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为什么1951年6月中国方面同意举行停战谈判。
在朝鲜战场上，从1951年1月下旬至5月中旬，战争双方又进行了两次战役的较量，志愿军称为第四、第五次战役（第五次战役当时尚未结束）。第四次战役，是“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后，志愿军被迫由休整转入防御作战的。在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与人民军仅用8天时间，付出伤亡8500余人的代价，就将“联合国军”从三八线打退到三七线附近，并歼敌1.9万余人。而在第四次战役中，“联合国军”用了87天时间，才将战线从三七线附近推回到三八线附近，并且付出了7.8万余人的伤亡（志愿军和人民军伤亡5.3万余人）。这使美国当局看到，不用说再打到鸭绿江边，就是从三七线向三八线每推进一步都十分困难，并要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加之，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英法等国，早在1950年12月“联合国军”被打退到三七线时，就对朝鲜战局形势表示忧虑，担心把力量陷在朝鲜会削弱欧洲的力量。现在战线又回到三八线，英法等国认为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心理时机”，主张实现事实上的停火。这时美国当局才开始认真考虑是否通过谈判来解决朝鲜问题，准备由美国总统发表一项公开声明，并起草了这个声明的草稿，征求了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有关各国的意见，3月20日将此意图发往东京征求麦克阿瑟的意见。结果，3月24日，麦克阿瑟公开发表了一个与总统准备发表的声明内容大相径庭、对中国威胁扩大战争的声明，使美国当局的这次努力付诸东流。美国总统杜鲁门及美国的盟国大为恼火，4月11日，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等一切职务。
笔者认为，麦克阿瑟3月24日的声明，并非杜鲁门解除他一切职务的根本原因，而更重要的是解除他职务的一次时机。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这使美国在世界上很丢面子。尽管越过三八线，武装占领全朝鲜是美国当局的决策，但麦克阿瑟是执行这一决策的战场统帅，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麦克阿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50年12月，“联合国军”败退到三七线以后，麦克阿瑟被解职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加之麦克阿瑟桀骜不驯，对总统、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一直表示不恭，使美国高层决策当局大为光火。3月24日，麦克阿瑟发表的声明，破坏了美国当局关于考虑谈判问题的努力，正好给当局解除他的职务提供了一个时机。美国当局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一方面表明美国以这种方式承认了在战场上的失败，另一方面表明美国为调整在朝鲜的政策，寻求通过谈判结束这场战争准备了一个台阶。
4月22日，志愿军以新入朝的第二番作战部队等共11个军发动了第五次战役，这是志愿军入朝以来投入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至4月29日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又把战线中西部的“联合国军”从三八线打退到汉城及汉江一线。这使美国当局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兵力，美国陷在这场战争中将是一个无底洞，没有胜利的希望。美国重兵长期陷在这场战争中与美国以欧洲为重点，以苏联为主要对手的全球战略严重矛盾，加之，美国士兵厌战、人民反战情绪严重，英法等国希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于是，从5月2日至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半个月的讨论，作出了调整朝战政策的决定，决定将联合国在朝鲜实现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和独立的朝鲜政府的政治目标，与“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区分开来，即“联合国军”不再执行占领全朝鲜的任务，而通过寻求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体面”的军事停战。此后，美国通过多种方式，公开作了这种表示。这表明，美国当局接受了中国政府关于分两步走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美国寻求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停战，事实上就是中国政府主张解决朝鲜问题分两步走的第一个步骤。美国国务院顾问凯南5月31日会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时，表示了这一点。应该看到，美国这一决定本身也是美国当局承认在战场上失败的一种表现，即美国不可能再打到鸭绿江边了。还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这次谋求谈判与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那一次有很大的不同：一是提出的方式不同，那一次是所谓先停火后谈判，这一次是通过谈判实现停战；二是性质不同，那一次只是策略上的权宜之计，这一次则是战争政策的根本性调整。
从中国方面说，志愿军入朝作战7个月来，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可以说美国当局作出调整朝战政策的决定，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胜利作战的结果。但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给作战也带来了很多实际的困难，第四、第五次战役，战争在三八线至三七线之间反复拉锯的战场形势表明，双方的力量旗鼓相当，战争的长期性已充分显露，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战争长期打下去，也会加重中国和朝鲜的经济负担。鉴于美国当局已经调整了朝战政策，并在事实上接受了中国政府关于分两步走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作出了寻求通过谈判实现沿三八线一带停火的表示，1951年6月，毛泽东、金日成经过与斯大林协商，决定同意举行停战谈判。
