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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资本论》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

2018-11-7 23:1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308| 评论: 0|原作者: 屈炳祥|来自: 察网激流网

摘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即《(1857-1858年手稿)》中确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甚至是“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即《(1857-1858年手稿)》中确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甚至是“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在《资本论》第一卷,他又把“有计划的分配社会劳动”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按劳分配一并提出,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揭示出来、确定下来。 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甚至把社会主义社会干脆直接称作是“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 后来,恩格斯则更是把它看作是人从动物界脱离出来,最终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的根本标致。 可见,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该是多么的重要!所以,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履行自己的经济职能,调节社会经济时必须老老实实按计划经济规律的要求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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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资本论》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 ——它的经济属性与经济职能

当年,马克思在构思《资本论》结构时,曾有过“五篇结构”与“六册结构”的设想,但不论是“五篇结构”还是“六册结构”,其中都有“国家篇”或“国家册”的内容。这是专门考察与研究有关国家经济属性、经济职能的理论表述及其实践规律的揭示。遗憾的是由于后来情况的变化,使马克思原来的设想未能如愿,因而,也就没有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思想材料。不过,根据他和恩格斯整理的三卷《资本论》及其所留下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以下,就是笔者学习的体会,提供出来,不妥之处,敬请学界师长与朋友批评指正。

一、国家的经济属性与经济角色

1.国家经济属性的一般表现

马克思认为,国家并不仅仅是一个维护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和执行社会公共管理的行政机构,除此之外,它还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经济有机体。他指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或者说“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1]342 还指出:“‘国家’,这是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联合统治的化身”。[2]50 恩格斯在谈到东方国家机构的构成时也指出:“东方政府总共有三个部门:财政部门(掠夺国内)、军政部门(掠夺国外)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3]263 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组成东方国家机构的三个部门,不论是哪一方面,尤其是第一、第三这两个部门,都具有其经济的属性。

国家的经济属性还体现在它履行职能的某种目的上。马克思早在1853年就曾对在意大利北部地区伦巴第-威尼斯任总督的奥地利陆军元帅拉德茨基的无耻言论明确指出:“拉德茨基在最近的一个告示中宣布,已由国家管制的、自1847年起以伦巴第流亡者的财产为凭的一切债据和典契,均作无效。这种没收财产的做法,只证明奥地利国库horror vacui〔害怕真空〕。崇尚温情的资产阶级过去到处拿革命当祭品供奉自己的上帝——私有制。”[2]43 恩格斯也曾指出:社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免遭内部与外部的侵犯”,便创立了一个机关,“这个机关就是国家政权。”[4]347还指出:“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的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实现阶级利益的手段。”[5]249  既然政治权力是手段,那保护经济利益自然就成了目的。

上述可见,不论从哪方面看,国家不仅具有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而且还具有经济的属性。它是政治、社会与经济属性的统一。另外,国家的经济属性,还可以从它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充当的具体角色来理解。

2.国家的经济角色

国家的经济角色体现在社会经济活动各个方面,而且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综观《资本论》及其他一系列经典文献,国家的经济角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财富的所有者

说国家是社会财富的所有者,并不是指国家仅对其社会附属物的所有,而且还包括它对社会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如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及社会部分剩余劳动或其价值的所有。这种情况,不仅在现代社会,即使是人类社会的早期,甚至连国家还只是处于刚刚发育的阶段,它就已经存在了。马克思当年在谈到欧洲古代社会的情况时曾指出:在多瑙河各公国,“原来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但这种公社所有制不同于斯拉夫的形式,也完全不同于印度的形式。一部分土地是自由的私田,由公社成员各自耕种,另一部分土地是公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这种共同劳动的产品,一部分作为储备金用于防灾备荒和应付其他意外情况,一部分作为国家储备用于战争和宗教方面的开支以及其他的公用开支。”[6]265 另外,他还指出:“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7]891

国家作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到了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又有了更高的发展。不过,这时的国家所有制,还不是我们今天真实意义上的国家所有制,因为这时的国家并不代表全体人民而只是代表资本家这样一个阶级,所以,这时的国家所有制只不过是一种更加社会化了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上述可见,从古至今,国家都是社会财富(包括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这是它的经济角色中最重要的一种。

