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资本主义（上）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把分析的重点放在美国，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是我们最了解的国家，又是互联网的发源地，还因为我们相信在美国，人们能更加清楚地发现垄断金融资本与互联网的完整结合，而这正代表着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当前在互联网领域的主导地位不会发生变化，或者其他国家不会选择其他的发展途径，而这仅仅意味着在未来互联网的发展变化中，因为美国所具有的强大的全球影响力和权力，其他各国在作出自己的所有选择时都必将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所制定的发展途径进行抗争。

　　当人们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读到有关互联网及其未来发展的描述时，会惊奇地发现那时几乎所有有关这方面的描述都是清一色的乐观主义的描述。每个人都可以以光速的速度且不受审查地获得所有的信息，那么所有现存的机构制度都将会变得更好。在世界范围内将要出现一个过去不可想象的双向或是多向的信息交流的民主化趋势。商业公司再也不能欺骗消费者和挤压新出现的竞争者；政府部门再也不能凭借由自己操控新闻宣传渠道的方式而暗中运作了；来自最贫困和最遥远地区的学生也将有权使用过去只能被精英们所独享的那些教育资源了。总之，人们将拥有前所未有的资源和权力。人类历史上不仅第一次出现了所有地区的人们之间的信息平等，并可进行不受限制的即时的信息交流，而且还有权使用一个不受限制的知识宝库，而仅在几年前人们想要使用这一资源宝库都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对于那些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统治者和最富有的亿万富翁们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不平等和剥削的现象不久将遭受到最有力的打击。

　　互联网，或者更广泛地说，数字革命确实正在多层面地改变着世界，但是互联网也没能实现它的许多承诺，这些承诺曾被看作是互联网技术本身所带来的。如果人们当初期望互联网能给社会提供更具竞争性的市场和更加负责任的公司企业，能够提供更加开放的政府管理模式，能够去除腐败和减少不平等现象，或是更加大胆地说，互联网能够提升人类幸福的话，那么它现在已经令人们十分失望了。换句话说，如果互联网真的像它的拥护者们曾经预言的那样，在过去的20多年中极大地改善了世界的话，那么我们都不敢去设想，如果互联网从没有存在过的话，世界将走向何方。

　　我们在这里不是要争论互联网最初的承诺是否仅仅是幻想，尽管其中的一部分承诺可能是由于人们乌托邦式的热情而引起的，而每当重大的新科技刚一出现时常常会激起这种乌托邦式的热情。（这可能会让人们想起20世纪初期诺贝尔奖获得者、热力学化学家和哲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观点，他声称“飞行器”的出现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关键的一部分，这一发明能够消除与国家、语言和金钱相关联的国际间的界限，“带来人类的兄弟情谊”。）相反，我们要争论的是，在这场信息革命中曾有过并仍然存在着的一些非同寻常的民主和革命的承诺还没有兑现。尽管科技具有巨大的能量，但是它不能不顾历史的环境而发展，它的发展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下进行的。这一点强烈影响并决定了信息革命的发展进程和模式。

　　因为互联网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一特定的经济环境表明了互联网所具有的矛盾性。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的积累过程，这一过程具有自己清楚的逻辑体系，并与数字通讯所具有的许多民主潜能相抵触。而且互联网越向前发展，这一现象就会越严重。互联网这一过去看上去似乎脱离了商品交易领域而越来越开放的公共领域，现在却似乎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封闭、越来越被私有独占，甚至是越来越被私人垄断的领域。

　　我们要论证的观点不是从一个社会主义的角度去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反民主倾向，然后再延伸到讨论互联网的案例。尽管我们也不会因为采取这一角度而感到不舒服，但是这会使得像数字革命这样具有特殊性和唯一性特点的事物成为了一个过于主要的因变量，因而使得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断然拒绝接受这一观点。而我们是把观点建立在传统的经济思想基础之上，这一传统的经济思想从总体来说是由那些赞成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学者们提出来的。我们将通过采用分析学理论中的主要经典术语进行分析评论，再一次论证由利润动机控制互联网的发展所产生的弊端。

　　我们特别提出的是，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劳德代尔悖论”（或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之间的矛盾）能充分证明下述论点是正确的，即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最审慎的做法就是从一开始就假定互联网从根本上就应该置身于资本领域之外。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必要的而且是可以选择的方式让人们去想象，相对于资本积累这样的商业化和私人化的世界，互联网可以怎样得到最好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数字化领域中就不能有商业甚至是大量商业的存在，而仅仅意味着这一系统中的最重要的逻辑准则以及所有相关政策讨论的出发点，都必须基于是在讨论一个运作于公众利益价值之上的机制体系，最低限度上也如同一个公用设施体系一样。

