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法西斯新闻事业体制

3、种族优秀论

希特勒鼓吹，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其他种族都应当接受日耳曼民族的领导和统治；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应当对之实行种族灭绝。

日本军国主义鼓吹，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只有大和民族才能统帅亚洲各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一同对抗欧美民族，与西方平分世界。

种族优秀论同样也作用在法西斯新闻事业的体制中，具体表现在对其他民族和种族的新闻媒介进行打压或者强行并购，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限制和迫害。

德国法西斯剥夺了非日尔曼人的传播权，1935年，沃尔斯坦报团在“反犹”运动中被没收财产，由纳粹党的耶埃出版社接管，完全成为法西斯宣传的工具。《法兰克福报》的老板因为是犹太人被报社清除。1933年10月，德国颁布了《新闻记者登记法》。该法规定：“各个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必须由宣传部长直接任命；一般记者惟有符合下列条件：（1）必须为德国人；（2）具有公民权及管理的资格；（3）受过专门教育；（4）祖籍为纯种的雅利安人而未与其他各族成员结婚者方可成为记者。第四条对新闻从业人员的种族作了明确的限制，前三条对此作了间接的规定，毕竟是否有国籍、公民权和受教育权还是法西斯说了算，非日耳曼民族只能是被动的，无力的，悲观的。

日本政府对处于其殖民统治下的朝鲜、我国台湾和东三省的新闻事业实行统一管制，通过殖民总督或行政当局进行对口管理，或者分别纳入日本国内各大报系统进行控制。

4、意志至上论

希特勒创造了“权力意志”的概念，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掌握和发挥权力，“扩张自我”。这是一种极端自大狂妄，权力欲薰心；只要个人意志，不要理性思维；只凭个人奋斗，蔑视广大民众；不顾客观现实，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荒谬邪说。希特勒深受尼采学说影响，写了自传体的《我的奋斗》一书，鼓吹坚强意志和主观奋斗精神可以战胜一切，“谎撒得大，就多少总有一些东西会得到人们相信，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受大谎的骗比受小谎的骗更容易……”

日本军国主义则坚持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这种精神的首要要求就是绝对效忠天皇，有仇必报，坚定的精神可以战胜一切。

这种意志至上的思想从根本上违背了物质第一，意识第二这个基本的哲学观念，反映在新闻事业上就是彻底了抛弃了新闻的客观公正性，新闻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法西斯宣传的需要。

戈培尔是运用新闻界进行宣传的好手，尤其是在对广播的运用方面。他坚信“谎言说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 宣传部经常通过新闻发布会发布一些指令。这些指令详尽地向记者们讲解如何从事他们的工作，多达数10页，它要求记者们依照政府想要他们了解的事件进行报道。这些指示涵盖了纳粹党基本路线的每一个方面。这是新闻界该报道的，当然对哪些问题坚决不能报道，宣传部也作出了具体的指示，比如禁止刊登国家领导人宴会照片，不得报道德国的侵略战争，即使报道也要美化和赞同，不能站在犹太人的角度来报道“反犹”运动等。

日本新闻界在法西斯政府强大的“统一指导”的战时新闻体制下，完全成为政府操纵下的喉舌和宣传机器，即使在二战接近尾声，日本军队节节溃败的情况下还要继续狂热的报道战争消息，吹嘘“皇军”的伟大胜利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欺骗日本人民。

5、暴力和强权就是真理论

在法西斯主义国家，暴力和强权达到了最高的层次——战争和征服。希特勒和东条英机东西呼应，坚决反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这些学说使人心浮动，社会动荡，国家涣散软弱。他们认为，武力能战胜一切，“强权就是公理”，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都必须实行强权统治，进行武力征服。

戈培尔把整个德国置于疯狂的法西斯战争中，强迫新闻媒体用观点一致的新闻报道来美化对外侵略战争，为侵略找若干个冠冕堂皇的理由。1939年8月上旬，纳粹德国报纸叫卖的中心调门是：扰乱欧洲和平的是波兰，是波兰以武装入侵威胁德国。《柏林日报》的大字标题的警告：“当心波兰！”《领袖日报》的标题是“华沙扬言将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希特勒原定在8月26日侵略波兰，此时成了戈培尔在报纸上发动宣传战争的高峰。事实上，纳粹德国自己早在半个月以前就开始动员发动战争。

当日本军部干预政治过于明显时，日本的媒介开始对此多少有些微词。但是，日本媒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局部对外侵略战争时，大多相当自觉的充当了侵略的宣传工具。基于半个多世纪天皇制政府在新闻政策方面对媒介的“调教”，一旦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这一带有全面侵略战争先兆的事件发生，即使战前对军部有些微词的报刊，又再次卷入了战争叫嚣中。报刊和通讯社采用无线电发报、传真和飞机运送稿件等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方式，极为快速的报道日本进攻中国东北、攻打上海的战况，支持政府的侵略方针。

