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社会颠覆

妇女与拒绝工作的斗争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孤立的家庭主妇身后隐藏着社会劳动，必须摧毁家庭主妇这一角色。但是我们的替代方案是经过严格界定的。有些人认为妇女因为孤立得依靠他人的工资，因此她们也为他人意识所影响，关于女性无法胜任相关工作的谬见便根植于此，迄今为止，只有一项行动曾经摧毁过这一谬见：妇女领到工资，个人经济不再依赖他人，独立的经历与家外的世界发生联系，不论是在工厂还是办公室的社会化结构中，妇女均可参与社会劳动，并以自己的形式和阶级的传统形式展开社会反抗。妇女运动的诞生是拒绝采用这一替代方案的结果。

数以百万计的妇女拒绝接受女性的传统地位，这为发起运动提供了动力，资本本身也利用这一动力对劳动力进行了重组，增加了女性的数量。妇女运动只能在反对中开展。正因为出现了妇女运动，也正因为在行动中越来越多的妇女发声，运动才提出拒绝接受通过工作实现解放的谬见。

我们已经工作够了。用手或是借助机器，我们已经摘了几十亿吨的棉花，洗了几十亿个的盘子，擦了几十亿间房的地板，打了几十亿的字，调了几十亿次的收音机，洗了几十亿片的尿布。每次他们“让我们加入”一些男性的传统领域，都是为了在新的水平上剥削我们。尽管明知两者不同，在此我们还是得再一次将第三世界的欠发达地区同大都市的欠发达地区进行比较，准确地说，将其与大都市的厨房进行比较。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规划是使其“发达”；第三世界除了要忍受目前的痛苦外，还要忍受工业反革命的痛苦。大都市的妇女也面临着同样的“援助”。我们之中有些人已经走出家门开始工作了,她们有的是因为迫不得已,有的是因为其他原因,有的是为了实现经济独立,她们对其他女性发出警告:通货膨胀已经让我们深陷于血腥的打字室或流水线了,并且毫无获得拯救的可能。我们必须拒绝他们提供的发展机会。但是，工人阶级的妇女斗争并不是为了重新回到原来的孤立处境，尽管家在周一早上有时还是挺吸引人的；同样，家庭主妇斗争也不是为了刚脱离家庭的禁锢，又得困在办公桌旁或机器旁，尽管跟第12层楼公寓里的孤独感相比，外出工作有时还是挺吸引人的。

妇女必须充分发掘自己的各种可能性，既不是补袜子也不是担任远洋船的船长。更好的是，我们可以拥有做这些事的希望，但是这些目前也只能写入资本的历史中。

妇女运动面临的挑战是确定斗争的模式，尽管他们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了出来，与此同时，却一方面避免双重奴役，另一方面避免另一程度的资本主义控制和管制。最终这将成为妇女运动中改良主义和革命政治之间的分割线。

天才女性似乎并不存在。自从妇女与社会过程割裂开来后，天才女性便不可能再出现，我们也看不出妇女可在哪些事情上发挥她们的天赋。如今这样的事情终于出现了，那就是斗争。

弗洛伊德（Freud）曾经说过,每位女性从一出生起便换上了“阴茎嫉妒”。但他忘了补充说，当她已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阴茎意味着拥有权力，那一刻这种嫉妒感开始了。弗洛伊德更加没有意识到，当男女之间的分离产生了资本主义式的劳动分工时，传统的阴茎权力便开始了全新的历史。

而这便是我们可以开始斗争的地方。

脚注：

1 编译注：“种性”（caste）平常指的是印度教有关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借用这个词来描述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最早这样用的大概是美国的Roxanne Dunbar于1969年写的《女性解放作为社会革命的基础》一文中。她把“种性”定义为“一个基于可辨认的物理特征而形成的社会类别”——与“阶级”、“阶层”等其他等级范畴所不同，“这些特征一出生便被赋予，靠自身的力量无法逃离”。见 https://www.waste.org/~roadrunner/RDO/_single_RDO_Female_Liberation_as_Basis_for_Social_Revolution.pdf