　　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确实都将面临着强大的，有时甚至是巨大的需要打开一些能让资本获利性地开发利用的区域的压力，而且这些获利性的开发利用还不顾及社会成本的消耗，或是像经济学家说的那样，不顾及所产生的“消极负面的外部经济效果”。鉴于资本家本质上所具有的经济权力，他们最终也会实施过度的政治权力。但是，实际情况是，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将受限于市场的支配。自然界和人类生存的许多领域的确不可能在不破坏生命本身的整体结构下而仅受限于市场的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领域在历史上曾经，甚至现在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加入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想到社区、家庭、宗教、教育、爱情、选举、研究和国防等领域的这些例子，尽管资本也正竭力想将这些它可能进入的领域占为己有。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重要的政治讨论都是关于决定在哪些领域里可以允许追求利润的规则存在，而哪些领域不允许这一规则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处在其最理性和最人性的状态时，往往会在其社会中保留一些非商业性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卫生保健和养老退休金，而这些领域一旦变成与商业利益相关的话，就会是赢利极高的领域。所以，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越是民主，那么至少在那个社会中就越可能就这些问题展开令人信服的公共讨论。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在美国从来没有进行过与互联网相关的重要讨论。整个数字信息领域都是通过政府资助及指导的研究活动而发展的，特别是在战后的几十年间，这一领域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军事学院和顶级的研究性大学的研究活动进行的。如果这一领域当初留给了私营部门来研究管理，或是留给“自由市场”而任其自行发展，那么互联网就永远都不会存在了。联邦政府对互联网资助的总额度是很难精确测定的。

　　如同极具影响力的政策问题研究专家萨沙·梅恩拉特说的那样：如果要计算历史上政府对互联网的资助总额，那么“要看怎样分析政府的花费了，而仅以直接的现金支出来计算这一花费是比较保守的计算法。但是一旦把免费赠送的可以直接进入互联网的通行权以及整个研究计划（通过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实施的计划）考虑在内，这又是一笔相当庞大的花费。如果再把投入到无线设备中的花费以及减税优惠（例如，对网上购物不征收营业税）等计算在内的话，那就远可达到几千个亿的数额了”。根据这一分析，并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梅恩拉特估计政府投入互联网所花费的数额起码比投入曼哈顿研究项目的花费多出10倍。

　　这还远不是政府投资的全部花费。早期的互联网不仅是非商业性的，而且还是反商业化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网络，也就是互联网的先驱，曾明确地限制计算机网络只能用于非商业用途。如果任何一个人敢在网上销售东西，那么这个人将很有可能被“燃烧”，“燃烧”的意思是指其他愤怒的互联网用户可以用刻薄的语言或辱骂性的电子邮件阻塞住这个人的邮箱，要求他把销售广告删除掉。这一由互联网用户所实施的内部监督措施是基于一种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假设认为商业主义行为和一个诚实、民主的公共领域是不能混淆在一起的。如果企业媒体采取这样的商业主义行为变成了一个问题的话，那么互联网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好的互联网公民需要是诚实的，他们不应该采取任何手段去极力争取获利。

　　之所以在有关互联网应该怎么发展的问题上缺少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数字革命恰好是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占主导地位及其有关“自由市场”的华丽浮夸言辞最盛行之时爆发的。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精神就是应该总是允许在任何能够发现利润的地方发展商业行为，就某一经济而言，这也是对资源最有效的利用。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任何干扰和妨碍资本主义剥削行为的理论都是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糟糕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通常都是由一个过时的“特殊利益”群体提出的，这一群体不能适应自由市场的竞争社会，所以要从由政府管制的腐败社会和官僚体制中寻求庇护。这一新自由主义的信条导致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展开了“放松管制”运动，并使得曾经是公共部门的活动私有化。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万维网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把互联网变成了一种大众传媒的手段时，就信息通讯问题进行讨论的各方都接受了上述有关自由市场理论的浮夸言辞。对商界和政客来说，互联网就是所有朝气蓬勃的企业家为了消除垄断、促进改革、创造一个像比尔·盖茨名言所说的“没有冲突摩擦的资本主义”而做的一切。这一领域可创造出很多钱。甚至那些对公司企业和商业主义行为持怀疑态度的人，如果不是对资本主义入侵互联网的行为感到乐观的话，也都对此漠不关心，因为他们认为，互联网具有魔力般的科技能力，它显然能够压倒大型公司想要控制它的力量。这一点给每个人都留有很多想象的空间。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互联网泡沫无疑刺激了资本主义市场对互联网的控制欲望，美国的新闻媒体也几乎控制不住它们对这种美好结合的热情，资本主义和互联网仿佛是天作之合。

