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的邪教化倾向
除了刘祥的教会得到认可,分离出的教会再也没能“合法化”。D村的教会为了扩大势力范围,想出多种方式,其中之一是集资建教堂。刘祥最自豪之处在于,他的教堂及设备全是教徒的“奉献”,教堂每年还向县“三自”交300元,宗教局交300元。他的教会有100多信徒,每年的“奉献”就有1万多元。
其他教会就没那么幸运。虽然有负责人说,“大家做祷告,感激神,给点钱,没有金额限定,凭内心随便给。问人要钱,就信得不真了”。但一个MZ教会的教徒说,“进了教会,不交钱不行,不然,他们会教育你,你这病是神保佑好的,应该交钱感谢神。还说,要是有点偏差,神就不会保佑你,生病是因为信的不到位,‘奉献’得不到位”。
每到年底的时候,打工的人回来,教堂也会暗示要“奉献”,每次至少要20~30元。
村民对教会邪教化的认识是从不断的“奉献”开始的。有些老婆婆本就家庭困难,她们省吃俭用,每次聚会都要5块、10块的奉献,甚至会偷家里钱,家属因此很反对,觉得教会在骗钱蒙人。有的教会信徒不稳定,有人信了一段时间就不再去,与教会要求奉献有很大关系。
D村有个教徒后来退出主要缘于奉献。他说,“信教的每次聚会都要带钱去,就是骗钱的,没钱不让你去。什么好事都说是神在保佑,有病上医院治好了,也认为是神治好的,到教会去放鞭,感谢神,说如果教会不保佑他,病就治不好。他们挨家做工作,劝人去求神,说神能保佑一家平安。实际神在哪里?也看不到,交钱就是骗人”。
虽然刘祥强调,信邪教的人不在教堂,都在家里,说什么神会到处跑,他们只会将人拉到家里传教,是“关门教”。但曾是刘祥教友,也曾在他教会活动过的钱梅,于7年前与全能神搅和在了一起,她曾经帮全能神信徒印册子。她的侄子发现了宣传册,告诉了刘祥,刘祥遂向上级部门举报,县牧区领导的处理是,撕了相关的文本材料,并找钱梅谈话,看她态度不错,就把她放回去。钱回去后又走上原路,她把一部分书籍私藏了起来,被传道员徐洋发现,并打电话举报。徐洋原来也在刘祥的教会,他是个有才的年轻人,与教会堂委产生矛盾,就转到钱的教会做传道员,钱梅又表示自己悔改了,向当地的宗教领导人写了保证书,一些全能神教徒也不再去活动。但上级堂委要求该教会重组时,但钱梅不服,与分离者打起来,说破坏她的教会,D村书记出来安抚说,以后支持她的教会,有机会就批地建教堂。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刘祥辩解说,“钱梅不是带头传教的,是被人诱惑的,人的智慧不一样,信仰不一样,还是她信得不真,如果拿圣经教育她,她就知道错了”。但有教徒告诉我们说,教会分裂看起来是正邪之分,假基督教传的是歪道,但实质上是为了争权。上例中的徐洋举报,与内部权力争夺有关。虽然公安机构很重视打击邪教,但要抓邪教徒并不是易事,常常是教会头目之争,才会带来举报和发现。只有天天看圣经,体会很深的堂委才能分辨邪教,只听不看的人很容易上当。
真正的邪教如果不“地上化”,很难发现证据,主要是其活动极其隐秘。他们做礼拜的仪式是:
教会的活动很不公开,不接受上级监督,也少与其他教会交流,做见证环节极易神化信教或者再迷信化,有时甚至会邪教化。另外,讲解的圣经本身,也有很强的随意性和引导性,容易滋生邪教生长空间,上述的将奉献与信仰挂钩也易敛财。对于那些不识字、资历浅的教徒来说,很难觉察出传教的真伪,他们又因现实困境,急于获得保佑而信教,因此很容易被邪教鼓动,误入歧途。
D村的邪教组织除宣扬反动思想,也有发展教徒的任务,发展到一定教徒后有回扣,初始信邪教者还会得点化妆品。有些人因此没日没夜地传教,被他们鼓动的人不顾农业生产,平时到处流窜,长期不回家,带来的是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如果真信上邪教,陷进去很难出来,只有被打击的命运。
