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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晓悲歌 —— 《红岩》故事的真实结局

2018-11-14 23:1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9602| 评论: 0|原作者: 侯健美|来自: 北京日报纪事

摘要: 小说的作者可以拒绝让真实的结局在文学作品里再次上演,但历史却永远无法抹去那惨绝人寰的一幕:1949年的11月27日,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只有罗广斌等35人。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叛徒和特务的下场

那些出卖、杀害革命者的叛徒和看守特务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先说刘国定和冉益智。一个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一个是副书记。这两人身居要职,却在被捕后双双叛变,致使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有关内容请见本公众号5月20日把亲身经历写成《红岩》的杨益言走了,请记住《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刘国定觉得自己官大,还和特务讨价还价要当少将,挂了个中校军衔,最终升为上校。被刘、冉二人直接或间接出卖的地下党员,大部分牺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馆。

重庆解放前,刘国定苦苦哀求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让他去台湾,自然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他又筹措路费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钱,只好先逃到成都,后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冉益智在重庆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脱险同志登记处”,厚着脸皮找罗广斌要求登记,被脱险同志认出,一顿训斥,叫他赶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个月后,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当时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于立功表现,他一见冉益智就喊:“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务!”两人边叫骂边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逻的解放军发现送进了公安机关。

1951年,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将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

叛徒任达哉出卖了许建业,为敌特的大破坏立下“首功”,但仍被视为“共党分子”关进渣滓洞,死于“11•27”大屠杀。涂孝文和蒲华辅“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没有再继续出卖同志,1949年10月28日遭特务枪杀。至于出卖了冉益智的余永安,1955年才被逮捕。但他不是党员,不能以叛徒论处,被送往农场接受改造。

那些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看守特务也没能逃脱法网。白公馆副所长杨进兴后来改名杨大发,潜逃到四川南充县青居乡。在那里,他换上土布衣服,很快租了几亩地,当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后来的减租退押和土改中,杨进兴狠斗地主阶级,因此被评为贫农,分了田地,还当选互助组小组长。1952年8月,有人偶然听到杨进兴夫妻两个斗嘴:“你恶啥子?你自己干过些啥?政府现在到处捉特务,你敢到乡上去坦白?”1955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乡亲们把这个可疑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一调查,人们才知道,这个“杨大发”正是杀害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刽子手。杀害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制造“11•27”大屠杀,他也有份儿。1958年5月16日,杨进兴被执行枪决。

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长徐贵林,就是小说《红岩》中的“猫头鹰”。“11•27”大屠杀之后,他被编进了胡宗南部76军80师,在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当时,解放军并不了解他的底细,就当作一般俘虏资遣了。徐贵林偷偷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地区,挑起菜担子,走背街串小巷卖起菜来。他满以为在弹子石这样的偏远郊区是不会有人认出他来的。但我公安机关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踪迹并迅速实施逮捕。1950年5月18日,重庆解放碑前召开千人群众大会,重庆市军管会当场宣布了对徐贵林执行枪决的命令。

最后来说说《红岩》中的头号反派人物徐鹏飞,也就是现实中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坐镇指挥了血洗白公馆、火烧渣滓洞之后,徐远举逃往成都,后又赶到云南昆明。镇守云南的卢汉将军宣布起义时将徐远举等人逮捕,1950年3月移送重庆。

历史出现戏剧性的一幕:1950年6月,36岁的徐远举头上冒着汗,双腿打着颤,被送进了白公馆。那时,白公馆已经由军统局监狱变成了战犯管理所,曾经关押革命者的监牢里,住进了特务头子和刽子手。1956年,徐远举被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积极接受改造,表现很好。1964年,徐远举以《血手染红岩》为题写下数万字的材料,详细交代了自己破坏《挺进报》和四川地下党组织、逮捕审讯共产党人,以及制造一系列大屠杀的全过程。1973年,徐远举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复兴医院抢救无效病故。

《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本应到此终了,但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的一次发现,让我们不得不继续说下去。