　　互联网服务的提供商

　　如果有人把所谓的“自由市场”因素看作是造就了互联网发展的因素，那么他就是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互联网本身的存在就是政府对公共部门投资的证明，然而，通过更加冷静的分析，我们还能够找到某些不协调的现象，如果这些现象还不能被称为矛盾的话。三个领域中的不协调现象最早就已突显出来，或是说在随后的若干年中，已经很明显地显现出来了。

　　首先，由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为美国人提供的宽带接入的主要电缆线路过去和现在都是由少数几家统治着电话和有线电视的公司控制的。这些公司都是一些地方垄断集团，它们因为有了政府颁发的垄断性的许可执照才得以生存。事实上，它们通过政府所给予的垄断性特许权已得到了大量间接的政府资助。如果政府在私下不予支持的话，这些公司就不会知道什么是所谓的“自由市场”。尽管这些公司常常受到消费者的鄙视，可由于它们的生存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授权和支持，所以在美国，在游说国会方面，这些公司大概仍是最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意识到互联网就是它们的未来，而且还是一个利润非常丰厚的未来，所以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期间，首先是一些电话公司先把电话线路借出用于互联网信息传递，随后不久，一些有线电视公司也随即加入了这一行列。如果考虑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是进入互联网和数字网络的唯一入口的话，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这些电话和有线电视的巨头公司开始长期支持被称作是企业的“放松管制”的行动，这一行动到20世纪90年代发展到了顶峰。其实这些公司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因为它们热切期望会出现一些新的激烈竞争，而是因为它们觉得缩小国家干预的范围或解除国家干预可以使它们发展得更加强大，并会拥有更大的垄断权。但这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时代。证明“放松管制”行动是合理的理由就是这一做法允许那些传统的电话和有线电视垄断公司在本地市场使用它们自己的线路进行竞争，从而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作为交换，国家也放宽了在公司合并上的限制，这样所有公司就可为将要到来的竞争状态做好准备。有人援引西部蛮荒网络的形象指出，这是一场电信领域中新的竞争者所发起的猛烈攻击。

　　因为现在那些具有强大势力并已参加了竞争的公司手中握有足够的商业和政治垄断权，这一点确保了不会再有新的强大竞争对手的出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现在的结果是，尽管几乎没有新的竞争产生，可是却出现了一个公司合并的浪潮，这一浪潮把电话和有线电视领域里原来就强大的公司的数量减至到6—10家，而且这一数字还要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计算标准。总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公司的数量大概缩减了一半，剩下的大公司中又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威瑞森电信公司和康卡斯特电信公司3家公司占据了主宰地位。

　　放松管制政策导致了政治、经济两个领域里出现了最糟糕的现象，即市场上仅剩下越来越少的超大型公司，而这些超大型公司又受到越来越少的控制。更严重的是，在华盛顿地区，这些公司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国家资本已达到了极大的高度。这些垄断企业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在理论上这是新自由主义者所鄙视的，而在实际中又是他们始终支持和捍卫的。

　　这一现象可能会给美国互联网宽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像许多其他国家的公司，美国政府没有要求这些电话和有线电视公司必须允许其他互联网服务供应竞争对手使用它们的线路，所以事实上在当今极其重要的互联网宽带服务供应产业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存在。美国至少有18%的家庭只能通过唯一的一个宽带供应商，也即一个垄断公司，接入宽带。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数据（该委员会承认他们大概夸大了实际竞争的程度），另外78%的美国家庭在进入有线宽带时最多也只有两个选择，这构成了一种由地方垄断的电话和有线电视两家公司垄断市场的局面。经济学理论提出，在由两家公司垄断市场的局面下，其中任一家公司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效仿另一家公司，而两家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会给出极高的价格。有证据显示，在未来的几年中，这种垄断的局面很可能会向更加竞争同时又更加垄断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现在美国有4家公司控制着迅速增长的无线市场，其中两家领头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威瑞森电信公司——各自都正在容纳累积起来近一亿的用户。所有这些公司都怀有梦想，梦想着要将互联网变成一个有线电视的复制延伸版本，所以它们都尽可能地采用巨大的刺激手段来使互联网“私有化”，并把控制宽带入口作为一个瓶颈来控制用户，这样它们就能够从用户那里收取额外附加的通行费。而且，正像联邦通信委员会承认的那样，在这一领域中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竞争存在，所以这些公司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刺激动力要去升级它们的网络系统设备。