教会也会偶尔“地上化”。2012年底,正是社会上流传的“世界末日”到来时间,D村有些神秘的教会开始活跃,他们散发小册子,到处给人讲“世界末日”,说“现在是国度时代,不是耶稣时代”。得益于民众的举报,派出所抓捕了一个邪教小头目。自此之后,有些教会更加隐秘化,不仅不再公开传教,而且聚会也很神秘。
宗教管理的缺位与影响
正规教会有宗教管理。居于高位的是基督,是信徒每天祷告的对象,是公认的唯一神。但是神在天上,不能与所有信徒都进行沟通,就要通过人间代表——牧师来实现。
S县基督教有三大教派:长老会、耶稣教会、神造会。全县仅有一个王姓牧师,他负责全县教务;牧师之下是长老,总共有40人左右,分布在各个片区,长老管“三务”,即财务、事务、教务;执事管后勤;传道者不计其数,每个点都有1~2个,全县480个批准堂点。
一般情况下,一个教会的堂委有5个人组成,分别是组长、副组长和3个成员,堂委被教徒统称为“教会工作人员”,堂委一般年龄较大,信教时间长,正规的教会老中青结合,年轻堂委受神学院培养。堂委的角色分为神圣、世俗两种,世俗角色负责教会财务管理、教会建设以及环境卫生等工作;神圣角色即传播福音。专门传播福音的人称为传道者,每个教会都有1-2个领唱员。
刘祥的教会名义上归县“三自”教会统一管理,但“三自”教会对农村教会的业务指导很少,对家庭教会更是难以甄别管理。刘祥的教会虽然与“三自”教会源流有别,但在被纳入县统一管理后,传道的人都要经过县“三自”培训半个月,一般是长老、牧师、执事讲,有专门的讲义。信徒们所说的某人信邪教,主要是依据上级的圣经讲解。县里一年来审查2~3次,除开检查教堂的设施设备和宣传材料,还有就是教育堂委自觉抵制邪教。D村所在的乡镇有个片长,经常到县三自开会,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刘祥作为教堂负责人,经信徒选举后需经过片长同意确认。
除了对批准教会管理的表面化,县“三自”对农村教会支持也不多,教会维护及运转开支主要靠教徒奉献完成。2012年县“三自”要盖“合一堂”,要求下面的堂点要向县里做奉献,缴纳金额依情况而定。刘祥的教会100多人,向上级奉献了18000元,这笔资金来源于信徒的早年奉献。MZ组的家庭教会有30多人,虽然没有经过批准,也积极缴纳3000元,他们想借此被上级认可。有些家庭教会趁机宣扬自己,鼓动教徒多奉献并从中聚敛民财,有个负责人不久就盖起了两层小楼。
需要说明的是,“三自”教会本来是政治性极强的组织,但在重宗教管理和社会稳定的当下,对地下不正规教会正规化并进行一些监督,然后从堂委中选出相关负责人,只要有能力、有文化、有名声都能往上晋升,甚至可以进入县“三自”委员会,这表明基督教的政治内涵及管理方式正在出现转型。在治理大于政治的前提下,只能通过不断创新管理方式,来保证农村教会正常化。但政治与治理本就一体两面、相辅相承,缺失了政治的治理,其治理绩效及合法性大打折扣。更严重的是,S县“三自”对农村教会的教义指导及物质支持很是松懈,则农村教会极易被外来宗教势力所渗透,也极易因内部权力斗争及财政问题走上邪路。
D村所在的当地公安部门,倒是很重视邪教治理,只要有人举报且证据确凿,公安干警会很快抓捕,在灵灵教猖狂的2~3年前,公安部门抓捕过一些邪教人员,也会找被认证的农村教会开会,要求他们发现情况立刻汇报,并沿街宣传提醒村民提防邪教。但没人举报,没有证据,民警也无法行动。
有的堂委会在正规教堂里传播歪理邪说以谋私利,有的干脆组建家庭教会,骗老人妇女入教然后从事邪教活动。我们在D村调查的教会,每个都说自己是真基督教,又说分裂与邪教人员的存在有关。曾经不太政治正确的地下教会,在社会开放后逐渐地上化,牵扯出的邪教问题不断,异教人员丛生,至于组织化强、隐密性高的相关教会,更易滋生邪教因子。
