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阳轴承厂看两条路线斗争

洛阳轴承厂　

洛阳轴承厂兴衰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

　　前 言

　　洛阳轴承厂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由前苏联提供设计图纸、设备，并派出优秀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帮助建设的。当时设计能力，年产轴承1000万套，品种226种。

　　1954年3月24日，国家计委审核批准《洛阳轴承厂设计任务书》并报经党中央、毛主席同意实施。国家为了确保洛阳第一批重点工程项目，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矿山机器厂(简称拖、轴、矿)和为上述三厂配套项目洛阳热电厂，施工建设按时、保质，保量顺利完成，建工部专门设立了洛阳工程局，由洛阳市委第二书记王维群兼任局长，承担三厂配套项目施工建设。国家计委、建工部从全国各地调入的成千上万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和大批配套建筑机械设备、材料，从四面八方汇集洛阳，一九五四年四月，全面开始施工。

　　1958年6月30日，洛阳轴承厂、洛阳矿山厂先后由一机部、河南省委，洛阳市委组成国家验收委员会，对工程项目逐项审核合格后，批准验收。1959年9月30日洛阳第一拖拉机厂验收，自此洛阳“一五”第一批重点工程项目拖、轴、矿三厂全部投产，为1958年中国共产党生日，1959年建国十周年献了厚礼，为千年十三朝帝都，古城洛阳增添了光辉；同时也为国家一五第二批重点项目河南柴油机厂、洛阳铜加工厂、洛阳耐火材料厂、洛阳玻璃厂等施工建设提供了经验。

　　洛阳轴承厂属于精密机械制造行业，轴承套圈的内外径、椭圆度均要求达到0.5微米以下，生产技术工艺，超精度要求高，产品市场需求广阔而无止境，决定了从事轴承生产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文化、素质、道德标准有别于普通机械制造行业，洛轴的建设关系者第一个五年计划能否如期完成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工程建设从1955年8月全面展开，全厂职工在厂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加大工作量，加快建设进度，提前完成篱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奋发图强、忘我劳动，坚决完成上级党委下达的各项任务。在全国各地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力支持下，实行“边基建施工、边安装调试、边作好生产准备”，的方针，密切结合，交替进行，争分夺秒、保质量、抢速度、鼓干劲，争上游。1958年6月30日，第一期工程建设完成投产，国家总予算11077.2万元，实际完成10510.2万元，建筑面积175745.2平方米，提前半年多完成施工建设计划。

　　建厂初期，从全国各地调入大批省，地、县、区级干部和优秀职工，他们是洛轴的拓荒者，奠基人和中坚力量。尽管人员来自四面八方，语言不通，经历不同，文化程度不等，生活习惯各异，条件艰苦，缺乏经验，但都是为了支援国家重点建设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使他们互相关心，团结友爱，相互帮助，取长补短。一条心，一股劲，一心一意搞建设，为振兴中华民族做贡献。厂党委根据轴承生产技术、工艺要求高和职工文化、素质的实际情况出发，非常重视培养高素质职工队伍建设。特别注重作风培养，基本功训练和基层组织建设，注重对全体职工文化，技术知识教育，充分发挥党，工、团组织作用和党团员模范带头作用。尊重科学知识，对知识分子给予“政治上帮助爱护，工作上关心支持，生活上体贴照顾，技术上相信依靠”，大胆使用，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对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坚持进行共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工人阶级光荣传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轴承厂，树立以厂为家的政治思想教育，使职工明白，洛轴是社会主义工人当家作主的国营企业，提高工人阶级主任翁责任感。成为洛轴不断发展的中坚力量。使无产阶级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发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矛盾是相互依存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中的阶级属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发生的矛盾，反映在人们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是“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已经证明，洛轴的扩大发展的快慢，增产与减产，企业盈亏，职工的团结与分散，积极性大与小，进步与倒退，厂兴厂衰变化，都始终与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和刘少奇、邓小平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干扰和破坏有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凡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生产发展、产量提高，品种增加，质量保证、企业盈利、人心团结，厂兴人旺。反之，生产下降、品种减少、质量降低、企业亏损、人散厂衰。洛轴的发展过程，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曲折，尖锐复杂的斗争。对这一重大原则问题，过去和现在，不管人们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肯定与否定，都改变不了历史发展规律，1976年10月6日后，洛轴由于推行资本主义精神鸦片的经济刺激政策，虽容光换发，兴奋一时，但最终还是走上破产被兼并衰败±路，这一客观事实，历史已作出定论，应引起我们深思。

一，洛轴的振兴 (1954-1965年末)