　　令人惊异的是，美国这个第一个创建和发展了互联网，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互联网的连通性上排名也接近第一的国家，现在在全球大多数测量宽带进入、网络服务质量和每兆位流量的花费的评估体系中仅位于第15—20的位置上。在美国的穷人和农村人口中没有连接宽带的人数比例远远大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人数比例，而且美国也没有任何刺激因素要结束这一“数字差距”的迹象，因为这一数字时代的下层阶级的存在反而刺激了其他人去支付联网所需的费用以避免不能被连接到互联网上。这一现象与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非常相似，因为寄生虫似的医疗保险业的存在，使得美国人每人平均花费在医疗保健上的费用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发达国家，而得到的却是极其糟糕的服务。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曾经说，如果美国一切都从零开始的话，那么显然更明智的做法（也即从社会公益的立场出发）就是建立一个公共管理的医疗保健体系，而不要一个私人的医疗保险业。同样的道理也完全适用于宽带互联网的接入体系。

　　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参议员阿尔伯特·戈尔在其任职期间非常了解这一事态的发展，他当时主张政府要出面资助互联网的建设。他在1990年提出，为“信息高速公路”建立天然地基就如同为洲际高速公路系统建立天然地基一样，它应该是一个公用网络。国家可以先从电信公司那里租借线路，随后却不要让这些公司介入。可是，一旦当华尔街把目光投到这一方向时，戈尔这一通常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观点就被一片反对声所淹没了，这也导致了后来成为副总统的阿尔伯特·戈尔开始换成了另一个腔调，他原来的观点也早已被人们所遗忘了。

　　多个领域的市场集中度

　　现在出现了许多不同程度的互联网活动，而且这些活动都正在朝着被商业化的方向发展。互联网活动所产生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互联网相关企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是怎样迅速且不可阻挡地造成了几乎各个层面上相当大的市场集中度，而且常常超出了非数字化市场的程度。对于这一现象，传统微观经济学理论即使没有予以警告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这就意味着在许多领域，私人的利益是能够遏制住互联网的发展并从中获得垄断利润的，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正在追求的东西。例如，谷歌公司占据了搜索引擎市场70%的份额，而且这一份额还在进一步增加，其抢占市场份额的速度与当年约翰·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在其顶峰时期的抢占速度一样迅速。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亚马逊公司、电子港湾（易趣）公司、脸谱网、思科公司和其他几家巨型公司也分享着互联网所带来的巨大垄断权力。例如，生产无线上网技术中的关键芯片的市场就是一个由两家卖主垄断的市场，这两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0%。苹果公司通过iTunes这一最热门的音乐软件控制了数字音乐下载87%的市场份额和MP3播放器市场70%的份额。

　　这一现象也直接违背了创建互联网的初衷，这一初衷就是要把互联网建设成一个激发竞争和增强消费者权利的发动机，以及一个可以选择替代原来让企业公司发展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的地方。像克莱·舍基和约柴·本科勒这样的作家都明确表示，互联网在让人们可以在网上进行协作和合作方面具有创新性的潜力。通过努力，一些这样的网上合作项目已经在互联网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可以提醒人们，让人们真实地看到互联网完全不同的一面。这些合作项目包括对等网络技术行为、开放源代码运动、火狐浏览器、维基解密网和维基百科等。我们发现这些工作十分具有启发性和激励性，同时这也表明了互联网未来所具有的强大潜能，而对于这一巨大潜能我们现在才仅仅刚开始加以开发和利用。

　　这一具有合作性潜能的特点可能也使得互联网具有了民主的特点，但是却遭到了来自资本要尽可能巩固垄断权力、建立人为的物质稀缺和建立防护措施的压力。互联网相关企业几乎在每个转折时期都立刻从竞争状态转变成市场供应垄断的状态。这一情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所熟悉的，即任何理智的资本家都想尽可能地掌握大量的市场支配权，同时又面对极少的竞争。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一个经济体制中，市场的集中度一般而言是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垄断是竞争的敌人，而竞争是保持体制公正可靠的重要因素。

　　极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互联网长期宣传自己拥有使消费者权益增长和具有卡脖子竞争机制的冠军头衔，但最终似乎更加变为了促使垄断产生的势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互联网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领域现在仍处在形成阶段，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仍显示出非凡的活力，因此现在就给其定性显得有些为时过早了。不过，整个经济领域里的垄断趋势是非常强大的，而互联网在这一竞争与垄断的混合态势中又有一些其本身自带的困难。

