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确改革的目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关于“国”“民”进退的争论在实质上是对我国经济改革方向的认识分歧。
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的改革与调整全面影响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关键和首要任务。流行的观点夸大运行层次的经济体制的作用，将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如果不是由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代替近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如果国家所有制没有经过改革出现了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产权主体，我国就不会存在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手段的经济关系。可见，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只是所有制改革和调整的自然结果。市场是人们进行经济联系、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它们的特点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市场主体(即商品所有者或占有者)的差异使市场带有特定的经济属性，如奴隶制市场中人们的关系在性质上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市场。它们决定了不同市场经济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以抽象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为范式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我国改革的目标，想按这种市场经济的要求去指引所有制的改革，就会模糊改革的方向，将改革引上资本主义的歧途。可能有人会辩解，说他们是要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但这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我国市场经济之所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完全是因为它是依存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赋予的。所以，必须澄清被颠倒了的所有制与市场的关系，将经济改革的重心放在所有制的改革上。
我国所有制建设和改革的目标应该服从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为向社会主义的成熟阶段过渡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只有按照这个任务的要求进行的制度建设和改革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才是历史的进步。
当然，历史任务的实现必须从现实的条件出发。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在总体上水平还不高，而且存在不同的发展层次；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不足；大部分人的思想觉悟与经济的高度公有化还有相当距离。建国初期进行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打开了长期束缚生产力的樊笼，极大地焕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合理组织社会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重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理性思考不足，我国在创建新的社会制度时，急于扩大公有制范围和消灭私有制，在公有经济内部的管理体制上也存在过分集中的倾向。这些都脱离了我国的生产力状况和思想条件，不利于公有制优越性的发挥，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从各个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全面改革。在经济体制方面，我国改革引起的最大变化是外国资本的引进以及个体、私营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国有经济则在整体素质有所提高的前提下缩小了经营范围。这是适应我国生产力水平，改变偏跛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国民经济的必要举措。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我国逐步建立起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刚摧垮旧社会制度、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很强的过渡性，存在过渡时期的重大社会特征。由于在这个阶段社会上存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阶级。虽然各个阶级在一定时期里具有某些共同的利益，但也存在不少的矛盾。他们都为谋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竞争，力图最终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初生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社会依然存在着沿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或者向资本主义倒退的两种可能。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重要历史特点，关心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理论工作者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因此，确保公有制为主体，便成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倒退、复辟的最起码的经济制度方面的保证[7]。邓小平反复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发展非公有制最终也是为了加强公有经济。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8]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的根本大事，是分析评判改革成功或失败的最重要的标准。
前引数据表明，近十几年，我国资本主义私有制快速发展。它在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逐渐显露出一些消极作用。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新资产阶级的财富急剧增长，劳动者相对贫困的情况加剧[9]，两极分化日益显著，标志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的基尼系数迅速增大，一边是富豪们及其后代穷奢极侈，另一边是大批劳动群众的正常需求得不到满足。早在经济改革启动之时，邓小平就告诫过大家：“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10]对照我国当前实际，改革后，尤其是近十几年，新冒出来的已不仅是“一批百万富翁”，而是成千个十亿、百亿富翁和数以万计的亿元富翁[11]，仅其中的前200人的财富就相当于全国GDP的7. 76%，高于美国400个最大富豪财富占全美GDP的比例[12]。两极分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分配不公和财富悬殊的程度列于世界前茅，真是改革初期始料不及的!