　　创业时期，万名职工都是这个大家庭成员、主人，和开拓创业者。1958年6月30日验收投产当年，在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指引下，全厂职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鼓干劲、争上游、创高产、夺丰收，完成轴承产量585.72万套，品种183种，产值4840万元，利税920.3万元，为洛轴之家积累了原始财富，为发展生产奠定了初步经济基础。

　　1958年10月，一机部向洛阳轴承厂下达扩建任务。要求生产外径“400mm”特大型轴承7500套、“200mm”以上大型轴承40万套，年产量扩大到1500万套，总重量达到8240吨，新增厂房建筑面积37630平方米，总投资4144万元。洛轴提前完成任务，为后期发展创造了条件。1959年，洛轴人继续沿着总路线方向前进，全年完成产量1142.28万套，比上年提高50％多，超过设计能力14.2%，品种完成378种，超过设计能力63％，产值利税大幅度增加，取得优异成绩。

　　1960—1963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农业欠收，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刘小奇、邓小平等，大搞浮夸风、反瞒产，高指标征购。天灾人祸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人民温饱受到影响。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修二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技术封锁等，洛轴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这时刘少奇、邓小平又在农村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修正主义路线，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矛盾加剧，在城市群众中流传“三级工(指工资)不如一沟葱”(经济价值)，洛轴人心思散。党中央毛主席为了战胜天灾人祸，恢复国民经济，及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主席带头降低自己口粮标准(每月24斤，低于城市职工平均标准)，不吃肉，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洛轴党委带领全体职工，克服各种困难，认真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战胜了天灾人祸。从1964年开始至1965年，洛轴生产逐步得到恢复正常运行，为6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1954年至1965年，被洛轴称为“当家人”的厂长、书记是：范华、闫济民、刘劭清．他们都是经过战争年代洗礼的优秀共产党员、党的高级干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转业地方搞经济建设，但他们始终保持战争年代艰苦朴素作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经常深入基层，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尊重知识，严以自律，执行党的政策不走样。拒请吃、喝、拒收礼品，坚持勤俭办厂，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优良传统，深受广大职工的尊敬和爱戴，为洛轴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当家时间最长的是闫济民同志，他从1954年建厂至1965年底调出，长达11年，从副厂长到第一副厂长、厂长、书记、总工程师，在任职期间，被洛阳轴承厂职工称为“好当家人”，他对洛轴发最大的展贡献是：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路线，特别是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方针，结合洛轴生产管理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之需要，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国营大型企管理大法，并带头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总结“干部参加劳动，学习生产技术，熟悉生产工艺，提高管理水平，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滋生的经验”，变外行为内行，及时解决生产中发生的实际问题，确保生产计划全面完成。不断总结“工人参加管理，熟悉企业经营情况，强化监督力度，提高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任翁和责任感，提高工人阶级整体素质的经验”；不断总结“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技术改新，技术创新，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达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给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创造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机会，给他们提供展示聪明才智的平台，发挥群策群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减少社会资源消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经验，使管理干部真正懂得：建设工厂靠工人，完成生产任务靠工人，搞好企业管理靠工人，技术改新、技术创新靠工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还得靠工人，而厂长，书记只不过是工人阶级中一员，工厂离开工人，什么都不存在。从而大大的解放了生产力，促进生产发展，培养了一大批老，中、青企业管理人员和生产技术骨干力量。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继承和发扬了洛轴掌门人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继续认真执行和补充完善“两参一改三结合”办企业方针，创造了很多奇迹，被广大职工举荐，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担任各级领导，成为“洛轴之春”的掌门人和中坚力量。

二，文化大革命迎来洛轴的春天(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发动和直接领导的，每个阶段的部署、方针、政策，都是通过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直接公布实施。有别于以往通过各级党委、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逐级传达的作法，中央的指示、部署，各级党委、干部群众，都是在同一时间，收听和看到，按各自的理解认识落实执行，让实践去检验正确与否。全国亿万人民，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紧跟中央战略部署，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运动首先从中央上层和北京开始进行。洛轴是洛阳市十大“通天”单位，中央直属企业之一，政治、经济、文化、科研、教育等，都与中央和北京市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发生的重大事件，在24小时内，都会以“北京来电”快速信息传遍洛轴。洛轴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然和中央上层和北京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密切相连，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文化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实行的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揭露批判党内走资派，斗垮斗倒党内走资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检查承认确实存在)实行的是自上而下派出工作组，或通过各地代理人，压制群众，限制群众，扼杀群众首创精神，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大批教师，学生、干部、工人、知识分子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右派”，把文化教育、科研、卫生、工矿企业、有技术职称，担任业务领导职务的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技术权威”进行批斗；把家庭出身成份不好的子女视为“黑五类”剥夺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其目的就是保护党内走资派，这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代表两个阶级利益，决定了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激烈，曲折，尖锐和长期性，没有折衷调和余地，迫使每个人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走资本主义道路。随着斗争形势发展的不断变化，思想认识差异，各自按照自己的观点、立场，成立了名目繁多群众组织，即使一时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参加群众组织的散兵，在思想认识上，都带有明显倾向性，这就是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刻长远意义。从建厂筹备到文化大革命暂时中止，被广大职工称为：“洛轴之春”，从以下三个方面叙述：

