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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之路30年

2018-9-18 05:1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4988| 评论: 0|原作者: 张树华 |来自: 《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

摘要: 鱼从头上开始烂。苏共蜕变是从党内高层开始,不是发生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苏共不是被基层起义推翻的,是党的领导人自己解散的。苏共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并将党推进了“火葬场”。

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上)

鱼从头上开始烂。苏共蜕变是从党内高层开始,不是发生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苏共不是被基层起义推翻的,是党的领导人自己解散的。苏共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并将党推进了“火葬场”。

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上)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突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有人形象地讲,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在拥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凶悍的德国法西斯,却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丢掉了政权,国家解体。

鱼从头上开始烂。苏共蜕变是从党内高层开始,不是发生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苏共不是被基层起义推翻的,是党的领导人自己解散的。苏共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并将党推进了“火葬场”。

苏联的垮台关键在党,关键在路线,关键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关键在思想理论武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连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自由化迷途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严重偏移,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转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

失去灵魂:指导思想动摇

1.丧失理想。十月革命是列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原则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和典范。在列宁率领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革命的领袖,列宁具有无可置疑的思想和理论权威。

列宁逝世后,国内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斯大林十分重视全党的思想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问题,他经常亲自撰写总结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文章。

赫鲁晓夫当政后,开展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运动,被西方情报部门迅速利用。他们利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大肆鼓噪,推波助澜,苏共变得不知所措,而苏共内部的一些理论权威摇身一变、改弦易辙,将笔锋转向了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上,引发全国上下思想上的混乱。

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认为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领导的苏共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做斗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也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党的领导人僵化、凝固的思想氛围使意识形态工作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阉割了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使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人们心目中逐渐下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背弃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推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导致“改革”误入歧途,瓦解了国家,埋葬了苏联共产党,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2、失去信仰、背弃信念。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提出舆论多元化,搞思想自由化。他攻击共产主义是“在马克思晚年已经死去的思想”,共产主义被引入俄罗斯是一个错误。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社会结构、经济成分、社会利益应当是多元的,意识形态也要与此相适应。搞多元化,必须废除苏联传统上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实现各种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存在与传播。随后几年,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运动,给苏联社会带来严重思想混乱,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苏共失去了对新闻报刊的控制权。过去是苏共宣传阵地的很多报刊的编辑、记者掉转枪口,不少报刊热衷于宣传西方制度和西方价值观,贬损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苏共总书记思想上的背离,成为苏共领导层和思想理论界蜕变的催化剂,并最终导致全党思想混乱,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迅速在苏联泛滥。

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亚·尼·雅科夫列夫主管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这位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却露骨地诋毁马克思主义、恶毒攻击十月革命、献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他说: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阐释足以使任何创造性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魔王,它就是魔王……不仅仅要拆除斯大林主义,还要替换掉千年沿袭下来的那个国家模式。

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与党离心离德。不难想象,这样的党还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吗?离自掘坟墓、分崩离析已经不远了。

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上)

失去领导权——体制的失灵

1、组织领导弱化。戈尔巴乔夫重用了雅科夫列夫,作为一个隐藏在苏共高层内部的“两面人”,雅科夫列夫深谙思想斗争的技巧,也熟知苏共的软肋。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他出谋划策,利用一切机会灌输自由化主张。1985年12月,他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甚至公开提出了在组织上将“苏共一分为二”的建议:把苏共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1990年之后,看到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雅科夫列夫深表不满,他决定直接宣布退党,迈出了分裂苏共的步子。随着苏共垮台,他成功的躲进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阵营,成为苏联和苏共的掘墓人。

2、思想钝化与队伍弱化。“二战”胜利后,苏共内部就出现了某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虚伪的“假思想家和理论家”。这些假马列主义者后来占据了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层,腐蚀了思想理论队伍。他们当中有不少不学无术、口是心非、只想尽快升官的人,这些人往往言行不一,善于钻营,许多人先后通过各种途径成了科学院院士。例如,20世纪6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伊利乔夫,一辈子不但连小册子都没写过一本,甚至连报上的文章都由部下代劳,却得到了博士、教授及其他显赫终生的头衔。

80年代末期,苏共思想领域的一些异己分子与西方反苏政治力量遥相呼应。原先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对“苏联体制或极权主义”的斗士。1988年中期,苏联出版了一本风行一时的文集——《别无选择》。这部书当时在苏联被称为“改革力量的宣言书”,很快在中国翻译出版。作者是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他们多是批判斯大林体制,批判苏联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

戈尔巴乔夫重用的一些人都是所谓的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法学领域的院士专家。这些满腹经纶的院士看到一些社会问题,但却开错了医治的药方,这些处方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抛弃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提出经济全盘市场化、私有化;二是打碎苏共和苏联的官僚特权机构,搞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如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他曾与叶利钦、萨哈罗夫等成为“民主派”的领头羊,他与苏联知识界的一些精英对摧毁苏联制度起了很大作用。波波夫提出,苏联经济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计划体制,他曾经为苏联改革开出药方:非国有化、非苏维埃化、非联邦化。

