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DP评价新中国头30年建设成就的几个问题

二、1952—1978年GDP数据的

推算及其存在的问题

　　由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研究和试算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所以现在大家所使用的1952—1978年GDP数据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统计数字，而是在国民收入指标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历史资料推算而来的。【5】目前1952—1978年GDP主要有张风波、中国国家统计局、麦迪森三种数据。对于这种推算，学术界在计算方法、对相关历史资料的估计、所占的权重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而且其初衷也只是“为了满足经济分析和管理对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的要求”，因此，在相关研究和引用时只宜作为参考。

　　由于GDP的核算范围大于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国民收入范围，因此，推算出来的GDP通常要大于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国民收入。表1反映了其他国家GDP与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国民收入间的差距。【6】

　　1988年，由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提供了1952—1986年GDP数据，这是比较早公布的新中国头30年GDP数据。张风波采用了世界银行提供的计算方法，并对一些权重进行了调整，其计算公式为：GDP=国民收入+折旧+非物质性服务+房租。在这个公式中，国民收入有历年的统计数，三项附加值的数量根据这些附加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推算，具体比重见表2。这样，上述计算公式变为：GDP=国民收入x（1+调整系数）。

　　对1952—1978年的中国来说，16％左右的调整系数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30％一50％的调整系数相比差距较大，但就非物质性服务和房租这两个方面来讲，商品经济越发达，其所占比重越大。1960年，日本类似的系数为19％，直到1970年才上升到29％；印度类似的系数为15％，直到1977年才上升到24％；墨西哥类似的系数为18％，到1977年才上升到19％。[l]

　　对于国家统计局1952—1978年中国GDP数据的估算，【7】国内外学者由于缺乏资料，相关评价较少。到目前为止，引起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并且涉及1952—1978年GDP数据的评价。主要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高级顾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撰写的专著《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麦迪森认为中国国家统计局得出的1952—1978年中国GDP被大大低估了。如他认为，中国GDP l952年应增加38％，1978年应增加27％。[2]图1和图2为国家统计局、张风波和麦迪森对我国1952—1978年GDP三种估算值的比较。

　　把张风波提供的GDP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GDP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除1952年、1954年和1955年外，张风波GDP都小于统计局GDP；两组数据的差别并不大，两者偏差最小的是1955年，只有0．1亿元，偏差率为o．1％；两者偏差最大的是1962年，偏差率为7．2％。

　　把麦迪森提供的GDP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GDP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1952—1978年中，麦迪森GDP都大于统计局GDP，平均高了29．8％；除1975年上调了24．1％外，其他年份的上调都在25％以上，其中上调25％一29％的有10个年份，【8】上调30％一39％的有14个年份，【9】上调高于40％的有2个年份；【10】两者绝对值相差最小的是1953年，为540．84亿元，绝对值相差最大的是1978年，为1380．78亿元；相对值相差最小的是1975年，偏差率为24．1％，相对值相差最大的是1962年，偏差率为40．9％。

　　对于国家统计局推算的GDP数据的评价，引起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还有世界银行的一个专门报告《中国人均GDP》。虽然这个报告只是针对1992年GDP数据，但它提出的中国在统计GDP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会对1952—1978年GDP数据的推算产生影响，因此也应作为重要的参考。在报告中，世界银行对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向上调整，综合调整比率高达34．3％，即中国1992年GDP数据被低估了1／3。[3]    对于国外的这两个评估，中国学术界并不完全认同，并有专门文章进行了分析。唯中国学者也承认，中国GDP核算还存在若干问题。时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的许宪春在《中国GDP核算问题研究》【11】一文中从五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会对1952—1978年GDP数据调整有较大影响：其一是住房服务。许宪春指出。受资料来源的限制和福利性住房政策的影响，中国住房服务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很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12】这是中国GDP总量低估的主要方面。如GDP核算中只包括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供的住房服务，没有包括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向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庭提供的住房服务；受公有住房房租普遍偏低的影响和资料来源的限制，城乡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目前仅把按住房原值2％—4％折旧率计算的虚拟固定资产折旧作为总产出，同时作为增加值，所采用的折旧率偏低，也没有计算其他成本；等等。其二是财政补贴。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财政对企业的补贴也是作为负的生产税处理的。然而在中国，许多情况下，财政对企业的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和亏损补贴，实际上是政府价格政策的结果。因此，比较合理的处理方法是，把这部分补贴作为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和对消费者的转移。其三是企业内部的福利性服务。中国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向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庭提供不少基本的福利性服务，如医疗、托儿、教育、理发、洗澡服务，等等。与市场上同类服务相比，这些服务收费很低，甚至是免费的，从而导致相应服务业增加值的低估。同时，这类服务成本也被部分打人企业主营业务成本之中，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主营业务的增加值。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1952—1978年的中国GDP绝对量数据，在严肃的统计专业学术文章中，未见认为高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