D村有的教会接受上级组织指导,并且从上级教会那里获得资金援助。他们不与其他教会掺和在一起。我们在湖北孝感调查发现,有的教会一方面回避政府审查,另一方面对周围教会进行考察,以确定是否属于同一个教派。如果属于同一教派和同一管理团队可相互往来,如果属于同一教派但不是同一管理团队就只能去听道,如果不属于一个教派的就不能去听道,更不能参加他们的活动。
我们通过熟人介绍与教会头目接触,由教徒领着参加他们的聚会活动,这时候有上级头目就过来询问,我们是谁介绍过来,过来做什么。没过多久,又有头目打过来几个电话,对我们的身份进行确认。第一次访谈较为顺利,等我们想再访谈教会成员时,却直接遭到了拒绝,再怎么澄清和解释都没有用,主要是上级头目后来嘱咐教徒要秘密。而该教会所在组织,不仅受到国外资金支持,能力和觉悟较高的人,还会被送到国外进修学习。
宗教部门的管理松懈只是问题之一,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缺位影响更大。我们在鄂东南农村调查时,发现4个村干部只有一个在家,其他几个都会外出打工,村干部不是不知道地下教会发展情况,但他抱怨说,上级只发枪,不给子弹,我们能做什么呢,现在也没出啥事,只能等以后有情况再说。而我们访谈当地统战委员,发现他对农村宗教情况知之甚少,现在乡镇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他的主要业务也变成了招商引资,本职工作变成了上传下达和被动应付。
我们在鄂中农村调查时,有村干部抱怨说,现在连村干部换届选举,村民都不愿过来参与,说谁当干部都一样服务,与我无关,群众代表会议更难开起来。现在是“金钱社会”,村民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在村里抓经济,对邻居和村情少有关心,从下至上的民情反应渠道中断。现在国家又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只有相关教会公开行动且影响村庄公共秩序,村里才会向上举报并采取行动,否则,介入太多被说成迫害教徒怎么弄呢。
D村一个党组长感慨说,现在他们那里的基层党建还不如基督教搞得好,只是在年关的时候,村书记召集所有在村党员开一次会议,总结今年一年的功与过,同时慰问一下老党员。基层党建已然弱化,群众代表会议更少召开,从下至上的民情反应渠道中断。
教会充斥的农村未来
在调查行将结束的那天,我们采访了一位60多岁的老党员。他不无忧虑地说,到处都有教会,有病不去医院,求神保佑,有的本来小病,硬是给拖成死病。教会发展教徒,挨家挨户做工作,一天到晚找我老伴,进行各种传教活动。我老伴身体不好,肚子里长了肿瘤,差一点命都送掉了。我送她到医院,检查出肿瘤,做完手术就好了,之后再劝她也不信。神能把她的肿瘤拿掉?可惜的是,老党员的经历及告诫在村庄中并不占主流。
有个不信教的村民说,村里基督教派太多,他也分不清哪个正哪个邪,自己平时又忙,是否信教以后再说。我们还在为他的半信半疑庆幸时,没想到他继续说,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有人来劝,她后来又患了胃癌,有时还伤风感冒,劝的人就更多了,说是祷告一下就好。身体不好了,有人说能保你平安,保你不死,你能不信吗?何况还有人经常说信教的好处。
知是非、辨正邪的村民不少,但基层组织本身的治理涣散,为正邪难分的农村教会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其未来影响尚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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