2 编译注：“社会工厂”是意大利“工人主义”（operaismo）马克思主义者马里奥·托伦蒂（Mario Tronti）等人提出的概念，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定义和用法，但其几本意思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越来越把整个社会按照商品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来重组，把整个社会就像个工厂一样去管理。见托伦蒂的《工厂与社会》（La fabbrica e la società, 1962年），还有The “Social Factory” In Postwar Italian Radical Thought From Operaismo To Autonomia，David P. Palazzo著，2014年，（http://academicworks.cuny.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261&context=gc_etds）。

3 这是1970年8⽉美国妇⼥庆祝国际妇⼥节时举⾏的⼤规模⽰威游⾏的⼀部分。

4 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阐释“教育”的全新意义，义务教育——强迫学习——的历史证明了这⼀点。在英国，教师被认为是“道德警察”，他们可以⼀、约束⼉童不 “犯罪”——避免⼯⼈阶级进⾏社会再占⽤；⼆、摧毁“暴民”，⼯⼈阶级以家庭为基础进⾏组织，家庭仍然是具有⽣产⼒的单元，或⾄少是可⾏的组织单位；三、让定时出勤和守时成为习惯，这对于⼉童未来的就业来说是必要的；以及死四、通过分级和选择对阶级进⾏分层。⾄于家庭本⾝，其向控制新形式的过渡不甚顺利、是⾮直接的，这是资本主义历史各个阶段阶级内和资本内⽭盾⼒量作⽤的结果。

5 雇佣劳动的基础是所有关系服从于⼯资关系。⼯⼈必须以“个⼈”的⾝份签署合同，资本将剥夺亲属关系的保护。

6 来⾃于Lloyd D. Easton和Kurt H. Guddat合编和翻译《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书中》（纽约，1967年，第176页）中马克思的《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the State》⼀⽂。

7 此处我们⽆意探讨核⼼家庭狭隘性的问题，即核⼼家庭阻⽌孩⼦进⾏轻松过渡、与他⼈建⽴关系；也⽆意探讨⼼理学家由此产⽣的适当调节可以避免上述危机的观点。我们探讨的是，在社会的整个组织架构中，家庭、学校和⼯⼚都是⼀种贫民窟化了的区划。所以从⼀个区划到另⼀个区划的过程是充满痛苦的。这种痛苦⽆法通过修补贫民窟区划之间关系⽽减轻，只能通过摧毁各个贫民窟⽽消除。

8 “免午餐费、免学费、免课本费”是某部分意⼤利学⽣运动中众多的⼜号之⼀，旨在将年轻学⽣的⽃争与⼯⼈和⼤学⽣联系起来。

9 在英国和美国,⼼理学家艾森克(Hans J. Eysenck)和詹森(Arthur Robert Jensen)认为“从科学的⾓度来看”⿊⼈的“智⼒”要⽐⽩⼈低，⽽诸如伊⾥奇（Ivan Illyich）之类的进步教育家的观点却恰好相反。他们的⽬标⼀致，但他们所采⽤的⽅法却不⼀样。在任何情况下，⼼理学家都跟其他⼈⼀样是种族主义的，只不过⼼理学家更直接罢了。“智⼒”是⼀种从敌⼈⾝上发现智慧的能⼒，是⼀种在此基础上塑造⾃⾝逻辑的能⼒。如果整个社会都在⽩⼈种族优越性的基础上运⾏相关体制，那么⽆怪乎这些⼼理学家会认为通过有意识的彻底“调节”，即使不读书孩⼦们也不⾄于去做莫络托夫燃烧瓶。伊⾥奇⾮常关⼼⼉童“成绩不佳”的现象（即⼉童拒绝“智⼒”），他的⼀个合理观点可以说明问题。