　　在一个技术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商业利益会驱使利益集团去获取衡量某一系统的技术标准的所有权，而这一技术标准对该系统用户来说是非常期盼了解，甚至是必须了解的。想一下由“活动图像专家组国际标准”（MPEG标准、专利技术管理机构。——译者注）拥有的H.264型编解码器，它的生产经营许可证是由微软、苹果和其他一些公司拥有的。这一编解码器的标准迅速成为网上录像机的统一标准，目前这一型号的编解码器已经占领了市场份额的66%。正是像这样的设备在互联网通信中起到了瓶颈的作用，所以H.264型编解码器的拥有者才能够创造出他们非常渴望得到的“计费时刻”。经济学家常常把像这样的“经济收益”定义为勒索，用它去指代经济行为的参与者不考虑生产或再生产成本而仅凭对稀缺资源的拥有而获得的（本不应得的）收益。

　　最重要的是，互联网把经济学家定义为“网络效应”的概念加进了这一竞争和垄断相混合的趋势中，其意思是几乎每一个人都可通过分享使用某一特殊的服务或资源而获益。尤其是在经济规模上升时，信息网络制造产生了与抢夺消费者相关的“需求方规模经济”，而不是与成本优势相关的“供给方规模经济”（这是传统的市场供应垄断工业时期所盛行的模式）。就如同一股飓风在一个炎热的夏日穿过大海时增加了行驶速度一样，当某一产业中的最大公司得到了更大的市场份额时，因其规模的增大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也随之上升，这也使得那些份额正在降低并与这家公司竞争的其他公司几乎不能再对消费者保持吸引力，因此就失去了竞争力。《连线》杂志的编辑克丽丝·安德森简洁明了地阐述了这一问题，她指出：“事实上，垄断现象甚至更加可能出现在像网上世界这样高度依靠网络系统的市场中。网络效应的阴暗面是富者愈富。麦特卡夫定律指出，网络的价值随着连接点（用户）的平方值比例的升高而增长，它创造了赢者通吃的市场，通常在这一市场中居于第一名和第二名参赛者之间的差距较大，而且这一差距还在变得越来越大。”

　　谷歌公司是一个规模经济和垄断力量的典型例子。当谷歌公司的规模变得更大时，它的搜索引擎功能也越来越超过了过去所有的竞争者，更不用说谷歌公司还获得了建立长期的准入壁垒的能力，这使得任何想要搅乱其发展的竞争者都望而却步。谷歌公司的网络效应是如此巨大，以致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搜索引擎系统，它靠把从自己网络上得到的数据卖给其他公司（以及在突出的位置安置一些有偿的“赞助商链接或付费链接”）而蓬勃发展，并推销可受其随意支配的庞大的数据资源。在过去，这样“赢者通吃”的市场被定义为“自然垄断”。

　　同样想一下微软公司，它能够在其基础操作系统中，利用用户对大量应用软件的依赖性而达到让用户似乎必须永久锁住这一操作系统的目的，从而使其享受到长期的垄断价格。任何一个试图引进一个可以与其形成竞争的新操作系统的竞争者都面临着巨大的“应用软件进入壁垒”的屏障。因此，拥有 “应用软件”已成为建造进入壁垒和垄断权力的关键一步，这从总体上来说不仅与信息技术有关，而且对于当下而言，更重要的是这还与互联网有关。

　　按照这种思路，像iPhone（苹果手机）和iPad（苹果平板电脑）这样的新设备都自身携带了专门为这些设备设计的应用软件，为某一特定设备专门设计相应的应用软件的目的就是要把用户锁定套牢在一个整体的商业产业链中，这一商业产业链完全不同于万维网，它不但能在用户与互联网之间起到连接作用，同时还能引发“网络效应”，为设备的生产者提高销售量。某一产品设备越是成为整个网络系统应用软件的接口，就会有更多的用户被吸引进来，随后呈指数型增长的需求方规模经济模式就会占主导地位，这种状态可以直接转变成巨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决定许多技术发展前景的能力。一旦当这样的经济实力得到充分的巩固，人们也越来越依赖这种新产品设备时，网络价格就能够调整提高了。