经过战争双方的联络协商，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志愿军和人民军控制的开城开始举行。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按朝中方面事先确定的内容，在发言中提出了三项原则建议：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陆军停止对对方的进攻、袭击与侦察；海军停止对对方的轰击封锁与侦察；双方空军停止对对方的轰炸与侦察。显然，双方停火，不但可以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是扑灭朝鲜境内战火的第一步。二、确立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于一定时限内完成之。以双方撤离的地区为非军事地带，双方皆不驻扎武装部队或进行任何军事行动。这里的民政，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原状。与此同时，立即进行关于交换俘虏的商谈，使各国俘虏早日还乡与家人团聚。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队撤退了，朝鲜战争的停止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有了基本的保障。实际上，这就是中国政府提出的解决朝鲜问题分两步走的第一步，同时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二步。这一点，从谈判双方达成的五项议程协议中的第五项就是证明。
综合对本问题的上述分析，笔者的结论是，在停战谈判问题上，不存在中国错过或坐失有利时机的问题，不存在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失误”问题。1951年6月，中国方面同意举行停战谈判，恰恰是抓住了停战谈判的真正时机。
四、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作用
从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此，根据对毛泽东的指责而作的所谓“合乎逻辑”的推断，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抗美援朝战争必要性、正确性及其伟大作用的贬低和否定，也就失去了根据。
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本文在前述的分析中已基本涉及，这里只谈谈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作用问题。笔者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五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为题谈了五点，即第一，极大地提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第二，有力地巩固了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第三，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和争取了国家建设发展的长期和平环境；第四，极大地促进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和强固了国防；第五，创造了抗美援朝精神。笔者在201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你不了解的抗美援朝战争》一书第六部分“抗美援朝战争的结局和影响”中，也回答了如下问题：为什么朝鲜战争开始于三八线又停在三八线附近；抗美援朝战争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什么；为什么说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在军事上打胜了；台湾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抗美援朝吗；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军事思想有哪些新发展；抗美援朝战争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影响；抗美援朝战争对当时中国国内恢复和建设有什么影响；什么是抗美援朝精神。对这些，本文不再赘述。
笔者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人眼里的毛泽东和朝鲜战争》，是《都市生活》记者张雷写的，主要是记者与美国西点军校一位教官的对话。这位西点军校教官对记者提出问题的回答比较客观，用这位教官的话回答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作用（虽然只是一个侧面），较之用笔者自己的话回答可能更有影响。下面是这篇文章中他们对话的全部内容：
【问：美国人为何不愿提朝鲜战争？与闹的纷纷扬扬的越南战争相比，真好像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答：对我们美国军人来说，这两场战争的意义和意味都是完全不同的。越南战争是政治上的失败，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美国军队是在被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打仗。由于惧怕中国参战，不准许美军越过17度线对北越的目标和基地进行有效的军事攻击。终于打成了一场烂仗。最终只能撤出了事。而朝鲜战争则是完完全全的军事失败。
一个世界公认最强大的国家的陆海空三军联合立体作战，却没能打过一个贫穷国家装备原始的陆军。尤其，是在对我们有利的大兵团野外攻防战而不是游击战的状况下失利，而且输得很惨。这是我们美国军队和美国国家永远的耻辱和疮疤。不堪回首，不谈也罢。是不难理解的。
问：你为何要直言是失败呢？很多说法都是“始于三八线，终于三八线”，算是个平局嘛。
答：那是自欺欺人。美国军方从没说过是平局这样的话。南北韩之战的情况可以不谈。我们着重看的是中美两军交手的这一部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美八军的一支先头分队已经抵达鸭绿江边。中美两军的战斗接触是在中朝边境地区展开的，单从地理上讲，始于鸭绿江而终于三八线，胜负之势是不言自明的。没有必要歪曲和掩盖。
问：美军失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指挥失误？还是部队战斗力有问题？
答：两个原因都有。先说部队战斗力。参加韩战的美军部队均非等闲之旅。美八军、陆战一师、骑一师都是美军中响当当的王牌军、常胜军。官兵又刚打过二次大战，富有实战经验。装备有世界最新型的坦克、火炮和各种轻重武器。并且拥有绝对的制空、制海权。除了第一次战役有措手不及的原因外，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借口可找。美军在韩战中一再失利，不但在战役初期遭受突袭时失利，在中后期的两军对垒攻防中也胜少败多。就只能得出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结论：装备占优的美军在战场上的作战表现不如中国军队。
问：战争后期，尤其是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呈现了互有进退的拉锯，或说是趋于平衡的状态。是两军战斗力各有消长的原因吗？
