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市场经济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
如果西方所谓主流经济理论错误而不值得借鉴，更不值得遵循，那么，其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具有参考、参照价值呢？对此的答案是否定的。英国已经决定性地衰落为二流国家，因此不足为凭。那么，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具有参考、参照价值吗？
首先，实际GDP增长率是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优化性的一种较好的衡量，根据这种衡量，美国在过去200多年中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具有优化性。从1774-1909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75倍，年均仅增长3.9%，由于在这期间人口增长近40倍，人均GDP的增长率只有1.1%。而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则降为约3%的水平。[12]美国经济增长率固然不高，但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率更低。比如，从1770年到1913年，英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2.2%。1774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英国的1/3强。到1913年，美国的实际GDP就是英国实际GDP的2.5倍了。这就说明，美国经济的成功不过是在别的国家停滞不前时，它像蜗牛一样慢爬取得的。如果我们如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3%作为西方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那么，中国今天能够忍受这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代价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其次，美国在建国前后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经济发展得天独厚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优势”是中国等国所不可能享有的。美国经济是欧洲移民凭借美洲土著人、非洲土著人完全陌生的生产方式等等众多有利条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在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美洲土著人的统治权、土地，甚至在人身上消灭了他们大部分人之时和之后，[13]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发展。通过奴隶贸易进入美国的非洲土著人成为美国最大的人口红利。[14]对于欧洲移民而言，美洲土著人甚至不是劳动力，是完全的成本因素，因而遭到屠杀。对非洲土著人而言，他们的幸福之处在于他们被欧洲移民当作了劳动力，尽管作为极为廉价的奴隶。通过从其他国家购买领土，如购买路易斯安娜州、佛罗里达州、俄勒冈州、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15]美国不仅增加了自己的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而且为容纳欧洲移民等的高生产率经济活动提供了条件。在20世纪前半叶和中叶，美国经济发展还受益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其带来的欧洲甚至苏联的高级科学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它还享受到中国等国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移民带来的好处。移民的人力资本的成本由国外承担，而收益由美国人享受。中国等国不可能享有类似美国那样的全世界最先进的劳动力资源。
第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西方国家18、19世纪开始所谓现代经济增长的时候，中国等国经济却停滞着。因此，尽管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率很低，但其长达一两百年的经济增长率的些微优势在20世纪造成了中美经济水平上的决定性的差异。可以设想，如果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如果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达到很高的技术水平，美国的技术再好，其经济也不可能那样领先世界。这就如20世纪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兴起挑战了福特公司，几乎使它破产一样。反过来，今天中印等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就与西方国家当年的经济发展条件迥然不同了。它们想要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不能不突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围堵。这种外部条件上的差异也决定了中国等国不可能采用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四，美国不仅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率极低，在各个较短时期，也都没有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16]与之相比，苏联经济则表现出巨大的经济发展绩效。斯大林对苏联的经济发展起点和任务有这样一个表述：“我们落后于这些发达国家50~100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消除这个差距。不这样做，它们就会把我们碾得粉碎。”[17]在斯大林做出这个判断后，苏联发展的成就怎样呢？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兴起看，苏联的这条道路是成功的；从苏联在二战中所取得的胜利看，这条道路是成功的。它至少证明，存在一种增长模式，在经济分配比较平等的前提下，能够实现远比西方更快的增长。在战争条件下，更快的增长对于一个国家可能是生死攸关的，[18]而在和平条件下，更快的增长也可能是一个国家合理配置资源所要求的。[19]至于在这个阶段较快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其它问题应该可以在下一个阶段得到解决，从而使一个国家不至因沿用一个经济发展模式而解体。