二、从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探讨法西斯新闻事业体制的形成原因

体制是个抽象的概念，我们只能通过体制中活跃的具象的因素来考察某个体制的形成原因及过程。在法西斯新闻事业体制中，法西斯政权和大众传播媒介是两个最活跃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把对法西斯新闻事业体制形成原因的研究肢解成国家政权和新闻界法西斯化两个方面。

1、国家政权的法西斯化

二战前夕诞生的这些法西斯政权的国家在纵向的发展轨迹上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者战争的道路走上资本主义的，所以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封建贵族的特权，这就使德日两国在政治制度上体现出明显的“二元化”特征，即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并存。

由于政治体制上“二元化”的存在，两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家力量的扶植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却从来没有带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力量的提升，言论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被“容克”贵族和天皇所控制。这样，两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也顺国家政治体制而动，形成了“二元化”的新闻事业体制。具体来说，新闻事业作为信息产业，它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及其运作中体现出其资本主义因素和特征，竞争和利润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所以处于二元化体制之下的新闻媒体要求有对自身运营机制、社会职能等方面自我定位的自由权力，必然强烈反对政府的任何强控行为和封建专制集权主义理论关于传播事业的基本原则。但是，“二元制”中的集权主义一元又决定了新闻事业的封建性质，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残存的贵族特权一方面向往大众媒介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又惧怕新闻业的自由倾向会影响他们的特权和统治，这就使他们对待新闻业的态度出现了矛盾：一方面，统治者允许甚至鼓励传播事业在不伤害国家根本体制、正统观念、国家秩序的前提下赚钱盈利，搞“黄色新闻”、激情报道、搞新闻本位、企业经营；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系列严厉的法规、强大的国家机器来防止传播业的越轨，并强烈要求传播事业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

这种国家政权的二元矛盾长期存在，但始终找不到矛盾解决的出路。在二元制的痛苦和徘徊中，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来临了。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沉痛的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二元制”中的一极被弱化甚至抹杀，那么另一极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这种哲学的转化过程选择了希特勒等人作为其实现的历史主角。于是，“二元制”转变为“一元制”，集权主义的“一元制”，一种最专制的政治制度形成了。同样，新闻业在从二到一的转变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等到国家政权体制发生根本的变化时，新闻业也就随之质变为法西斯体制，并成为“一体制”的国家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2、新闻界的法西斯化

法西斯体制之下的新闻事业要绝对服从国家政权的管理和支配，一旦国家政权走向法西斯的道路，那么新闻界也会主动或者被动的实现法西斯化，当然，鉴于当时的国家和社会环境，我们不能苛求大众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誓死捍卫新闻“公正、客观、民主”的理想，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新闻业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与法西斯强大的国家机器抗衡。但是，无论如何，新闻业作为社会公器，也总该在国家走上歧途之际向后拉一把，不管是有力的还是无力的。

但是，除了日本新闻史上出现的“白虹贯日”事件和“竹枪事件”，我们很难找到另外一些新闻界对抗法西斯势力的实例。为什么法西斯国家的新闻界会紧紧的追随法西斯呢？除了以上提到的法西斯强大的原因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民族特征上来分析媒介对法西斯政权的忠诚。

蒙昧中的日耳曼人在森林中接受了“第一启蒙教育”，他们从中得到的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物竞天择的客观规律使他们成为好战的民族和天生的战士。与野兽周旋不仅需要物理意义上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力量，包括意志、勇气、毅力和智慧。对于凶猛动物和群体行动的动物，个人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需要集体的协同一致、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这就造成了日耳曼人集体主义意识和团队精神。一战后战败的耻辱、艰难的生存压力和民族利益被不公正地掠夺更增加了整个民族报复敌手的决心。希特勒登台后，他极富感染力的演说把新闻界的绝对服从和狭隘的民族精神调动起来，新闻媒介主观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

等级观念在日本民族中是根深蒂固的，它渗透到日本人的灵魂中。日本民族在审视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时都要用“等级观念”来衡量。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的首要信条是绝对效忠天皇和自己的主人；其次是勇敢作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再次是坚忍不拔，恩仇必报等。在日本人的眼中，天皇是绝对权威和绝对正确的，新闻界也不例外。日本人长期居住在封闭的岛国，长期以来喜欢用唯我独尊来掩饰其深藏在内的自卑感，形成了民族性格中的偏执和狂热，新闻界在战时对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的歇斯底里的报道正是这种民族性格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