答：与部队战斗力没有直接关系。更多地反映的是部队的后勤能力问题。李奇微将军接任总司令后，改以攻势防御。使得战役的被动态势有所好转。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后，拉长的运输线和恶劣的交通条件，加上美国空军的“扼杀战”狂轰滥炸。是延缓中国军队攻势，从而稳定态势的关键。在中国军队备足粮弹发起攻击时，美军挡不住他们的前进。
只是在对方粮弹耗尽时，美军才有机会向前做有限的突进。换句话讲，假如中国军队并不是只有仅能维持一线部队作战一周（即李奇微将军所说的星期攻势）的粮弹，而是有足够一月之用的后勤供应。战争应该早就结束了。
问：再谈谈战役指挥上的得失好吗？
答：这涉及我们的老校友老前辈麦克阿瑟将军。麦将军戎马一生，战功无数。是西点军校最杰出的校友之一。也堪称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可惜一世英名毁于韩战。单从战役指挥的角度看，麦将军犯下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有一点我要说明，当时对中国军队的无知和轻视是美军上下的通病，并非一人之过。
中国军队在二战中的拙劣表现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比如：五十万中国军队不加抵抗，就让两万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河北、山西一线的三十万中国军队被区区三千日军像赶鸭子一样赶的到处逃跑。在美军官兵的心目之中，中国军队是“鸭子”，是不堪一击的弱旅。否则，麦将军也不至于说那样狂妄自大的话。
问：此国军非彼国军也。三年内战中，毛泽东挥师横扫敌军八百万。你们难道一点都没注意和研究？
答：问得极是。当时美国沉湎于二战胜利后的喜悦。而且有对中国军队的先入之见，全没有意识到，蒋介石统领下的一群“鸭子”，在毛泽东的统帅之下竟成了一群狮子。对中国军队在韩战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的战术，我是非常钦佩的。作为一个军人，我自然是希望己方能获得胜利。但是作为一个客观论证的学者，我以为无论从战役指挥和战场表现来评判，中国军队获胜都是合理的。我不认为美军败于有毛泽东这样卓越的统帅和彭德怀这样杰出的司令官的中国军队是什么丢脸的事。
问：韩战对于以后美军以至美国的对华方针究竟有何影响和启示？
答：美国人从韩战的失利得知，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军队也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军队了。我们必须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来重新研究中国，重视中国，尤其是毛泽东的中国。绝不能再犯轻敌冒进的错误。在金门炮战，以及越南战争中，美国都表现出了这种审慎。这就是接受了韩战教训的直接结果。以我个人的愿望，中美之间不要再打仗。否则将会是两败俱伤，后果不堪设想。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话，我只能祈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问：此话怎讲？
答：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或按中国术语叫革命化。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是非常的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办法。虽然我们是在把他当做对手来研究。但是我对中国的毛泽东始终怀有最深的敬意。西点军校崇敬的两个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兵家泰斗，一个就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是孙武。】
从今天的国内外形势看，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战争哪怕是局部战争都似乎难以想象，但“今天”是“昨天”历史的延续和结果，没有“昨天”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今天中美两国哪怕是表面上的相互尊重与合作也同样是难以想象的。
同是毛泽东，在美国军校一位公正的教官眼里是受崇敬的军事泰斗，而在中国某些学者那里却倍受指责，同是朝鲜战争，在美国那位公正的教官看来，中国从哪个方面都是赢家，而在中国某些学者看来中国是得不偿失。结论、看法如此天壤之别，其中原因恐怕某些中国学者心里是清楚的吧？
注释：
[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页。
[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4]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5]《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59—360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页。
[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编印：《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1996年10月，第97页。
[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9]见《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页。
[1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编印：《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1996年10月，第100—101页。
[12]同上书，第79页。
[13]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60年7月31日。转引自《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14]彭德怀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1955年2月8日。转引自《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1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253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227页。
[1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6页。
[18]同上书，第107、108页。
[19]《陈云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98—279页。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本文原载《还历史的本原》，李慎明 李捷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3月1日出版，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