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运动内部的两条道路？
不论是劳工组织在白领行业的发展，还是罢工潮的出现，都很难说和“特朗普上台”本身有什么直接关系。然而，特朗普的上台，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加剧了美国劳工运动内部的两条政治道路之间的分歧。 这一分歧的根源，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经埋下。特朗普在竞选时所强调的“让美国重新伟大”、对制造业工作岗位外流的强烈批判，的确为他争取到不少劳工选民的支持。美国劳联-产联（AFL-CIO）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工会成员及家属在2016年大选中投票支持希拉里的占51%，支持特朗普的占43%。这一选民群体虽然一如既往地由民主党支持者占据多数，但八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却是1984年以来最小的一次——相比之下，在2008和2012年的大选中，美国工会成员及家属中民主党支持者比共和党支持者分别多20和18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虽然没有系统性的证据表明美国工人阶级——即使是所谓的“锈带白人工人阶级”——多数倒向特朗普，但是从数据上看，特朗普的确比之前的历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争取到了更多劳工选民的支持。这部分倒向特朗普的劳工选民——即使只是美国工人阶级中很小的一部分——也成了特朗普能够获胜的关键原因之一。 正因为特朗普提出的“重振美国制造业”口号迎合了一部分美国工人的利益诉求，所以在特朗普上任之后，一些工会向特朗普释放友好信号，以积极的对话姿态推进各种与重振制造业就业有关的政策。这些工会基本都是制造业或与制造业相关的工会（尤其是钢铁、汽车、建筑、机械、运输等行业的产业工会），希望通过更多的贸易保护、基础设施投资、化石燃料能源开发来创造更多制造业就业岗位，而这些诉求与特朗普提出的主张高度重合。 特朗普也在有意识地加强与这些工会之间的联系。在上任第三天，他就邀请了一些建筑行业工会的领袖和基层成员来白宫会谈。其中一位领袖表示：“这是第一次有总统邀请我们来白宫，这种事在奥巴马任期里并没发生过。”这些工会领袖们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工人阶级迎来了新的一天”。 在这些工会看来，特朗普对重振制造业的重视并非只是说说而已，而是伴随着一系列政策行动：退出TPP、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重启一系列输油管建设项目、对外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等等，这些举措获得了制造业和运输业工会的交口称赞。在特朗普宣布将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激动地说，“我们已经为这事哭喊了20年了。”在特朗普宣布对进口钢铁加征10%关税后，全美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称赞道，“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在之前的太长时间里都仅仅是口头谈论这个问题，而将贸易法案的实际执行丢给私有部门。而现在，我们需要把解决方案真的设计好、并且执行下去。”对特朗普的政策表示赞誉的不止是制造业工会的领袖，许多基层工会成员也是如此。 但就在制造业相关的工会选择在就业与贸易保护议题上与特朗普达成合作的同时，其他工会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拥抱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将组织动员从工作场所扩展到社区和街头，这被称为“社运工会主义”（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这些选择与社会运动相结合的工会，大多是以SEIU和UNITE HERE为代表的蓝领服务业工会。而它们拥抱的社会运动，也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与工会会员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议题，甚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议题，而是覆盖了种族平权、性别平等、移民权利等多种多样的议题。在蓝领服务业工会中，少数族裔、女性、移民所占比例较高，这些成员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来源于多重压迫机制，因此这些工会更有拥抱多元社运的动力。 在工会积极参与和主导的社会运动中，移民权利运动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2006年春天，全美多个城市爆发了号召移民制度改革、保护移民权利的大游行，洛杉矶市的游行参与人数甚至达到了百万级别。这一波运动在5月1日的移民工人大罢工中达到高潮。在游行与罢工的组织、宣传、动员工作中，工会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特朗普上台之后，面对移民政策的收紧、针对无证移民的突击搜查频率增加、执法力度加大，不少工会都发起了针对“移民如何自我保护、有效捍卫自身合法权利”的培训活动。有些工会甚至还建立起社区预警网络，使得移民执法机构在突击搜查时，社区能够快速反应、对移民进行有效保护。
