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时代收入分配体系建设的框架与路径
（一）基本框架
收入分配失衡由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所致，并会引致出一系列社会不稳定性问题。因此，按照渥克对“灰犀牛”式危机的分类，收入分配失衡兼具“元—灰犀牛式”危机和“多米诺类”危机的特征，需要结合结构性因素予以整体应对[10](P185)。马克思“分工—利益—分配”逻辑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思维，在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的整体应对中彰显其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基于马克思“分工—利益—分配”逻辑可知，只有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推动“分工—利益—分配”整体演进，才能消除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的深层病灶，从而推进收入分配体系建设。
我们知道，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这一重大决策部署，是党中央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提出的。那么，在当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人类向共享社会加速迈入的崭新时代，应该如何重新组织人的生产与生活呢？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背景下“分工—利益—分配”的整体演进，正是对这一叩问的回应。随着“分工—利益—分配”整体演进的具体展开，“分工—利益—分配”的旧格局将通过分工体系调整、利益格局纠偏以及收入分配优化，最终被新的格局所取代。在此过程中，新时代收入分配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也呈现出来。
具体而言，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既包括全面开放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产业体系、市场体系等诸多体系，又包括收入分配体系[2]。其中，现代化的全面开放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产业体系、市场体系等体系建设，本质是通过重构社会分工、企业网络分工和企业内分工，以突破传统经济下分工体系固化的藩篱，实现分工体系的良性演进和整体跃升。新的分工体系不仅要充分释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新生产力，进一步发挥出提升生产效率的“激励效应”，而且要紧扣共享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目标，有效抑制促进利益分化的“分化效应”。这两方面作用的叠加，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在不断化解利益享有与利益创造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同时，促使利益格局从失衡态转化为均衡态，进而使得收入分配不断优化。在此基础上，实现“分工—利益—分配”的整体演进，以之推进新时代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图1）。
图1. 新时代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基本框架
（二）具体路径
当前，应紧扣全面开放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产业体系、市场体系等体系建设，推动社会分工、企业网络分工以及企业内分工的新调整。其中，社会分工新调整又涉及国际分工、城乡与区域分工、产业分工、产业内部分工等层面。在此基础上，纠偏各层面的利益格局失衡，促进收入分配不断优化，从而实现“分工—利益—分配”整体演进，以之推进收入分配体系建设。
1、国际分工层面
近年来，虽然世界经济形势风云变幻，但是国际分工体系固化使得国际生产链呈现出“超稳定结构”。中国应在风云变幻中保持战略定力，紧扣全面开放体系建设，继续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交流合作，主动倡议、参与和推动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调整。具体而言，“一带一路”不仅应通过“南—北”分工助推“南—南”分工新发展，而且应以新的“南—南”分工牵引“南—北”分工优化，打破因发达国家既得利益而形成的国际生产链“超稳定结构”。与此同时，促进国内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积极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推进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扭转自身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利益失衡局面。随着新的利益格局形成，中国既能凭借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与广化增加利益创造总量，又能保证国内利益创造份额不被国际垄断资本挤占，从而实现国内收入分配的利益总量扩容。
2、城乡与区域分工层面
城乡区域分工新调整应突出城乡统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作主线，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区域良性互动。一方面，要充分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的重要契机，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通过城乡之间市场网络、产业网络、金融网络、信息网络、生态环境网络联通发展促进城乡分工深化和广化，以之全面抑制城乡利益分化。另一方面，要鼓励和引导中西部和东北欠发达地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起跑线上主动发力，积极发展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通过跨越式发展实现对东部地区的加速赶超。在此基础上，强化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利益耦合，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利益关系均衡，从而在新的城乡区域利益均衡格局中落实共享发展，不断实现城镇与乡村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均衡。
3、产业分工层面
实体经济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和利益创造的根本源泉，因此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产业分工新调整，其重点在于紧扣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基本功能定位，调整和优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分工关系。具体而言，既要借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又要抑制虚拟经济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瓦解虚拟经济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政策干预行为和过度分利行为，强化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衔接与支撑。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推动中国产业体系整体“脱虚向实”，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利益关系动态均衡。在此基础上，使得全社会利润和财富在虚拟经济产业与实体经济产业之间，以及在不同产业劳动者之间实现合理分配。
4、产业内部分工层面
在经济建设中，部分关键产业的垄断是确保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所必须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产业垄断，则均亟需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予以逐步消除。这是因为，垄断性的产业内部分工破坏了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阻碍了企业自主经营、消费者自由选择、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造成经济运行的整体低效。可以预见的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将冲击旧分工体系形成的各类资本垄断和技术垄断。因此，一方面，应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契机，借助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力量，调整相关产业内部旧的分工体系，破除既有的垄断格局；另一方面，积极营造新兴产业的竞争氛围，在新分工体系生成过程中防范新一波资本垄断和技术垄断形成。在此基础上，改变产业内部的企业竞争格局，纠偏产业内部因垄断而形成的利益失衡，进而推动产业内部企业之间收入分配优化。