　　A，引言：以“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为主线，主要阐述中央上层和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发展中重要大事件，对全国各地产生的连锁反映和影响；

　　B，洛轴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和《引言》的必然关系；

　　C，洛轴职工“抓革命、促生产”取得的成绩。

　　(一)洛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主线是《引言》中的“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决定》（简称“十六条”)。由序幕到高潮、由高潮到成果，文化大革命迎来了洛轴的春天，百花盛开，报春不争俏，共同祝贺祖国山河一片红，迎接党的“九大”胜利召开。

　　中央“五•一六”通知，深刻揭露批判“二月提纲”提出的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理论方针，政策、路线、纲领，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斗倒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这场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明确的斗争大方向。

　　《二月提纲》的历史背景：1965年9月，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邓拓（北京市委副书记）三家村《燕山夜话》触动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由彭真控制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北京市委，彭真在刘少奇的受意指使下，指示北京市委“学术批判办公室”主任许立群，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名义，起草的汇报提纲，全称“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若干问题向党中央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出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反对批判吴晗、邓拓，千方百计地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这样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到资产阶级所谓“纯学术”批判的圈套里，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守反革命修正主义阵线。以五人小组名义起草的汇报提纲，又不让五人小组成员阅看和讨论，彭在提纲稿件批写“此件因时间仓促，未来及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直接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

　　二月五日，刘少奇在家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并有彭真带领许立群、胡绳等人，赴武汉向毛主席汇报。在向毛主席汇报前，彭真指示许立群向主席汇报“要先务虚，后务实，把左派、右派意见汇在一起讲，”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法，欺骗毛主席。

　　二月八日，彭真等人到武汉，由许立群口头向毛主席汇报，彭真补充，在汇报过程中，主席两次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二月提纲”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驳斥，并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实际上给“提纲”判了无期徒刑。

　　回北京后，彭真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和“三年以后再说”的指示，盗用中共中央名义，指使许立群、胡绳写了所谓中共中央对二月提纲的批语，未经毛主席审阅，却造谣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把提纲变成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发给全党，流毒全国。霎时间，什么“论清官”、论“封建道德”、评价“历史人物”等等之类的所谓“纯学术”讨论文章，充斥各种报刊、杂志，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引入邪道。

　　 三月七日至二十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出了重要指示“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反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蒋伯赞不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刊、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压制他们稿件。对“二月提纲”不涉及政治问题的“纯学术”讨论，提出了尖锐批评，并说“中宣部不要变成农村工作部”(注：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撤销)。

　　三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话，明确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主席又说“1963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不打招呼？而姚文元发表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了吗？压制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闫王殿”，打倒“闫王”，解放“小鬼”。主席又说“我向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作了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多出‘孙悟空大闹天宫’”。四月二日，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表示“完全同意主席指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

　　四月六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判，撤销五人小组报提纲，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五月中旬，中央改组北京市委，任命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蜂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五月十六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还指出“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任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样的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会议宣布，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康生任顾问，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号角。

　　六月一日，经毛主席同童，中央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向全国公布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将矛头直接指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邓小平趁毛主席离京到外地搞调查研究，利用临时主持中央工作之机，迫不急待地炮制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自上而下的派出大批工作，进驻基层单位，压制、打击广大群众对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的揭发和批判。

　　继六月三日派张承先带领大批工作队进驻北大，改组北京大学党委后，六月五日，邓小平派出工作组，进驻北师大女附中，六月六日孙友渔带领工作组，进驻北师大，六月八日赵如璋带领工作组，进驻北京航空学院，六月九日叶林、王光美带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六月十五日地质部邹家尤带二百多人工作组进驻北京地质学院。接着薄一波（副总理）从工交口抽调大批干部，进驻北京工交口十五所高等院校，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抽调15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北京各中等学校，不到半个月时间，派出工作组总人数达7230人，全部进驻北京文化教育机关和全部大、中、专院校，控制局势，全国各省、市，上行下效，雷厉风行，派出千百万工作组，杀气腾腾，进驻各基层单位，压制、打击、迫害广大革命群众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实行白色恐怖，灭无产阶级志气，长资产阶级威风。工作组进驻单位后，都具体干了些什么，难作一一文字叙述，本文只对刘少奇，邓小平通过其女儿所在两个中学的工作组，进行剖析回答。