10 尽管是资本在管理着学校,但是控制却不是⼀蹴⽽就的。⼯⼈阶级不断地、越来越多地对学校教育的内容发起挑战，拒绝承担资本主义教育的代价。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应是重新建⽴⾃⼰的控制权，并在⼯⼚之类的地⽅进⾏更严厉的控制。甚⾄在我们写作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在绞尽脑汁地构思更复杂的教育政策。我们只能在此指出新政策的动⼒：（a）就算⼯⼈阶级青年成了⽩领，使⽤打字机和绘图板⽽不是铆接机，他们拒绝那种培养他们进⼯⼚的教育。（b）中产阶级青年拒绝在阶级间扮演调解员的⾓⾊，拒绝当调解必备的压抑⼈格。（c）更⼤的⼯资和地位差异需要新劳动⼒。⽬前的平均主义趋势必须扭转。（d）创造新型劳动过程，试着吸引⼯⼈“参与进来”⽽不是拒绝接受现有的单调和碎⽚化的流⽔线。 如果青年拒绝接受传统的“成功之路”乃⾄“成功”本⾝，那么就必须让青年找到新的⽬标了，这样他们才会去上学、⼯作。“免费”教育中的新“实验”⿎励⼉童参与教育规划，教师和学⽣之间也变得越来越民主。如果这样便认为资本失利了，就是产⽣错觉了，认为管制将取得胜利也是⼀样。因为在创造以新颖的⽅式接受操纵的劳动⼒的过程中，资本甚⾄不会损失0.1%的利润。“事实上”他们会说“只要还在我们的地盘，你⾛⾃⼰的路，于我们⽽⾔其实是更加⾼效的”。在⼯⼚和社会⼯⼚的某些地⽅，资本的⼜号越来越多地变成了“⾃由和互助将保证甚⾄扩⼤平等”。

11 编译注：在1970年代意大利的工运、女权等社会运动有关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当中，“自主”（autonomy，又可译为“自治”）指的是工人、妇女、学生等无产群体积极去反对被代表，反对自称代表它们的传统工会、政党等左翼组织，而独立去直接行动（比如进行野猫罢工）。有一部分“自主主义者”同时又强调，虽然这些群体都属于无产阶级，但不同群体之间还会存在不同的利益冲突。因为某些群体（比如来自大城市的中年男性技术工人）往往试图代表、代替或忽略其他群体（比如年轻的农民工、女工、家庭主妇等），所以这些自主主义者就主张无产阶级中的不同群体还需要把自己的具体情况和问题分析清楚，从而自我直接行动。

12 编译注：“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它包括地理环境、种群数量因素包括个体、社会组织、社会活动、生产方式、各种财产等。”（百度）

13 此刻我们绝不是在忽视为了得到试管婴⼉⽽做出的尝试。但是今天这样的机制完全属于资本主义式的科学控制。使⽤试管婴⼉将彻底背离我们，背离整个阶级。放弃⽣育、拱⼿让给敌⼈不是我们利益之所在。争取⽣育⾃由才是我们利益之所在，我们既不会为⼯资付出代价，也不会为社会排斥付出代价。

14 假如不借助技术创新⽽只⽤“⼈⽂关怀”来抚养孩⼦，那么就只能通过妇⼥运动和妇⼥⽃争来有效地从家务劳动时间中解放出来，让家务劳动发⽣质变：运动的规模越⼤，男性——⾸先是所有的政治激进分⼦——就越不会依靠⼥性来照看孩⼦。与此同时，运动构建的新社会氛围为⼉童、男性和⼥性提供了社会空间，⽽这与国家组建的⽇托中⼼⽆关。这已经是⽃争的胜利了。正是因为这是由本质上属于⼀种⽃争的运动所带来的，所以他们的⽬标不是为了⽃争⽽替换任何种类的“合作化”。

15 编译注：在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解中，“性”（sexuality）则指的是一系列聚集于某种生殖器感受（又不完全局限于生殖器）有关的行为、期待，叙事、愉悦、身份认同和知识。见何春蕤1997年《性/别研究的诞生》，《性/別研究的新視野: 第一屆四性研討會》 (上)。