5、企业网络分工层面
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网络分工形式，已经不利于产业内部协作发展，并阻碍了产业组织效率和企业绩效进一步提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企业网络分工新调整势在必行。这是因为，随着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企业之间平台互联、资源共享、要素共融程度正在不断加深，产业组织已经呈现出扁平化、柔性化、互联化、共享化的新趋势。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语境下的企业网络分工调整，应朝着扁平化、柔性化、互联化、共享化方向发展，通过更专业化的分工和更紧密的协作提高产业链的融合度和运作效能。随着产业内部生产链各环节实现协同发展，生产链各企业之间利益失衡将在新的企业网络分工中逐渐调整并得以扭转，彼此之间的收入分配也将逐渐趋于均衡。
6、企业内分工层面
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体，劳动者之间则是自由平等的联合[26]。然而，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模式下的企业内分工既难以保障劳动者主体地位，也无法实现自由平等联合。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向企业内分工提出了新要求，以更好地支撑企业参与到当前激烈的质量型、创新型竞争。因此，应积极回应社会主义的内在诉求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外在要求，大力推进企业内分工新调整。一方面，要实现资本的去权威化、去中心化，实现劳动者主体地位复归，进一步提升企业内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27]；另一方面，应推动企业组织去科层化，促进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融合，努力实现劳动者自由平等联合，进一步激发劳动者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在此基础上，使得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利益格局从失衡态逐渐转向新的均衡态，从而促进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有序。
四、结语
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28](P70)。中国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道路。在此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和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避免现代化引致出不稳定性。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作为马克思“分工—利益—分配”逻辑的现实展开，传统分工体系衍生出利益失衡之困，进而导致了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因此，只有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推动“分工—利益—分配”整体演进，促使分工体系调整、利益格局纠偏以及收入分配优化，才能破解盘桓已久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才能顺应新时代新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推进收入分配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新华社.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N]. 人民日报，2018-02-01.
[3] 何自力,乔晓楠.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2).
[4] 刘伟.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什么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01).
[5] 黄群慧. 浅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J]. 经济与管理，2018，(01).
[6] 张俊山.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几点认识[J]. 经济纵横，2018，(02).
[7] 胡乐明. 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J]. 人民论坛，2018，(05).
[8] [美]塞缪尔·亨廷顿. 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9] [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0] [美]米歇尔·渥克. 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11]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等.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2] 周小亮. 金融危机成因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及其现实思考[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01).
[13] 赵磊. 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J]. 经济学动态. 2008，(11).
[14]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 人民日报，2018-03-01.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8] [英]伊特韦尔.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 第1卷.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19] 李翀. 论社会分工、企业分工和企业网络分工——对分工的再认识[J].当代经济研究，2005，(02).
[20] 杨慧玲,张伟. 马克思分工理论体系研究[J]. 经济学家，2011，(10).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马克思. 剩余价值学说史[M].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23] 姚智谋,朱乾龙. 企业网络分工与我国产业组织结构转型[J]. 江海学刊，2011，(04).
[24] 宋磊,孙晓冬. 经济民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基于生产方式视角的分析[J]. 经济学家，2011，(11).
[25] 蒋一苇. 企业本位论[J]. 中国社会科学，1980，(01).
[26] 蒋一苇. 经济民主论[J]. 中国社会科学，1989，(01).
[27] 易淼,赵磊,葛浩阳. 共享发展何以可能:一个劳资利益失衡纠偏的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17，(07).
[28]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赵磊，察网专栏学者，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易淼，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重庆市《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本文原载《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9期，原标题《新时代中国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初探——基于马克思“分工—利益—分配”的逻辑》，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