　　1，北师大附中工作组，刘少奇通过女儿刘平平（该校高二学生）了解该校文化大革命情况后，作出指示让刘平平转告工作组，而工作组再把该校发生的问题和遇到的“干扰”通过刘平平向刘少奇汇报请示，刘平平自然成了联络员。第一批工作组进校后，揪出该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刘超，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斗。以勾德元为首第二批工作组，六月十七日进校，不到十个小时，就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我们已掌握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全部材料，北师大附中属于四类学校，党支部属于黑支部”，两天后刘少奇指示工作组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5％是指全国而言，具体到你们学校就不行了”，结果附中70％以上教师、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70％以上班主任被批斗，甚至强制“劳改”或者严刑拷打。在1000多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150多人，其中一个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都是右派，被称为“右派班”，形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六月二十日，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为预备党员)奋起造反，贴出大字报题为“揪出钻进我们心肝中的牛、鬼、蛇、神”，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分裂群众，好像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当天，刘少奇接见工作组长勾德元等四人，刘说“写大字报的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们就容易了”。

　　2，邓小平指示团中央书记胡启立，派工作组进驻北师大女附中，要把女附中作为重点，搞成典型，进行推广。团中央派出第一个工作组进驻女附中后，邓小平通过女儿邓榕（女附中学生）了解该校情况，作出指示，由邓榕转告工作组，工作组通过邓榕向邓小平汇报请示。工作组进校后，公开宣布“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并恐吓说，按法律应当坐班房，应当判死刑”，教师都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对教师分左、中、右排队，整理材料。挑起师生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教师宿舍门上贴上“狼狗窝”等，这种作法引起很多师生对工作组把矛头指向群众表示非常不满。

　　六月十七日，高三（4）班学生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引起全校师生质疑工作组执行的政策方向路线是否正确。

　　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对大字报内容开展大辩论。支持工作组的学生跳上台大叫“学生也有5％(敌人)也有右派，也有牛、鬼、蛇、神，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工作组的学生，上台表示支持大字报。邓榕回家问邓小平“反对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对工作组不对，这符合社会上反工作组逆流”，还说：“那十三个人(指写大字报的)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学生中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才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邓榕日记记载）。邓榕把邓小平的话转告工作组，直接导致很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高二（2）班有12个学生，作为右派进行批判斗争，其中张××，李××被定为“反革命”限制在牛、鬼、蛇、神圈内，不准自由行动。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级领导、六个教研组长，各有5个被揪斗批判；三十七个班主任，有三十二个被揪斗批判。阴沉恐怖气氛，笼罩整个学校，压的师生喘不过气。

　　通过对刘少奇、邓小平直接控制的两个中学工作组的剖析，说明自上而下，上行下效，全国务省、市，自治区，派出数以万计工作组，以及各单位党委积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予头直接指向广大教师，学生、知识分子、党、团员、干部、群众，以及家庭出身不好的所谓“黑五类”子女，把他们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技术权威”，进行抄家，戴高帽，挂破鞋，游街示众，关进牛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其目的就是压制、打击广大群众揭发批判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保护党内走资派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 级利益，复避资本主义，用心何其毒也！反过来反动文人将这一切错误强加在造反派头上。

　　七月底，毛主席回到北京，立即调查工作组在学生中抓反革命的事情，陈伯达立即通知清华大学工作组，释放被关押的学生蒯大富，周总理亲自到清华找蒯大富谈话，了解情况，当清华大学和其他学校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决定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解决工作组，转移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问题.

　　八月上旬，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揭露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怒斥了他们制造白色恐怖。全文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宇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可以发人深醒吗”；八月八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继“五•一六”通知后，又一个指导文革正确进行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夸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规定：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全国各地派出的工作组，犯有方向路线错误，予以撤出”，结束了五十多天工作组制造的白色恐怖。

　　八届十一中会会，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七人增至十一人，将刘少奇，邓小平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六位(邓)和第八位(刘)，使刘，邓失去了控制中央权力的机会。后来毛主席指出的文化革命“三七”开，三分错误是主要是刘邓在这五十多天里推行资产阶反动路线造成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通过“十六条”，撤出了工作组，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在全国各地远远没有肃清，揭发批判反动路线刚刚开始，由于反路线执行者不服输，不给受压制、受迫害群众平反，而揭发批判反动路线必然涉及执行者，因此，形成势不两立的派别组织，被社会通称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后果导致学校继续停课，工厂停工，停产，党政机关不办公，大规模武斗不断发生，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党中央、毛主席为了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的流毒，做好各派群众的思想转化工作，及时发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要纠缠历史旧帐”、“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等系列指示；把各省、市、自治区，各派群众组织头头请到北京，由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新华社参加，坐下来听取汇报，调查研究，共同协商，达成协议，联合起来，组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新的政权机构，实行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一一革命委员会。全国各地武斗逐渐停止。局势逐步稳定，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为“九大”胜利召开，创造了条件。