　　对安德森来说，所有这些仅仅不过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而已，他说：“一项技术被发明了，然后被传播开来并结出无数的硕果，而后有人发现了独自拥有这项技术的方法，这就可以把其他人锁在门外。这种现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确，几乎从来就没有任何财富的创造是不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垄断成分的，或者起码也是寡头垄断的形式。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途径，即发明、传播、采用、控制……在物物交换的经济模式中，开放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对无止境竞争所产生的混乱局面的忍耐程度最终到达了极限。”在这里我们被给予了一个虚假的选择，选择的一方是无限的不受控制的并带有经济上不确定性因素的私人竞争或私人垄断，另一方则是巨大财富的形成。这一把公共领域及利益排除在外的选择还被人们认作是一种信条。

　　安德森说垄断力量“甚至更可能”出现在使用互联网的高度网络化的市场上，正是这种垄断力量引起了所有的这些问题。这些垄断公司积累了大量的现金，它们能够利用这些现金吞食掉任何其他潜在的竞争者，或是那些新出现的试图在互联网上建立一个新的商业领域的颇有前途的竞争者。这些大型公司利用它们在互联网上已垄断的领域为基地，开始去探索征服新的领域，特别是那些与它们已垄断的领域相邻近的领域。例如，谷歌公司自称握有330亿美元的现金可以用于互联网的发展。在过去的几年中，它已花费了几十个亿收购了几十家互联网公司，平均每一个月大约收购一个公司。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的前三个季度，谷歌公司就报告已完成了40次公开的收购。而手头握有430亿美元现金的微软公司也有相似的收购纪录。苹果公司也握有510亿美元的现金可投入市场。

　　有观点认为，技术上的新突破将能引起网络上的竞争，但这一观点变得越来越荒谬了，而且即使这一现象以某种方式真的出现了，那也仅仅是在通向更加垄断化的道路上一个临时性的停歇。这种例外的情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竞争，甚至也不是竞争的结果。但是，当一个新的应用软件要上市时，为了要避免被一个已存的大型公司所控制，它就要创建另一个新的强大的垄断集团（例如，新出现的脸谱网），因为这一新出现的公司必须能够避免受到一个已存的握有巨额现金的大型公司的控制和诱惑，并建立起具有自己经济价值的“围墙花园”。在这样具有自己经济价值的“围墙花园”中，公司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开发利用现在有时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增强的盈余提取效果”，也即提高诈取那些被围在墙里面的人的能力。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标准，这样一种局面甚至更加严重，也就是这种垄断力量允许那些巨型互联网公司在几乎没有公众的“干涉”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政策制定的过程，并巩固自己的权力。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些有关政策方面的真正的争论，但这是因为强大的公司与部门之间，就像是巨猿与恐龙一样，要相互攻击与自卫的结果。这种政治权力在电磁波频谱事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电磁波频谱可被定义为是“所有形式的无线电信息交流所依靠的资源——一系列可用于信息传递的无线电振动频率波段”。现在还有大量未被使用的频谱可以被使用，事实上未被使用的频谱比正在被使用的频谱的量还大，但是现在正在使用频谱的用户却情愿人为地将其变成稀缺资源，这样不但对他们有好处，而且政府也支持这样做。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仅在2011年就单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价值100亿美元的对现在闲置频谱的许可经营权，而且该公司还在游说政府，让政府转给其更多的频谱许可经营权。

　　一些经济学家承认现在仍然显现出这种垄断的趋势，但是同时他们还断言，由于数字世界中技术革新的动力，这种垄断趋势仅仅是暂时的。在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长波理论中，通常的假设认为新技术的出现将摧毁任何建立在垄断市场周围的围墙。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些巨型公司影响整个市场的能力，以及它们巨大的规模和随之增长的金融、政治权力，现在几乎还没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一断言，起码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中还没有证据支持这一断言。也许会出现一些重新洗牌调整的机会，但是这些巨型垄断公司仍会长期存在。

　　许多经济学理论都认为，自然垄断或是应该归国有，或起码也要由国家严格管理控制以防其被滥用，特别是当这些自然垄断经常要去垄断重要的公共职能领域时就更应该由国家控制管理了。而在互联网领域选择自由市场的模式似乎太荒谬。这一点无疑可从现在统治着互联网宽带服务提供领域的电话电报公司身上看出来。（安德烈·西夫林提出，这是我们应该就谷歌公司的问题所讨论的话题。）然而这些公司企业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已从根本上消除了来自公有制的威胁，与此同时，政府又极力强行实施反垄断法，如果这些反垄断法早在一代或两代人之前就以这样的方式普遍实施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政府早已试图解散许多这样的公司了。现在仍然保留下来的政府规章条例，无论是反托拉斯法或其他法规，在确保这些赢利的公司和企业的生存方面，与其在必须保护和保留受到商业利益威胁的公共利益价值方面做的一样多，甚至更多。

