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的劳动管理

大寨关于“改进劳动管理”的大讨论

1960年，大寨从党支部到社员，开展了一次大讨论，叫“怎么改进劳动管理”。讨论中，大家都觉得制度没有不行，光靠制度也不行，因为制度还是靠人去执行的，如果人的思想不对头，再好的制度也不行。地主富农有地主富农的制度，资本家有资本家的制度，他们的制度都是造成多数人贫困、少数人富裕的制度。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共同富裕的制度，我们的劳动管理也应该体现为集体干活也是为自己干活的思想。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不能有二心。可是有些人偏偏不这样想，总是想少出力，多挣工分，讨别人的便宜。这个问题不是靠单纯定制度能够完全解决的。

在大讨论中，党支部委员、复员军人贾来恒说：“定额管理这个办法虽说天天兑现，干一件事记一件事的工分，看起来好，其实有很大缺陷。要是解放军在战场上打仗，每刺一个敌人总要问一问连长，我刺一个敌人给我几个工分，那仗还能打吗？解放军战士没有定额管理，打起仗来照样非常勇敢。他们的办法是在平时就教育‘当兵为什么’。每一次战斗都有战前动员，战斗一结束开总结评比大会，评哪一个战士立了功，哪一个没有立功。这样就做到了个个有劲，生龙活虎。”这一发言，使到会的人得到了很大启示。有人说：“我们也像解放军那样就好了。”有人却反对说：“农民还能和解放军比？”

贾来恒说：“解放军还不是穿军装的工农子弟兵？虽说解放军实行的是供给制，我们实行的是工分制，这是不一样的。主要是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既然农民当了解放军能为革命打仗，那农村也像解放军那样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社员同样可以为革命种田。”

大家都说：“对呀！解放军的办法咱们怎么不能学？”

创造“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管理办法

方向明确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出来了。干部、社员经过认真总结集体化以来劳动管理的经验，对曾经实行过的“死分活评”和“定额管理”反复进行了对比，最后一致同意根据本大队的实际情况，实行一种既简便易行，又公平合理的新劳动管理制度。他们把这种制度叫“标兵工分，自报公议”，以便更好落实党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充分调动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特点是：它既不像“死分活评”那样每天用很多的时间搞地头评工，也不像“定额管理”那样每天计算定额、包工、验收，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这个阶段和农事活动的小段安排相结合）才搞一次评分记分。评的时候，先选一个思想好、干劲大、出力多、技术高、干活最重视质量的社员作为标兵，定出标兵出勤一天得多少工分，然后人人对照标兵，自报该得多少工分，经大家评议后，由支委扩大会审查、调整，最后向社员公布。

这种劳动计酬办法主要不是靠计算，而是靠评议。评的时候又不像“死分活评”那样受劳动底分的限制，而是完全按照社员的劳动质量和数量同标兵对比，这就把评工记分和思想教育工作结合在一起了，评工会就变成了教育会、生活会，成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一种好形式。每评一次工，就是一次群众性的大鉴定、大排队、大评比，生动地体现了党支部大力提倡的为革命种田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很好地执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政策，真正实践了毛主席提出的“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

由于“标兵工分，自报公议”这个制度简便易行，干部的事务工作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干部就能够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部一下地，就为加强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创造了条件。反过来说，只有大大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才能保证这种劳动管理制度的认真执行。

大寨干部说得好：“这制度灵，那制度灵，离开政治挂帅，什么制度也不灵。”因为制度是人订的，又是靠人去执行的，不把制度建立在群众自觉执行的基础上，光靠制度卡人，只能事与愿违。

大寨干部还说：“实行新的劳动管理制度，日常事务的压力减轻了，政治思想工作的担子就加重了。减轻那个压力，正是为了加重这个担子。”因此，他们在集体生产劳动中十分注意抓政治思想工作，经常表扬好人好事，反对不良倾向，开展“为革命劳动，还是为工分劳动”的两种思想斗争，鼓励社员争做标兵活，争当标兵人，把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生产和管理的全过程。同时，大寨还通过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从党团员、贫下中农和复员军人中，逐步培养出一支骨干队伍。依靠这支队伍，在生产劳动中带头实现“三高”，即高质量、高工效、高出勤；带头互学互助，开展群众性的监督；在评工记分时，带头实事求是，自报工分，带头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每个社员都能得到合理的劳动报酬。

万事开头难。大寨开始实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时候，由于党支部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多数人很自觉，但仍有个别人劳动时偷懒，评工时却要多报工分。起初，谁故意多报，大家光是对他开展批评。后来在批评教育的同时，还搞过“二牛对头赛”。