　　(二)洛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洛轴开展文化大革命时，正值刘少奇，邓小平自上而下派出大批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和打击迫害广大革命群众对党内走资派揭发批判，作为“通天”单位的洛轴党委，对中央上层和北京市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工作组压制和迫害革命群众的一系列错误作法，不管电台和报纸公开发表，或没有公开发表的，都了如指掌。洛轴厂党委，双管齐下，一是抽调干部支持市委、充实派出工作组力量，二是召开本厂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会议，部署安排本厂文化大革命工作，反复强调：“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进行，不准成立其他任何组织”，对全厂党员、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分左、中、右摸底排队。根据当时被刘邓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精神，发动群众相互揭发批判，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把大批群众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右派，把阶级出身成份不好的子女视为黑五类，排斥在运动之外，把有技术职称的，担任业务领导的知识分子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技术权威，进行批斗，甚至关进“牛棚”，强制劳动，限制自由，完全背离了“五•一六”通知的基本原则，犯有方向路线错误。《十六条》公布后，洛轴党委并没有改弦易辙，主动给受打击迫害的群众平反，对其执行反动路线作出认真检查，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反而，拒绝大专院校学生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和走向社会、工厂，反对发动群众揭发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师生进入厂区，说明洛轴党委仍在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洛轴职工深思，为什么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几个月，受压制的群众继续受压制?受迫害的群众得不到平反，百思不得其解，倍感困惑。

　　党中央、毛主席注意到，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在很多走资派及其代理人掌权地方和单位没有贯彻执行，会上举手通过“十六条”的人，有的不但不执行，而且还千方百计进行干扰和破坏，千方百计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为了排除干扰，保证文化大革命健康发展，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又一次作出了重大历史性决策，选择产业工人力量最集中最强大的城市，上海市为突破点。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公布《中共中央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伟大号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从走资派手里夺过来，紧紧掌握在无产阶级自己手里。人民日报加的编者按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整个华东，对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洛轴广大职工听了党中央《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才真正明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人民群众受压制、受迫害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文化革命的一切阻力和干扰，来自掌握实权的走资派，只有把无产阶级没有掌握的那部分权力，自下而上的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自身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和自由，上海“一月风暴”，向党内走资派发出了夺权进军的号令。洛轴职工，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立即行动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成立群众组织，向不执行“十六条”的党内走资派发起进攻。此时，被洛轴党委作为培养选拔对象，调到厂党委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收集全厂文革动态情报）的毕道芳（革命干部家庭出身，高干子弟、共青团员）因对厂党委派他去监视洛轴技校学生动态持异议，被迫离开五人小组，回到生产第一线，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革命群众，批判反动路线，参加群众组织，受到热烈欢迎，其影响很快流传厂内外，回应驳斥了社会上流传的所谓“造反派出身成份不好，没有党团员，没有干部子弟”等等反动“血统论”错误观点。毕道芳和吴烈才，高学士，杨景荣（老工人、党员）等群众组织代表，联合起来组成具有全厂性的“洛轴职工联合会”。形成以吴烈才为首的四大群众领袖核心，共同带领全厂职工，带头揭发批判厂党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动了洛轴文化大革命发展，迎来了“洛轴之春”。

　　1967年2月，由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有关领导人碰头会议上，谭振林，叶剑英等人，代表党内走资派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以“文革”初期因执行反动路线受到冲击的个别事件为借口，公开背叛他们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举手通过的“十六条”和党中央《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公告，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矛头直接指向江青和康生同志，企图扼杀文化大革命。当时称为“二月逆流”，流毒全国，大肆逮捕革命群众，再次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甚至随意杀害。在全国各地，受迫害的群众，响亮地喊出“坚决杀退二月黑风，一月风暴好得很”，而执行反动路线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却针锋相对的喊出“二月风暴好得很，坚决杀退一月黑风”的行动口号，形成相互对立的两大派。

　　3月上旬，河南党内走资派，使用专政工具，操纵省公安厅群众组织“公安公社”对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洛阳“八一六”、郑大“联委”等群众组织，实施逮捕。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全国首创利用飞机向全省各地散发传单，宣布郑大“联委”等一批群众组织为非法组织。