(2)社会财富的分配者

马克思认为,生产的主体必然也是分配的主体,因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 都是生产决定分配。他指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 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 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8]32 国家作为分配主体既包括对生产要素的分配,也包括对社会产品及其价值形式的分配。在古代社会,国家对前者的分配往往局限于社会生产要素如公共土地、水源等自然资源的分配,而在现代社会,除此之外,国家还对日益增多的社会产品,尤其是对社会剩余产品及其价值形式的分配。

国家在对社会剩余产品及其价值形式进行分配之前必须首先得到可分配的对象,这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马克思指出:“国家, 这是土地贵族、金融巨头联合统治的化身, 它需要金钱来实现对国内和国外的压迫”, 为此,它需要“用课税的办法向工人阶级榨取金钱”作为自己的经济保障。除此之外,在现代社会,国家还通过发行国债的办法,“向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借钱”来弥补不足。[2]50这样,课税与发行国债就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

当国家取得财政收入之后,除了满足国家机关本身的需要外,还得将其余的部分分配到社会的其它方面,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并促进其新的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国家作为收入分配主体在这方面的职能越来越多,其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古代社会,国家的分配职能大多集中在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方面。而在现代社会,国家除了这些之外,它还将更多的财力用于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其他事业方面,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3)社会财富的消费主体

说国家是社会财富消费主体,是因为国家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机体,必须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撑。不然,庞大的军队、警察部队以及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的公务人员队伍就无法生存,庞大的社会机体也无法运作, 进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也就无法保证,等等。因此,为保证国家这座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机体的生存与运作,就必须花费社会巨额的财政资金。这种花费还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也得不断地增长。另外,不管怎么说,社会在这方面的花费是无法再收回来的,它永远都是只有出而没有进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都一致将此作为社会的一种非生产费用来看待,应当尽量减少国家机关的开支。

(4)社会的投资主体与生产经营主体

国家,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它还是一个投资主体与及生产经营主体。众所周知,上文所说的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满足国家机关本身的需要、为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所作的需要之外,它还要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其他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国家的这种行为,首先是一种投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花费或消费,因为这里的结果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增长,它带来的是社会财富的形态的变化与量的增加。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消费,那只能说是另一重意义上的消费,即生产性消费,或为生产而作的消费。在这里,国家既是一个投资主体,又是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主体。

(5)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国家的一种重要的经济角色。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所涉及的不仅是社会的公共领域,还有更多社会的经济方面,如筑路、开凿运河、营造森林、保护生态等。这些除了服务于社会的一般公共需要外,更多地还是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

兴办各种公共工程、提供公共服务历来都是国家的责任。马克思在谈到东方古代社会时指出:“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得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9]762 筑路、开凿运河、营造森林、保护生态等这些不仅在古代社会不得不由政府来承担,而且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也是如此。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筑路、开凿运河、营造森林等那些需要在较长时间内进行大量投资的工程,完全不能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因为“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10]272因而,这些就只能“由公共团体或国家出资兴办。”[10]260所以,自古以来,从事公共工程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成了国家的一种经济职能,因而国家自古以来也就扮演着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者的重要角色。

(6)整个社会生产的领导与调节者

社会生产的领导与调节者,是国家的又一重要经济角色。不过,起初它只是表现为对社会规模的劳动的指挥与监督。而作为整个社会生产的领导与调节者是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指出:对社会劳动的指挥与监督,既可以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也可以“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的所有者的对立所引起”。国家对社会劳动的指挥与监督,在以往的社会,尤其是奴隶社会起过重要作用,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这里,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这完全同在专制国家中一样”。[7]431-432后来,由于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矛盾的尖锐化,逐渐使国家对社会劳动的指挥与监督发展为对整个社会生产的领导与调节。恩格斯指出:“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的如此露骨的剥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11]239所以,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定阶段时,国家便由社会劳动的指挥者与监督者转变为整个社会生产的领导与调节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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