有一次，一个社员自报12分，跟标兵一样多。大家在评议时给他评了9分，他就大发牢骚，说：“标兵拿镢我拿镢，标兵刨土我刨土，标兵手不停，我也没闲着，为啥我就不能挣个标兵工分？”

大家说：“你跟标兵虽说干一样的活儿，但是出力大小不一样，质量高低不一样，工分怎能一样？”

这时干部出来说：“标兵越多越好，人人成了标兵更好。他愿意向标兵看齐，我们欢迎。”

第二天，就让这个社员同标兵一起劳动，标兵干啥他干啥，标兵咋干他咋干，标兵的工效、质量多高，要求他也做到。没干两天，他就顶不住了，只好向大家检查说：“论体力和技术，我比人家标兵差得远哩！我多报工分是自私自利思想作怪，今后一定改。”

多报工分的现象消失后，不久又出现了一种少报工分的倾向。有些人故意少报一分半分，让大家往上评，好像这就显得不自私了。为此，党支部又抓了当老实人的教育，使社员逐步养成了实事求是报工分的习惯。

大寨开始推行标兵工分后，我一直很关注。到1960年7月，陈永贵觉得这个办法可行，我就去跟大寨一些社员交谈，他们也都觉得可以。我又同王殿俊、张老太等劳模商量，看大寨的标兵工分怎么样。

王殿俊说：“这个办法可以。这几年来我在林业队实际上实行的就是这个办法。林业队专管林业，大队定期检查、评比，不过叫法不同。”

张老太则说：“陈永贵这个办法没有什么新创造。我们牧业、林业近几年来就是这个办法，我们叫它‘大包工、小包工’。比如放羊，一个人放100羊，一年下来看他放的死了几个，生了几个，羊的膘情怎么样，然后给他确定报酬。报酬当然是以最好的为标准，没有天天评、月月评。”

我说：“陈永贵的标兵工分虽说不是新创造，但他是在部分林牧副业实行大包工、小包工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到农业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新发展。”

张老太这才说：“要说新发展，那也可以。”

张老太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劳模，在劳动管理上很有一套，把村里搞得也非常好，因此对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吸收得少。这次他总算承认了大寨的“标兵工分”是新发展。我觉得张老太有了进步，于是又对他说：“老太，殿俊经常到大寨去交流经验，你有时间也去看一看，给大寨传授一下林业、牧业的经验，另外也看一看大寨的农业生产。”

张老太说：“我抽时间一定去。”

7月下旬，我又到皋落公社，同皋落、车寺、铺上等几个生产大队商量，看能否推行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管理办法。他们一致认为这种办法是在“死分活评”、“定额管理”、“大包工、小包工”基础上的发展，比“定额管理”先进。不过要推行这个办法，必须有条件：一是实行“定额管理”好的大队；二是生产大队、生产队有“定额管理”、“大包工、小包工”的经验；三是群众对集体化有信心，感到集体比单干能增产。我觉得大家说的有道理，就建议先选一两个先进生产队进行试验。

从此，大寨的“标兵工分”就在一些先进的生产大队逐步推行开来。

陈永贵在“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劳动管理办法实行初期，对评工十分留心。每次评工以前，党支部还要在社员中，特别是在骨干中专门进行一次思想动员，以保障自报公议时报得恰当，议得合理。因此大寨的评工会开得非常认真、严肃，谁多一半分，谁少一半分，都要和标兵、和同等劳力反复比较，毫不马虎。广大社员说：“一个社员工分定得不合理，也是个有关执行政策的大问题。这不光影响他本人的积极性，还会影响别人。”

大寨的评工会还注意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强劳力和弱劳力常常在评工会上互相鼓励。弱劳力对强劳力说：“你们挑重担，贡献大，留下轻活儿照顾我们，你们的工分应该多记。”强劳力对弱劳力说：“你们体力虽差，干劲大，出的力气也不小，要是光凭几个强劳力能办多少事情？你们的工分也不能少了。”

一个严肃认真，一个团结友爱，这就使各种劳力的社员都感到心情舒畅，大家都是只怕劳动不如别人，不用担心工分记得不公平。因此，经过1960年劳动管理上的大破大立，人们的劳动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那时起，每天上工不吹号，不敲钟，到时间大家自动就干起活来。不论男女老少，能干啥就干啥，需要干啥就干啥，干部操心到的事情有人去干，操心不到的事情也有人主动去干，真是“九牛上坡，个个出力”，比一家人还要齐心。