16 ⽆法确定这些趋势将会在多长时间内继续推动运动向前发展，⽆法确定这些趋势何时才能调转⽅向。

17 ⼀些英⽂的读者率先发现,妇⼥⼯作的定义可以更加准确。我们确切的意思是，作为⼯作的家务劳动在马克思看来是具有⽣产性的，即产⽣剩余价值。我们随即讨论了整个⼥性⾓⾊的⽣产⼒。要想从⼯作和整个⾓⾊两⽅⾯弄清楚妇⼥的⽣产⼒，请见我们正在写作的另⼀篇⽂章。本⽂则从整个资本主义循环的⾓度就妇⼥的位置进⾏了详细的探讨。

18 见序⾔ 。劳动⼒“是⼀种奇怪的商品，因此也就不是⼀种东西。只有将⼀⽣都消耗在⽣产过程中的⼈才有劳动的能⼒……要想论述基本⽣产和再⽣产，就要论述妇⼥的⼯作”。

19 然⽽，这正在被反向趋势所抵消，即让妇⼥进⼊某些特定部门的⾏业中。⾏政部门内资本的不同需求产⽣了不同甚⾄对⽴的宣传和政策。在过去，家庭的稳定性是以相对标准的神话（政策和宣传整齐划⼀、由官⽅宣布且⽆异议）为基础的，⽽今天资本的各个部门却相互⽭盾，推翻了家庭作为⼀个稳定、不变、“⾃然”单元的定义。与此相关的⼀个典型例⼦是在⽣育控制领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财政政策。英国政府最近将⽣育控制资⾦拨款增加了⼀倍。我们必须探究在多⼤程度上这⼀政策与种族主义移民政策相关，即对成熟劳动⼒来源的操纵；在多⼤程度上与不断削弱的职业伦理导致了得不到⽀持的失业母亲发起运动相关，即⽣育控制通过产⽣具有⾰命性的孩⼦，污染了资本的纯粹性。

20 这是意⼤利共产党的⼀项政策,意⼤利共产党多年前曾向国会提出了⼀项法案,即给年满55岁的在家妇⼥发放⼀笔养⽼⾦,其中既包括家庭主妇也包括单⾝妇⼥。但是该法案从未通过。

21 今天越来越多的⼈提出要给家庭主妇付⼯资，在意⼤利和其他地⽅的妇⼥运动中反对之声也越来越⼩。⽂件起草后（1971年6⽉），相关辩论也变得愈加深刻，由讨论的相对新颖性⽽产⽣的诸多不确定性也渐渐消除。但是最重要的是，⽆产阶级妇⼥需求的重要性不仅激化了运动的需求，还给了我们更⼤的⼒量和信⼼来向前发展。⼀年前意⼤利运动刚开展时，仍有⼈认为国家可以通过每⽉为家务劳动⽀付7⾄8欧元的津贴，来轻易地镇压妇⼥对家务劳动的反抗，因为连依靠养⽼⾦⽣活的“地球上的受苦⼈”都有津贴。如今这些不确定性⼤部分都消失了。⼈们明⽩在任何情况下为家务劳动⽀付⼯资的要求只是⼀个基础，⼀个视⾓，并以此为出发点继续向前发展，⼯资要求的优点主要是将⼥性的压迫、服从和孤⽴与其物质基础——⼥性剥削——联系起来。此时此刻，这可能才是家务劳动⼯资需求的主要功能。这⽴即为⽃争做出了指⽰，指出了组织的⽅向，压迫和剥削与种姓和阶级是紧密相连的。这种视⾓的⼀个常见的实际应⽤是意⼤利和其他地⽅的运动所要⾯临的任务。