　　白色恐怖笼罩神州大地，大批造反派再次被打成反革命，被列入逮捕名单的洛轴“联合会”吴烈才、毕道芳等人和洛阳大专院校、厂矿造反派组织负责同志有的被抓，有的转入地下活动，有的暂时离开洛阳。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批示，对青海赵永夫、王昭制造的“二•二三”开枪事件，作出处理决定。决定指出“青海省军区内部发生的问题，是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夺了权，对“八一八”等革命派进行残酷镇压，打死三百多人，逮捕近万人。中央军委决定，由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对被打成“反革命”和被逮捕的群众，予以平反。决定对赵永夫隔离审查；对与事件有直接关系的省委书记王昭．205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张晓川，隔离反省，听候处理。“二•二三”事件验证了“五•一六”通知指出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论断无比正确。

　　中央对青海“二•二三”事件处理决定，给“二月逆流”迎头痛击，迫使洛阳市公安局无条件释放了“二月逆流”中以“反革命”罪逮捕的学生和工人，极大地鼓舞了洛轴造反派的斗争士气。四月十六日，洛阳市各大中专学校、机关、厂矿、农业、财贸、文教，卫生和广大市民群众，数万人从四面八方汇集洛阳市中心玻璃厂前广场（被称为“四一六”广场），愤怒揭发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洛阳犯下的滔天罪行，洛阳市委机关造反队和洛阳公检法总部，出动数辆高音喇叭广播车对准大会，进行干扰破坏。此次集会，再次把洛阳市文化大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打击了走资派的嚣张气焰。但是不甘心失败走资派代理人，又转变策略，转移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挑动群众斗群众，拼命垂死反抗，制造停工，停产，调动农民进城，大规模镇压造反派拉开了序幕。

　　五月中旬，豫西红卫兵司令部，派学生进驻市委机关，发动群众揭批反动路线，遭到市委机关造反队坚决反对，他们以保护市委为借口，煽动工人停产、农民停工，调动工人离岗，农民进城，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棍棒，停水停电，将手无寸铁的学生困在楼内。五月三十一日武力攻楼，将学生赶出市委机关，很多学生被抓，惨遭毒打。

　　五月二十八日，洛轴“职工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对厂党委支一派压一派表示不满，党委支持的群众组，要什么给什么，而“联合会”等群众什么都不给，因此部分群众到厂部讨说法，要求厂党委一碗水端平，厂党委拒不接见。群众就坐在厂门口等待厂党委答复。而厂党委个别人调动另一派群众，以武力驱散并打伤多人。

　　继五月三十一日，对进驻市委揭发批判反动路线的学生实施武力镇压事件发生后，造反派组织采取了以大字报辩论，揭露批判党内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不与对立面直接接触，减少磨擦，避免发生武斗的文攻武卫斗争策略。而党内走资派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不断挑起事端，制造磨擦，主动攻击实施镇压，破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常进行，调动大批不明真像群众，围攻造反派控制的阵地，继续扩大武力攻击镇压范围。从六月一日开始，至七月二十五日中央对河南问题表态时止，调动工人、农民、对西工电影院电影系统“刺刀见红”建材学校、“卫东红旗”拖技校、“八一六”、洛一高“井岗山”等造反派组织进行围剿、围楼、停水、停电、打、砸、抢、烧，妄图致造反派于死地。利用经过改装的大功率推土机(类似坦克)、桥式大吊车，砸坏拖技校教学大楼，用汽油烧毁洛一高教学大楼，大批学生被打死、打伤、致残，震惊全国。同时又派出大批人员赴京，制造交通堵塞，参加党中央周恩来主持的解决河南问题汇报团，给毛主席党中央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央承认其打、砸、抢、烧是“革命行动”。

　　七月二十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公布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扣押在武汉随从毛主席的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的反革命事件，并对武汉军区管辖的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镇压造反派的错误作法作出明确表态：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洛阳“八一六”郑大“联委”等为革命群众组织。八月初抗美援越回国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二五部队进驻洛阳支左，表态支持豫西造反派。1968年1月8日，洛阳轴承厂革命委员会成立。群众组织代表吴烈才、毕道芳、高学士、杨景荣等人，被结合为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毕道芳同时被河南省革委会、洛阳市革委会结合为委员、常委。