在“民主化”精英的带领下,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记者、编辑和作家纷纷撰文,无情揭露和指责苏共的过去,诋毁苏联的历史及其英雄人物,去红色化、去苏化、去苏共化愈演愈烈,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激进思潮急速蔓延。苏共精心培养的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去信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苏联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等已经成为暴力和罪恶的代名词。苏联卫国战争被描述成“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个法西斯之间的战争”。市场、民主、自由、私有制、西方文明国家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他们期望一下子就跃进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王国。

失去话语权——舆论阵地的坍塌

1、“里应外合”:来自西方的信息战和心理战。“二战”之前,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占领了文化阵地。苏联人民相信社会公正,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面对“二战”前敌对势力的包围圈,思想理论上可谓是“铁板一块”,坚不可摧。“二战”之后冷战开始,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大力推进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察、谍报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通过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主义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

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为武器,作战的目的是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虚假的认识。美国当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的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苏联学”,在西方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学”。苏联学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同时与美国政治紧密联系,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以下三种主要功能:其一,在美苏对抗,两种制度的斗争中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其二,直接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服务;其三,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制定者认为,思想战、信息战、心理战是美苏较量的有力武器,欲达到取胜的目的,必须“里应外合”。他们非常关注在苏东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努力与之建立对话的渠道,他们希望苏联社会出现一种“内部力量”,使这个国家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改革”。布热津斯基曾提醒人们多关注苏联的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主义在20世纪是强大的政治力量。西方专家提出,必须破坏苏共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控制体系,在苏联提倡公开的政治竞争,保障选举的自由。共产主义的光环一旦褪色,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指出,西方对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进行了“分子入侵”,制造对体制怀疑的情绪,然后逐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直至共产党和国家解体。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西齐金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提出,苏联作为一个堪与美国匹敌的世界超级大国,在半个世纪之久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失败了,西方信息心理战在内外力量的协同配合下,使苏联人民接受了假象,坠入改革的空想,进一步采取了大规模自我毁灭的行动,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

2、“放任自流”:舆论阵地拱手让人。苏联解体首先发酵的就是舆论领域,主要媒体脱离了党的领导,舆论领域大面积出现丑化和否定党和历史的现象,把社会和人心搞乱了。80年代以后,苏共主动打开思想战线的“闸门”,自愿放弃坚守的思想战线,拱手让出舆论阵地,任凭反对派争抢。

(1)报刊电视成为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正式颁布。该法规定,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舆论领域的监管和进入门槛全部放开。一些报刊先后宣布“自主办报”,借机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一些苏共或国有的报刊纷纷“独立”,成为社会刊物或为编辑记者集体所有。1990年前后,《消息报》的编辑和记者为获得“财产和报纸的独立和自由”,和原所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打得不可开交,最高立法机构惨遭失败,失去了70多年的报纸主管权。由此,《消息报》变成激进派和西化自由派的舆论阵地。此后,在办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许多传播自由、激进思潮的出版物如《论据与事实》周报、《莫斯科新闻》周刊、《星火》画报的印数达到数百万份,常常是刚刚出版就被抢购一空。

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出台,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并且要求直播,以摆脱控制和剪辑。例如,几个年轻记者在苏联电视一台创办了政论性节目《视点》、《第五车轮》,他们要求现场直播。一时间,许多哗众取宠、造谣惑众的信息满天飞。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包括一些学术刊物和书籍在内,将整个苏联历史都冠以“极权主义”的帽子,描述得一团漆黑。一些畅销的报纸如《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经常刊登色情、乱伦的内容,以吸引眼球。在市场和物欲的影响下,报刊、电视、电台以及出版社纷纷追求利润,忘却了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甚至失去了社会良心,严肃的学术著作和科普队伍几乎销声匿迹。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共中央出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戈尔巴乔夫亲自出任主编,这样一份重要刊物,却热衷于揭发斯大林的问题,诋毁和所谓反思1917年以来苏联历史的文章有时甚至占据2/3的篇幅。

(2)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传播反对派思想的重要舞台。1988年以后,苏共领导人掀起了“民主化”浪潮,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了政治改革构想。苏联最高苏维埃对1977年宪法中关于苏维埃体制和选举方法的条款做了重大修改。根据修改后的宪法,1989年春,全苏社会进行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对于苏共反对派来说,竞选活动可谓是天赐良机,可以合法地批判苏共,有机会走上最高议会论坛,通过电视直播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

为了打败苏共,强大的竞选班子对竞选演说进行了精心设计。他们挑选民众最关心也是对苏共领导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和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激进的自由民主派积极利用各种讲坛,以富有鼓动性的演说猛烈抨击苏共的错误,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成为思想上和组织上否定苏共的开端。