22 我们对⾷堂的看法有含糊不清的地⽅。关于家务劳动的⼯资，在意⼤利和其他国家的讨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混乱。如前所述，家务劳动可被制度化为⼯⼚⼯作，我们最终的⽬标是要摧毁这两个制度。但是除了我们提出的要求外，关于要求本⾝仍然存在着误解。这个⽬标不仅是⼀件东西，⽽且如任何时候的资本⼀样，在本质上是⼀个社会关系对抗的阶段。不管赢得的是⾷堂还是⼯资，都是我们依靠⽃争的⼒量所取得的胜利或打赢的胜仗。建⽴在这种⼒量之上的是，这⼀⽬标是否会变成资本对我们劳动进⾏合理控制的契机，是否会变成我们削弱资本对我们劳动进⾏控制的契机。当我们实现了这⼀⽬标时，⽬标的各个组成部分，不管是⼯资还是⾷堂抑或是⾃由的⽣育控制，都将得到提升、出现，事实上这些都是由⽃争创造出来的，代表了我们在⽃争中实现相关权⼒的程

度。

2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卷，柏林，Dietz出版社，1962年，第512页。“⼤⼯业还使下⾯这⼀点成为⽣死攸关的问题：⽤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可以随意⽀配的⼈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配的、⼤量的贫穷⼯⼈⼈⼜；⽤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式的全⾯发展的个⼈，来代替只是承担⼀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

24 编译注：哈莱姆（Harlem）是纽约的一个社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是美国黑人社会中史无前例的艺术勃发期。

25 “但是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中提出另⼀个更根本的反对意见,这个意见来⾃于我们关于实际⼯资的⼀般⽔平直接取决于⼯资交易性质的争论……我们将努⼒证明存在其他的⼒量来决定实际⼯资的⼀般⽔平……我们认为关于在我们⽣活中经济是如何运⾏的存在着⼀种根本性的误解”。（强调。）凯恩斯，《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纽约，Harcourt，Brace and World出版社，1964年，第13页。我

们认为“其他的⼒量”⾸先是指妇⼥。

26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1917年之后很多布尔什维克在落魄贵族中找到了⼥性伙伴。当在国家层⾯和个⼈关系中权⼒依然掌握在男性⼿中时，妇⼥依然是“共同欲望的战利品和⼥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稿》，进步出版社，莫斯科，1959年，第94页）。“新沙皇”的产⽣说来话长。在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会的决定”中，“妇⼥⼯作”的第⼀部分写道：“共产国际第三次⼤会确定了⾰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即不存在‘特定的妇⼥问题’，不存在‘特定的妇⼥运动’，劳动妇⼥与资产阶级⼥权主义的各种联盟，以及来⾃于拥有社会妥协者式和机会主义者式奸诈⼿段的妇⼥⼯⼈的任何⽀持，都会破坏⽆产阶级的⼒量……为了结束妇⼥的奴役，必须建⽴新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个理论是男性的，在实践中需要“中和”。让我们引⽤另⼀位创始⼈的话。在1922年3⽉26⽇意⼤利共产党第⼀次全国共产主义妇⼥⼤会上，“葛兰西同志指出，家庭主妇构成了⽆产阶级妇⼥中的绝⼤多数，必须在家庭主妇间发起特别⾏动。他说她们应该以某种⽅式与我们建⽴起的特殊组织发⽣联系。只要⼈们还关⼼家庭主妇的⼯作质量，家庭主妇就同⼯匠类似，因此她们也很难成为共产主义者；然⽽，由于家庭主妇是⼯⼈的伴侣，由于她们以某种⽅式与⼯⼈们⼀起⽣活，所以她们也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吸引。因此我们的宣传便可以影响到这些家庭主妇；就算不能把家庭主妇带进我们的组织，⾄少也能中和她们；这样她们就不会妨碍⼯⼈们展开⽃争了”。（来⾃于Compagna，这是意⼤利共产党中⼀个负责妇⼥⼯作的机构，第⼀年，第3期[1922年4⽉2⽇]，第2页。）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 (Mariarosa Dalla Costa) (1971)，马新译、吴碧莲 校。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