　　（三）“抓革命、促生产”，硕果累累

　　洛轴职工通过学习中央“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一系列文件政策精神，深入揭发批判《二月提纲》和刘邓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反革命修正主义理论、方针、政策和路线，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精神变物质，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指示。1966年完成轴承产量1493.28万套，比设计能力提高49.3％，完成品种1213种，超过设计能力5.4倍，完成产值13217.5万元，超过设计水平57.4％，质量综合项目合格率达到83.9％，废品率仅为2.24％，实现利税7589万元，创建厂以来历史最好水平。企业经济效益比改革开放最好的1983年实现利税5409万元多，为国家积累2180万元。当年试制成功外径3.14米特大型轴承“3-813”，建成我国第一条“308”轴承生产自动线；研制成功“586”机座轴承和408甲配夯用D387／950H轴承，为九大设备配套的20799／950轴承，不锈钢特薄壁四点接触向心推力轴承D3-618，诚制成功我国第一台15吨冷拔机喂料装置和支沟磨沟新工艺等多项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填补了国内空白，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为洛轴之春文化大革命创造了良好开端。

　　1967年7月25日，中央对河南问题表态后，决定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河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各地市各单位相继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广大群众认真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各项方针、政策，“抓革命、促生产”，把停工停产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这时党中央、国务院给洛轴下达了生产外径4.16米带齿的3-914特大型轴承生产任务。

　　洛轴职工，出于对党中央、毛主席无限忠诚的深厚感情，在一无设备，二无技术的情况下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艰巨光荣任务，一致表示“有条件要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坚决完成党中央下达的特大型轴承生产任务，为国争光、为洛轴工人阶级争气。在广大革命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的全力支持下，全厂上下总动员，献计献策，挑选全厂最精干的行家里手，很快成立了干部、工人、技术员三结合的攻关小组，自力更生，土洋并举，群策群力，进行研发攻关。

　　第一关：外套圈加工

　　当时全厂最大的立式车床，只能加工直径2.6米轴承外圈，而直径4.16米带齿轴承外圈，超过立车最大加工限度近一倍，怎么办？攻关组广泛收集各方面建议，集思广益，经过筛选，决定在地下挖一个直径4.5米的大坑，安装一个大功率电机，作为动力，拼接一个大元盘，为落地工作平台，把加工件固定在平台上，在元盘周围安装可进可退刀架，对外圈进行粗、精加工，代替立车。

　　第二关：磨削加工

　　把刀架改为压旋砂轮架，仍在落地转盘上，对外圈磨削加工，磨出的光洁度，完全达到技术标准，代替磨床。

　　第三关：外圈齿形加工

　　外圈牙齿要与另一台机器上齿轮相啃合配套转动，精密度要求高，不允许有误差，难度最大。机电修和工具车间，滚齿机、牛头刨、龙门刨等，所有齿轮加工设备，都比4.16米轴承套圈小若干倍，即是最大的龙门刨，可从套囤内孔穿膛而过，怎么能加工4米直径外围牙齿呢？攻关组组织两个车间能工巧匠，开动脑筋，反复思考研究，联合攻关，先由工具车间，钳工按齿轮模数，设计制造出刀具和样板划线，机电修车间，采取分而治之，把庞然大物的加工件，一分为四，按四个半圆弧形齿轮，逐个在龙门刨上刨出齿形，再焊接成整个圆形齿轮，把它放在落地平台上，车磨平整，解决了外圈牙齿齿形加工。被称为“蚂蚁吃大象”，一点一点吃。

　　第四关：热处理淬火加工

　　热处理淬火，主要是增强硬度延长轴承寿命。热处理车间最大的淬火炉，根本放不进4.16米轴承套圈，淬火处理，只能分而治之，一点一点屹，攻关组挑选全厂高级焊工，手持氧气焊枪，分段烧红、加油淬火，确保热处理淬火技术要求硬度，顺利攻克最后一道难关。蚂蚁啃骨头，土洋井举，攻破四遭难关，不仅节约大型专用设备投资，而且加快时间进度。经过数个月，研发攻关，艰苦奋战，按时顺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国务院下达的直径4.16米，外圈带齿特大型轴承生产任务。经检验，产品质量各项技术标准，完全达到国内外同类产品水平，在成本价格、研发试制、生产周期方面均创国内之最。1968年党的生日之前，向党中央、省、市报了喜。全厂上下一片欢腾，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庆祝全国最大的轴承在洛轴诞生，为抓革命，促生产，树立了标志性里程碑。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工人日报，河南日报，河南电台等主流媒体新闻记者，纷纷到洛轴采访报道。一致认为：这是洛轴工人阶级的伟大创举，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成为“洛轴之春”最硕大、最艳丽之花。