此外，新成长的资产阶级中为数不少的不法分子为了更快聚敛资财，多方拉拢腐蚀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进行权钱交易，造成不断发酵膨胀的官场、职场腐败，引起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极大地破坏了政府的威信，妨碍了政治制度的改革；他们利用掌握的巨额游资，抢购紧缺商品，囤积居奇，互相串联造势，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侵犯广大消费者利益；他们还耍弄各种欺诈手段，制造“豆腐渣工程”，破坏经济建设，生产、贩卖假冒伪劣乃至有毒商品，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重败坏社会风气，阻碍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以上种种问题，既是资本主义私有经济追逐最大利润本性的自然显露，也同前阶段在政策上和工作中的缺点密切相关。这就是，在鼓励、支持私有经济发展的时候，忽视、讳言、不敢对它进行监督和引导，(就大多数地方而言，实际上是只顾GDP指标，谄商媚商，争相降格恭迎资本)，致使私有经济得以利用各种手段，包括不正当甚至是非法的手段，牟取暴利，并长时期压榨工人血汗，压低工资，偷税漏税，加速私人资本的积累[13]。如果这种状况不加缓解或扭转，势必引起劳动人民的更大不满，不仅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还将产生众多的社会矛盾，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矛盾的必然产物。它不仅消灭了剥削，实现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最根本的生产力要素———人的因素提高经济效率，发展生产力；而且能够克服以追求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性，消除私人利益造成的种种隔阂，根据社会的利益和需要，更好地协调再生产各个环节以及各类生产者、消费者的相互关系，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只是在它的建立和发展初期，由于经验不足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存在许多弊病，妨碍其优越性的充分发挥。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收缩了分布过长的战线，将主要力量集中于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对其他行业和领域，则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促优汰劣，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在微观基础方面，也改变以往产权高度集中于国家的配置格局，寻找和建立了多种效益优良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总之，通过改革和调整，提高了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基本解决了所有制结构与生产力条件不相适应的问题，增强了企业的活力，经济效益持续地大幅提升[14]。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经济危机，我国国有经济呈现出强大的抗震能力，不仅保证我国经济迅速摆脱危机的冲击，继续快速发展，还支持帮助非国有经济渡过难关。在环球经济动荡的时期，我国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上升，由2008年第四季度国有工业每增加1%带动GDP增加0.13%，上升到2009年末每增加1%带动GDP增加0.29%[15]。尽管私有化鼓吹者不时编造各种说法诋毁国有经济，但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无可辩驳地显示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
当前，国有经济还要继续深化改革，解决存在的许多问题，但基本上已不属于与生产力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而主要是调整产业布局，优化组织结构，改善经营管理，完善企业激励和约束机制，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培养职工队伍，提高整体素质方面的问题，不但无需再进行以前那种大范围、成规模撤出的变革，继续压缩其存在空间，而且还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反思以往只靠“摸石头过河”进行改革的缺陷，科学审视国有经济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和定位，根据社会需要，采取新的方式，重新参与一些需要进入的部门。通过这些方面的深化改革，国有经济在质和量上都将得到进一步提高，就能够在全局上和战略上加强控制国民经济的能力，更好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私有化鼓吹者清楚地了解，单纯依靠经济力量是搞不跨国有经济的，于是便寄托希望于思想和政治斗争，大造舆论，企图实现和平演变，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必须识破他们的图谋，全面、正确地认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特点和作用，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处理好两者的相互关系，保证改革和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1]根据产权理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和有意歪曲的。因为，国有企业经过这一时期权利关系的调整，企业的所有权配置结构(亦即产权制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只保留对企业的狭义所有权，即归属权。从广义的所有权看，国有资产的占有、使用和部分的处分权以及相应产生的经济利益已经交还给企业了。
[2]见2001年5月17日《经济日报》。
[3]该报告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的“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发表的。
[4]见2010年8月2日《人民日报》。
[5]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全国工商联要闻》2011年7月7日。
[6]其实，山西省在这次整合后保留的1053处矿井中，国有占19%，私营占28%，混合所有占53%，形成以股份制企业为主要形式，国有、民营并存的办矿格局。私营企业所占比例近三分之一，仍然高过国有企业。
[7]在政治上，关键性的保证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的政权。
[8]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138-139页、149页。
[9]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8月3日发布的2011年《城市蓝皮书》，2009年，我国城市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城市贫困人口数增加，约达5000万人，是目前低保标准和受保人数的2倍左右。
[10]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11]据2010年发布的《2009胡润百富榜》，仅北京一地，在2009年就有8800个亿万富豪。
[12]关于我国两极分化的数据，还可参见拙文《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决途径》，《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1期。
[13]我国已有27%的富翁移民国外，还有更多人正在办理和准备移民。他们的大量财产已经转移，或随时准备转移到国外。这已经不算新闻了。这些先富们首先关心的是他们财产的安全和继续增值，还能希望他们去带动后富，为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发展创造条件吗?
[14]据国资委的资料，中央国企上缴税金从2002年的2914.8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10876 亿元，年均增长1137.3亿元，实现利润从2002年的240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9968.5亿元，年均增长1500亿元。
[15]转引自《经济波动下的国有经济成绩单》，中顾法律网，2010年10月12日。
【吴宣恭，察网专栏学者，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所有制与产权理论。察网(www.cwzg.cn)摘自《管理学刊》2011年10月第5期第24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