　　在互联网领域中，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联盟已发展到也许只有在金融和军事领域上的联盟才可以与之匹敌的地步。为了顺应一个竞争的市场，政府主要的联盟对象是独立的私人企业，这一现象不但是嘲弄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而且也嘲弄了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认为，资本主义民主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是掌握在两组截然不同的人手中的，而且双方的利益有很大的冲突，这些冲突可以保护公众不受到专制政府的统治。这类大型通信公司和国家安全部门是怎样携手合作的例子现在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其中所暴露出的一个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是有关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过去10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是怎样以国家安全局的名义非法秘密地监听了该公司用户们的电话通信内容的。而最近发生的一个例子，即有关亚马逊公司和贝宝/易趣公司在维基泄密事件中是怎样与政府合作共事的事件，也许还不属于这一范畴，但是这些例子都表明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分离的理论现象已经消失了，而这种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分离的理论是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核心部分。

　　在此虽然没有轻蔑或杞人忧天的意思，但是我们很难不注意到，现在正在出现朝着右翼社团主义（把整个社会纳入极权国家指挥下的各种组合的理论与实践。——译者注）传统定义中的法西斯主义方向的转变，即政府和大企业利益集团携手合作，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的利益，而政府则主要负责军事、秘密安全和监督方面的事情。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自由”这一概念除了被认为没有意义和不具危险性外，也更加得不到保障了。

　　企业和政府的这一结合导致我们要对互联网所声称具有的许多优势中的一个优势进行重新评估，这就是互联网不受管制和审查的影响，而且是民主主义活动家手中可使用的工具。同样的互联网，出于商业和政治上的原因，可以成为监管部门的一个无法比拟的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主义活动家就不能使用互联网去做一些特殊的组织工作，而如果仅仅是可能的话，他们必须考虑到下述看法，即互联网很难使个人的隐私不受到政府和企业利益的影响。互联网正向着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更加加重了其反民主的倾向。

　　作为一项公益事业的信息产业

　　如果互联网已被证明是产生垄断的滋生地，那么当我们特别审视资本主义的传媒产业是怎样处理数字世界所出现的问题时，就会发现互联网还存在着另外一些问题。这是经济理论和互联网之间所存在的冲突的第三个方面，可能也是最根深蒂固的冲突。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学来说，传媒产品一直都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一点可追溯到书籍刚刚问世的时候。这不像使用其他有形商品和服务一样，一个人使用了某一信息并不会阻碍其他人也使用这一信息（在经济学术语中，这一现象是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的）。许多经济学的教科书中都有对于有形产品使用形式的解释，即一个人消费了某一产品或服务就会妨碍或阻止另一个人消费同一种产品或服务。两个人不能同时吃同一个汉堡，或是开同一辆车。所以需要生产更多的产品或服务来满足更多的追加需求。

　　而信息的使用却不是这样。卡尔·马克思不需要给每一个读者都单独写一本《资本论》，同样，无论是两百人还是两亿人读《资本论》都不会减损任何其他读者读这本书的感受。对图书出版业来说，这一点意味着任何买了某一本书的人随后都可能再印出更多的副本，然后卖掉它们。因为资本主义是自由的市场竞争机制，所以这本书的价格就会下跌到出版一个副本所花费的边际成本。但是写书的作者们却仅仅得到了那些他们自己亲自授权出版的书的副印本的补偿。消费者得到了便宜的书籍，这对营造一个民主的文化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作者却未必得到了足够的补偿去继续写书。在这种情景下，市场就没有发挥其作用。

　　这就是版权法产生的起源，而且这一法律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它的规则条文立即被载入美国宪法。这样，作者们就得到了暂时的垄断专利权，可以决定由哪家出版商来出版他们的书籍，这样就可以保证每个作者都得到了足够的补偿。托马斯·杰斐逊仅仅勉强地同意了这一版权法，他非常讨厌这一法案，因为他认为这是政府制造出来的一种对知识实行有效征税的垄断手段。美国宪法明确地指出，版权许可证不可能是长期的，版权最初允许的年限是14年。（更准确地说，推动版权法产生的幕后推手与其说是作者倒不如说是出版商，因为这些出版商的商业前景取决于他们能够得到多少政府所授予的垄断特许权。）

