从而加速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毛泽东“不见荷花开”一念成谶。从三二0事件到四一二事变，只有一年。

中山舰事件的最大教训是揭示了中共建立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此话是至理名言，但他当时讲话的具体含义──“ 武装的革命”，指的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苏联为国民党运军火，办军校，派军事教官、顾问，对中共则不给军火，甚至连口头或书面指示都不涉及中共建立或领导革命军队。

那些日子里，被沈雁冰评为“十分恬静贤淑”的开慧数次听到夫君家中踱步时低声哼唱湘味京戏《击鼓骂曹》：“ 我有心替主爷把贼扫，手中缺少杀人的刀。”

参阅：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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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达时。作者投稿。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