秘密报告如何出炉

上世纪80年代初,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找到一份2万多字的报告,名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那个时候,重庆的党史研究机构刚刚成立,大批档案资料原已尘封多年、无人问津。

“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份报告。”胡康民回忆说。

报告是罗广斌写的,递交给党组织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距离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中脱险不满一个月。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其中第五、第六章节以及第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遗失)。按胡康民的说法,他找到了小说《红岩》的一部“账本”。

报告的字迹,胡康民认得。蝇头小楷,娟秀工整,确实是罗广斌本人的笔体。这份报告真是罗广斌所写吗?他为什么要写?他怎么能掌握那么多信息?胡康民心中老大的问号。

从渣滓洞脱险的刘德斌也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存在,“不过,我们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工作时,我每天晚上都看见老罗趴在地铺上写东西,写什么也不告诉我。”刘德斌的话让胡康民相信了报告的真实可靠。

1994年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罗广斌的报告”。这时,他已经可以清晰地画出报告形成的时间轨迹:

1948年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的禁闭室里碰到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张国维是个有心人,给罗广斌交代了一个任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法活着出去,但你不一样。你有个哥,掌十万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罗广斌牢牢记住了张国维的嘱托,积极结交狱中难友。大家也逐渐信任他,愿意与他交流。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同志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当天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

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较高。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敞开胸襟,直言无忌。既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他们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托付给罗广斌。

1949年12月25日,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写出报告,交给党组织。“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同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

当罗广斌写下这些文字时,曾与他朝夕相处、一起交谈讨论的许晓轩、陈然、刘国鋕、王朴、江竹筠……已经长眠地下,为这份报告平添了更多的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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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意见振聋发聩

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所在,罗广斌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八条意见,交给党组织。胡康民据其总结成八条嘱托:

1、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整党整风。

8、严惩叛徒、特务。

当这八条嘱托首次公开时,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身陷囹圄的烈士们怎么会提出整党整风、路线问题、防止腐化这样深刻的党建理念?胡康民说,要理解先烈的嘱托,必须走进历史。

八条嘱托针对的是1948年的《挺进报》事件,以及在此前后的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这两件事给我四川地下党组织造成沉重打击,多人被捕入狱。

《挺进报》事件的恶果其实是叛徒造成的。叛徒只有极少几个,却是位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地下组织也不会遭受这么大的破坏。他们的叛变是狱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最能引起后人共鸣和警醒的地方。

“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报告中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在今天看来仍值得回味再三。

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在党内取得一定地位后,私欲膨胀。据一位狱中同志揭发,他曾想利用职务之便,要求掌管组织活动经费的同志借些钱给他做生意。

曾与刘国定一起工作过的李维嘉老人也对记者说:“刘国定挪用组织经费给自己做了套西装,还说是工作需要。他明明有社会职业,还乱花组织的钱,我当时就有意见。”说这话时,老人的表情很严肃。

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平常大讲革命理论气节。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刘国鋕领誓,冉益智监誓。宣誓结束后,冉益智着重对他们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但只不过过了半个月,冉益智就把这对恋人出卖了。

惨痛的教训,让革命者痛定思痛:“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个别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眼看着革命组织的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

“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是许晓轩烈士的临终忠言。

这就是我们的烈士,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惦念着党的前途和命运。时至今日,这些血泪嘱托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今天,我们再一次追索歌乐山上这段血与火的历史,不仅是为弄清《红岩》背后的真实,更是为寻找一种生能舍己、血荐轩辕的精神。

淫威酷刑、铁狱黑牢,先烈们所面对的残忍,我们今天甚至无法想像、无法感受。这并不是他们惟一的选择,写份自白书、或者仅仅在悔过书上签个字,他们也许就可以活下去。但他们选择为信仰而死。坚持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对崇高理想信仰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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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晓悲歌——《红岩》故事的真实结局-激流网作者:侯健美。来源:北京日报纪事。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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