(3)苏联舆论界的演变。积极的舆论能够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推进器。相反,消极的舆论则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迷魂汤、分离器,甚至是社会冲突的催化剂。在苏联演变过程中,新闻舆论充当了马前卒和吹鼓手的角色,成了苏联社会分裂的迷魂汤和催化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神化西方。认为西方国家完美无缺,连西方街头的垃圾桶都那么漂亮。他们多为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因此报纸、杂志的编辑乐意发表他们的文章。争论问题时,只要不运用西方的材料,你的论据就不能被对方接受。一些报刊虚无苏联的革命历史,鼓吹重新评价苏联历史、流露出对西方露骨的崇拜。一些顶着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头衔的学者开始宣传:“苏联的道路不是文明发展的正路,‘西方文明国家’才是社会发展的榜样,应该在各方面都跟着它们走。”《文学报》、《莫斯科新闻》和《共产党人》等报刊杂志公开号召要实现经济市场化,搞政治“民主化”。

看到苏共大势已去,苏共的异己分子则乘机扔掉自己的党证,《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叶·盖达尔公开宣称:要用最资本主义的方法改造俄罗斯。

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上)

3.改旗易帜:信息战下的全面崩溃。苏共最终被淹没在反对派汹涌的声浪之中。在“公开性”运动的推动下,苏联的新闻舆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搞乱了社会的思想。

(1)挖墙与凿船:“公开性”运动与“新思维”倡议。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对宣传舆论界提出“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矛头直接对准苏共要害和软弱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暴露苏共和苏联社会消极面、阴暗面以及宣扬西方的富足、民主和自由的思想运动。一些文人自由地抒发着情感,以解多年积藏在内心的压抑。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外积极宣传对外政策的“新思维”。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著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他在书中倡导所谓全人类的价值代替“阶级观点”。

(2)从“历史翻案”到“社会复辟”。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掀起了一股“反思历史”的热潮,苏共被视为“历史罪人”,苏联制度成了“万恶之源”,有些做法达到“登峰造极”,思想舆论界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则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后来被布尔什维克掌权,随后的社会主义试验导向了错误的路径。潜台词就是:推翻苏共统治,俄罗斯就会重新回到革命前的“常态文明”中,意即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1991年“8·19”事件过后,莫斯科等地原先矗立着的各种各样的列宁塑像,除莫斯科十月广场还保留之外,一夜间,或被推倒,或被打碎。其他与苏共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历史象征也遭此厄运,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被搬出。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改名”风潮。城市地名、街道、刊物纷纷改头换面,竞相换掉和原苏联、苏共或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名称或象征。一些原苏共领导人急忙扔掉“党证”,以示“洗心革面”。一些旧势力纷纷回国,末代沙皇遗骸问题被媒体追踪,后来叶利钦亲自主持国葬。同时,自由激进势力大肆叫嚷“把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走”。历史沧桑,星移斗转。苏联人民心中的“偶像”坍塌,社会思潮极度情绪化,社会犹如失去了“路标”。

(3)文学的解禁与舆论的狂欢。1987年是苏联社会思潮和舆论导向发生剧烈转变的一年。公开性不仅意味着打破禁区,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和侨民文学著作。

1987年是“解禁文学”最流行的一年。苏联作协代表大会决定为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彻底平反,出版他的作品全集。几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7年7月,莫斯科电影节闭幕式上,放映了长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一些电视台开始放映描写阿富汗战争苏军伤亡和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的纪录片,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苏联国家电视台开设的一些政论专栏如《第5个车轮》、《午夜前后》、《视点》等言辞激烈,思想激进。《视点》节目内容和主持人的言论充满叛逆色彩。

(4)从“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到瓦解苏联、摧毁国家制度。苏共“特权”问题和“官僚管理”成为众矢之的。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波波夫接受俄罗斯《独立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当时萨哈罗夫说服他,希望他们与叶利钦等人联合起来,在政治选举中打败苏共。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全社会仿佛融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经济割据、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已危在旦夕。

(5)由“争自主”到“搞分裂、闹独立”。苏联和苏共成为“众矢之的”。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愈发明显,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率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接着,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社会组织直言“独立于苏联”。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边远共和国发出的“脱离”呼声,举起了“独立”“自由”的大旗,形成了对苏共的统一战线。

苏联和苏共“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在强烈的社会情绪的裹挟下,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已失去控制,最后“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大部分人认为,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在这种社会气氛中,作为苏联最主要支柱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宣布,只有“独立”,实现“主权”,才能办好自己的事。

(6)理想信念的背离。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在“道路”、“模式”和“理论”之间摇摆不定。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联社会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反社会主义的旗帜深得人心。1990年,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不少政治势力决定逃离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全面照搬和推行在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体制。这就是当时苏联社会主流思潮的真实写照。在苏联激进派领导人眼里,“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苏联会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

1992年初夏,叶利钦第二次访问了美国。作为新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他在美国的演说中宣称,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自此,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花结果”。新一轮激进改革派以西方社会为样板,制造了一系列市场和自由的“神话”。他们认为,俄罗斯将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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