　　厂革委按照特大型轴承，实物比例尺寸，做成模型，刷银灰漆、装上彩车，向市里报喜，厂革委会副主任吴烈才同志，站在报喜队伍中间，藏而不露。但被河南日报摄影记者李荣檀发现，大声喊“老吴，你到前面来，好照相”，吴烈才说“这是全厂的职工智慧创举，全厂职工的荣耀，要照就照他们吧”，记者说：“职工群众也要有带头人，你是带头人，不参加拍照怎么能行呢”，于是大家把吴烈才推到镜头前面拍了照。之后，厂革委会又选派参加研发生产的工人代表，进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和鼓励。

　　1966年至1975年，研发生产新品种、新工艺、自动生产线、专用生产设备等技术革新、创新20余项，填补了国内空白。有的项目，如膜片气动控制技术（1969年研制成功）在全国推广使用。208、自动生产线国内首创，国际领先。

　　1972年，通过批林整风，纠正林彪反党集团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全年完成轴承产量2425.74万套，比设计能力提高1.42倍，完成品种1209种，比设计能力提高5.4倍，完成产值18496.04万元，实现利税9191.2万元。产量、品种、产值、经济效益等经济技术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

　　1966年6月5日，洛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2年末，以不足六年时间，轴承产量净增933.46万套，等于接近再建一个原设计能力的轴承厂，并对全厂万名职工提供免费教育，医疗和住房、幼儿入托、电影娱乐等等，福利服务。而1976年10月6日至1983年末七年多时间，以最好的1983年和1972年比，产量只增长8.5％（80万套），利税下降近40％。事实说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所说的“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沿，是事实吗？为什么不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检验呢？难道前30年就可以不用实践来检验吗？文革十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7％，超过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全国人民免费享受基本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待遇，也超过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公民享受的基本教育，医疗，住房待遇，这是崩溃吗？但至今官方主流媒体和精英仍坚持“动乱”、“浩劫”、“崩溃边沿”等陈词谬论难道不应该批判吗？政变后中央领导人和《洛轴厂志》所称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沿等，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欺骗全国人民和洛轴全厂职工的谎言，是对全国人民、全厂职工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恶毒诬蔑，把他们自己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复避资本主义，制造的肮脏污水，泼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泼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真是可耻可恶之极。

　　洛轴之春历史标志一一洛轴广场毛主席塑像

　　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中国劳苦大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官、封”三座大山，深受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敬仰。1968年，洛轴西邻的第一拖拉机厂在中央大门前广场，塑造了一尊高16米汉白玉毛主席像，洛轴职工纷纷向厂革委会建议，在洛轴门前广场塑一尊毛主席像，表示万名职工对毛主席的无限信仰和敬爱。厂革委采纳了职工建议，决定由厂革委会副主任吴烈才同志为首，抽调老工人赵晓明，青年工人工代会代表吕红翔，知识分子代表肖培洲，组成“三结合”班子，赴西安考察，先到西安交通大学，看乳红色大理石毛主席塑像高10米，身着中山服，庄重严肃，后到西安火车站广场，看到乳红色毛主席像高22米，身着军大衣，头戴军帽，挥右手，佩戴“红卫兵”袖章标志，指引人民向前进，威武壮观，真有“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舵手气魄，当即决定选择拍照。回厂后，决定再增高一米，为全国之最，立即动工奠基和雕塑。全厂职工极为振奋，纷纷表示捐款捐物，予以支持。厂革委会对捐款捐物的群众表示感谢，但不收捐助，费用厂里承担，保证把毛主席像，塑造的好上加好，达到全厂职工的满意。

　　广场上与毛主席像配套的华灯，采用北京天安门广场华灯造型装饰，毛主席像后面竖立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十六根旗杆，像征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完工后，在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烟火礼花照亮了天空，鞭炮齐鸣响彻四面八方，全厂职工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舒发展示对毛主席的无限信仰和忠诚。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后，全国自上而下刮起了批毛、反毛、去毛化反革命妖风，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迎合国外反华反毛反动势力少数精英，自不量力地狂叫，要拆除毛主席纪念堂和全国各地的毛主席塑像，立即遭到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但这股妖风很快刮到洛轴，也有少数精英步其后尘，四下鼓噪，叫嚣要拆除洛轴广场毛主席像，调厂职工去拆除，遭到坚决反对和拒绝，高价请农民工去拆除，农民工不要他们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臭钱，让被打倒的国内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去拆除，他们不敢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去干，使尽了蚍蜉撼大树的阴招，也没有达到其罪恶目的。

　　若和当年落成典礼相比，真如“几只苍蝇嗡嗡叫，几声凄呖几声抽泣”。而如今，仍然屹立在洛轴广场的毛主席像，却成为每年毛主席忌日和诞辰，全市广大群众汇集纪念的风水宝地。这就是洛轴之春，留给历史无可替代的精神财富，洛轴人为此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