“社运工会主义”的另一个代表，是争取每小时15美元最低工资（Fight for $15）的一连串社会运动。2012年，纽约的一百多名快餐行业工人发起罢工，提出每小时15美元最低工资和组建工会的诉求，成为Fight for $15运动的开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Fight for $15的社运组织网络在全美组织和发起了不计其数的罢工、抗议与游行活动。在运动中，SEIU等工会与社运组织通力合作，为后者提供人力、财力与策略指导，并积极动员工人参加行动。同时，这一系列运动还十分注重与Black Lives Matter等其他社会运动构建紧密联系。短短几年内，这场运动将最初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每小时15美元最低工资诉求，变成了今天美国最重要的左翼政治议题之一，并成功推动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纽约州和麻萨诸塞州出台法律实现这一诉求。 无论是移民权利还是每小时15美元最低工资，这些议题所惠及的对象并不局限在特定行业和特定工会，而能广泛惠及各行各业的大量工人。换句话说，当工会拥抱这些社会运动的时候，并不只是在为本行业、本工会的工人争取利益，而是在为工人阶级重要的共同利益所奋斗。尤其是在蓝领服务业组建工会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工会通过社会运动，同样能够代表那些无法组建和加入工会的工人的利益。这样一来，工会就跳出了“利益集团政治”的框架，而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工人阶级”整体的代表。 这两条政治道路之间的张力，对美国劳工运动来说意味着什么？哪一条路线将在劳工运动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劳工运动是否因此会分裂？这些问题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劳工运动观察的焦点。 美国劳工运动的重击与重生？ 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劳工运动在法律和制度上无疑面对着更多束缚和阻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特朗普先后取消了奥巴马时期确立的两项工作安全保护制度、颁布行政命令限制公共部门工会（public-sector unions）的集体谈判权；其任命的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成员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推动出台多项削弱劳工保护的裁决。 在这些裁决中，对美国劳工运动打击最大的莫过于今年6月最高法院对Janus vs. AFSCME一案的判决。按照美国劳动法规定，只要工人所从事的工作符合“集体谈判单位”（bargaining unit）划定的成员范围，那么他/她就享受工会通过集体谈判争取到的所有劳动权益。然而，美国劳动法却并不强制“集体谈判单位”的全部成员加入工会。因此，为了让所有从集体谈判中受益的工人共同负担集体谈判的成本、避免搭便车现象，工会会向那些选择不加入工会的“集体谈判单位”成员收取一笔与会员会费基本相等的代理费。而在Janus vs. AFSCME一案判决中，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名，裁定公共部门工会不得再收取代理费。 代理费的取消，无疑是在鼓励工会成员退出工会，从而在不交任何费用的情况下还能继续享受工会集体谈判带来的好处。这样一来，公共部门的工会将无法有效解决搭便车难题，资金来源也将大受影响，集体谈判能力被大幅削弱。 这一判决，堪称对美国公共部门工会的沉重打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公共部门工会在整个美国劳工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0年以后，公共部门的工会会员覆盖率一直在30%以上，而私有部门这一比率一直徘徊在6%左右。正是因为美国公共部门工会的强势，才使得工会会员占全体美国劳动力的比例不至于跌破10%。因此，打击公共部门工会，也就是打击今天美国劳工运动最坚实的堡垒，这将让美国劳工运动处在更加风雨飘摇的状态中。 面对这一沉重打击，美国劳工运动如何绝处逢生？美国劳工界和左翼正在进行持续的讨论和反思。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在对工会的制度保护大幅削弱之际，工会若想找到出路，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几十年形成的组织路线，告别建制化、官僚化、常态化的运转模式。换句话说，美国劳工运动已经无法指望在制度框架内继续按部就班地存活下去，而必须通过实打实的深耕和动员，强化基层工人在工会中的主体性和参与感。只有当基层工人真的和工会之间产生切实的纽带和团结感、发自内心地认同工会时，才可能超越一己私利的考量，为工会出钱出力。这就意味着，上层政治游说或常态化的集体谈判都不能继续给工会以生命力，只有基层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直接行动，才能给劳工运动注入新的活力。 目前还很难判断，未来美国劳工运动是会按照这一设想获得新的生命，还是会在制度打击下陷入更大的萧条，亦或是以其他方式延续下去。但这两年劳工运动呈现的各种新动态——无论是在白领行业组建工会的尝试，还是罢工的复苏，或是工会拥抱社会运动的努力——已经体现出回归基层动员、回归直接行动的萌芽。即使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萌芽是否代表着美国劳动运动发展的大趋势，但毕竟给了人们值得期待的理由。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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