由于大家各尽所能，工分又评得合理，表现在分配上，就是“有差别，不悬殊”。强劳力一天得10分、12分，收入高些，弱劳力一天也能挣个五六分。只要有点劳动能力，就能自食其力，什么超支户、拖欠户、分空户都没有了，分配年年全部兑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大寨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看！同是评工记分，“政治挂帅”和“工分挂帅”的结果是多么不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何等显著！

大寨开始实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时候，大体上是十天半月开一次评工会，后来随着社员觉悟的逐步提高，逐步延长到一个月评一次。

“标兵工分，自报公议”为何推广失败？

1963年，大寨实行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劳动管理办法引起了山西省委高度重视，《山西日报》、《人民日报》也连续发表文章，介绍大寨的这一经验。

1961年，我到同属晋中地区的文水县工作，感到文水的劳动管理比大寨差了一大截。这里不要说定额管理，有些生产队就连“死分活评”也没有认真执行过，要推行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很难，搞不好就会放了羊，适得其反。因此，我在这里就没有推广大寨的这个经验。

1967年，我回到昔阳。到大寨时，陈永贵给我谈到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时说：“经过几年的实践，干部经验越来越多，社员觉悟越来越高，开始是10天一评，现在是一季一评。咱县其他大队也实行这个办法，效果也都好。可是有些人偏不赞成，说什么这是为了图省事，不是为了搞社会主义，污蔑这个办法是‘神仙一把抓’，有的还说‘什么大寨工，是大概工’。”

我说：“老陈呀，这并不怪。因为人们的经验不同，各地情况不同，执行起来有的地方好，有的不好。我到文水就没有执行这个办法，因为那里的基础太差。不过，大寨的办法我是赞成的，到目前为止，大寨的劳动管理我认为是最先进的。”

1974年，我到寿阳工作，发现那里的劳动管理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跟文水大体上差不多，干部不参加劳动，社员埋怨情绪很大，粮食产量不是提高，而是倒退。群众说什么“你歇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为此，我在县委会上提出：“学大寨要学精神，不能照搬大寨的具体做法。现在寿阳学大寨要实行‘三不’：一不搞大队核算，二不搞大寨工分，三不取消自留地。”大家听了一致赞成。

可是有人把我在寿阳的这些做法汇报给已经当了副总理的陈永贵，说张怀英到了寿阳后提出不学大寨。不久，我把实际情况给陈永贵做了说明。陈永贵听了说：“你既了解大寨、昔阳，也了解寿阳，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错？”

因为寿阳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较得当，学大寨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县的粮食产量就从9000多万斤提高到两亿五千万斤，翻了一番多。陈永贵对此非常满意，说：“学大寨就是要学精神。学大寨的管理办法不能死搬硬套。”

1975年，我到运城任地委书记，发现那里的劳动管理大部分实行了“大包工、小包工”。比如棉花多数实行大包工，实际是死分不评。所以有些生产队的劳动积极性不高。那里流行一句顺口溜：“在家等敲钟，村外等集中，到地等分工，干活是一窝蜂，好坏分不清。”一些社员还埋怨说：“这就是学大寨标兵工分的结果。”我问一些干部、社员，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不仅社员答不上来，干部也是茫然无知。这怎么能把社员没有劳动积极性的原因归结到推广大寨经验身上呢？

在一次省委常委扩大会上，我汇报了这个情况。省里的一些同志一直认为，省里一些地方学大寨学坏了，什么“大寨风，大概分”等等。其实这些地方对什么是大寨工分根本不知道，这怎么能够学好，又怎么能不出问题？

在1967年和陈永贵的谈话中，我曾经说：“在办高级社时，你说要‘理顺麻团搓成绳’。从多年的经验来看，经营管理的要害是劳动管理，只有劳动管理搞得好，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才能真正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你多年来在劳动管理上大做文章，从‘死分活评’、‘定额管理’上升到‘标兵工分，自报公议’，这真正是理顺麻团搓成了绳。他们说是‘神仙一把抓’，这正好说明大寨实行的办法好，一些地方想抓也抓不起来呀！在其他地方要搞好劳动管理，还得下大苦功。”

陈永贵没有谦让，而是频频点头表示赞成。我认为这不是陈永贵不谦虚，喜欢听表扬，而是实事求是。因为这是有关农村发展的大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没有什么好谦让的。这是陈永贵的坦率之处，也是他的可贵之处。鲁迅说过，谦虚就是实际，凡是切合实际的就是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