　　当新的传媒技术在20世纪迅速发展起来时，一些强大的传媒公司也随之涌现出来，这些强大的传媒公司按惯例能够给议会施加强大的压力，要议会延长和加大版权法保护的期限和范围，或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要从政府那里得到垄断保护许可权。对于这些公司的基本利益来说，这一政府的许可权完全是天赐之物，也确实是这些公司企业自身生存的一个非常宝贵和极其有用之物，但是这一许可权却让消费者花费了高昂的费用，这些艺术家希望他们受版权法保护的作品能够得到远远超出一百年以上的版权保障。现在一般按照惯例版权都能得以延期，所以事实上我们以分段延期的方式使作品有了永久的版权，例如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版的作品都还没有进入公有领域的范围。版权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失去了保护作者利益的初衷目标，而已经成为了使得我们共同文化得到大规模私有化保护的一项主要政策。

　　但是这并没有消除核心的经济问题，而新技术只能使其变得更加严重。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无线电台的广播节目。无论是一个人还是100万个人收听电台的某一个节目并不影响制作这个节目的成本。这一节目对额外增加的听众的边际成本为零，因此按照传统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则，这一节目的合理价格也应该为零。同样，广播公司也不能因听众锁定某一个电台的节目而收费，因为他可以免费收听任何节目。其他国家是通过建立国家资助的公共广播系统来解决这一困境的，在这些国家，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收音机或电视机就可以收听或观看广播或电视节目。而美国是通过允许播出商业广告补助广播或电视节目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这些播出的广告都是由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制作的。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有关广播电视是否应该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产业这一问题是美国传媒史上最重要的讨论话题之一。后来，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故意建造了人为的稀缺性，强制人们去购买有线产品和服务，这样才能看到像HBO或秀场这些频道的电视节目。

　　互联网提出的这一市场问题是由成倍增长的电台、电视的节目所引起的。现在只要按一下按钮，所有的数字内容就能立刻传播到全世界，而且是免费的。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那种“因充足而减弱的稀缺”现象现在已不再存在了，可是稀缺现象仍是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需的必要条件，似乎很难设置一些有效的障碍去防止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旦有大量的宽带存在，那么音乐、电影、图书和电视娱乐节目等都会出现在计算机的信息空间里，任何人都可免费获得。商业媒体对于这一对它们来说是最可怕的噩梦的现象所作出的直接反应就是逐渐加大对版权法的实施，这一措施已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尽管这种做法加大了互联网用户使用的费用，而且还逐渐降低了这些用户连接互联网并从互联网的其他功能中获取信息的能力，而正是互联网的这些其他功能才使得互联网具有如此创新的吸引力。商业媒体的另一个主要反应是发展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信息安全技术），这些技术对数字设备和软件的功能性方面实施了人为的限制。

　　但是这仍没有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娱乐媒体要转向一个数字化世界，那么它的钱将从哪里来。商业媒体再一次转向求助于麦迪逊大道（美国广告业中心。——译者注），这样广告开始在网上发展起来，尽管这一发展还远没有达到“旧媒体”的发展水平。同时，最大的传媒企业集团也在秘密地与大型的电信及互联网公司合作，努力寻找在网上有效地销售它们产品内容的途径和方法。苹果公司最热门的音乐软件（iTunes）的出现开始为这些公司指明了出路，那就是淡化开放网络和环球网的重要性，建立产品的专有系统。

　　所有不同层面的分析数据都发现，当今的互联网正在见证一个一些超大型公司进行合并的浪潮。而设立强大的屏障和制造稀缺性则是这一合并行为的主要目的。2011年康卡斯特公司（美国最大的有线系统公司。——译者注）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环球电影公司的拥有者）的合并似乎就是新世纪第一宗最大的合并行为。未来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个无线的互联网世界与传统的有线宽带系统平起平坐或是前者超过后者的世界，这将是一个产品专卖专用的系统，这一系统不实行“网络中立性”原则以及互联网长期奉行的开放性原则。在康卡斯特公司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合并之后，我们预期未来还会发生更多类似的超大型传媒、电信、计算机和互联网公司之间的大型合并行为。

　　正像新美国基金会发布的一项2011年的报告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数字封建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少数庞大的超大型公司统治着所有的私人活动的空间。广告业将得到所有的机会去开发利用这一系统，而任何有意义的想要保护人们隐私的想法和打算都不得不被舍弃。最早提出要捍卫互联网民主性的倡导者之一最近评论说：“互联网本身具有公平公正性，它制定了自己的规则，并具有促进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能力，可是一旦它的命运落入政策制定者以及资助他们的那些公司的手中，那么网络就失去了实现变革的力量。”这一数字封建主义的世界本是一个不久前被认为是不可能出现的世界，但是如果资本主义是这一世界的幕后推手的话，那么这就是资本主义必然要达到的目标。

　　（未完待续）

（译者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