第五，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似乎在耗尽其原有的经济发展优势。其开始于21世纪之初的低利率政策以及次贷市场及衍生品交易的发展表明，美国经济在过去十余年中失去了经济增长点。本来，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资本家在对未来的利润具有乐观预期时进行投资，投资使得资本家未来赢利预期变得悲观。而美国次贷市场的长时间极大的发展表明，世界头号国家已经很难找到新投资机会了。这种投资机会的丧失既与美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基本制度有关，又是其生产力长期发展的产物，与资本全球化配置资源也不无关系。但不管怎样，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美国经济失去强劲增长动力都是事实。如果中国学习美国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得到多少经济增长率呢？
第六，美国不仅经济失去原有的增长动力，而且国家陷入到一种两难困境：其经济下行，需要国家干预，但国家财力受制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陷入要么无法干预要么陷入债务危机的。[20]如果无法干预经济，由于雇佣工人失业，危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稳定。如果干预经济，必须能够偿还或者转嫁债务。这样看来，如果美国不能在未来十年和二十年中出现新一轮的产品创新，其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将会对世界其他国家失去影响力。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崛起，即使美国出现新一轮的产品创新，也不可能如20世纪90年代享受IT技术创新利益那样享受新技术的利益了。中国如果因学习美国模式而陷入到与其类似的两难境地，由于中国人均GDP水平依然很低，而且人口众多，中国经济的困难将会比美国大得多。这也反证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不可能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
以上分析表明，把市场机制上升为一个社会的基础资源配置方式，甚至唯一配置方式，就把它推到假意识的地步了。而把这种假意识奉为正统经济学、主流经济学，那就是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了。在西方，这种宗教不仅表现在即使1929年发生大危机后，依然坚持依靠市场自身稳定机制上，表现在主张用私人机制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上，还表现在当资本主义一时稳定后，就宣称经济危机产生机制已被驯服上，还表现在通过宣称资本主义是历史终结而排除社会主义机制上。那些批判新古典的人，如果在兜了一个圈子后，却又回到市场机制上，那就不管他们是否得诺贝尔，只能是带着教授、博士头衔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教宗中的僧侣罢了。
注释：
[1] 该节第二、三部分的部分内容取自王今朝、龙斧（2016、2011b）。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ket_(economics)。
[3] 请不要把这里的这个说法与萨伊定律混淆。
[4] 如果没有接下来的演化，这就不是经济学问题了。
[5] 著名的摩尔（Gordon Moore）定律认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见韦尔（2007，第216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最先依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于2016年夏天指出了这个结论。
[7] 杰弗里·哈考特、普吕·科尔：《琼·罗宾逊》，苏军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6页。
[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xternality，2016年1月13日。
[9] 根据对中国期刊网的搜索，题名包含“市场失灵”一词的最早文献是一篇译文：卢肯巴赫：《市场失灵与国家失误——起因及经济对策》，《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2年第6期。第二篇则是宋涛、张邦辉：《市场失灵和国家干预》，《经济学家》，1993年第4期。1995年，胡代光教授沿用了同样的译法。参见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者论如何矫正市场失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5年第1期。我们的未经仔细考证的推测是，经过宋涛教授的使用，特别是由于他把失灵又解释成为“市场运作的失误和偏差”，于是，中国学界就接受了把“market failure”一词翻译成“市场失灵”的译法。本来，这些学者是好意，提醒中国政府决策者不要忽视使用宏观调控。但相对于这里的分析，这种译法已经给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让步了。这种学术上的让步可能与中国社会今天对于市场的普遍迷信有一些关系。
[10] 哈耶克等攻击计划经济是集权、是奴役。而实际上，计划经济只有一部分决策和章程由中央和最高领导人决定，其他都委托给了其他等级和部门来制定，尽管对于不同决策和章程，二者权力配置比例有很大差别（希克斯，1987，p. 12、14），为了有效运作，运行、管理模式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11] 在哲学上，形而上学这种方法论产生的根源则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12]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10、18页。
[13]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高德步、王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14]《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第67页。
[15]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16]《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第17页。
[17] Stalin, J.. 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p. 356.
[18] 一些人认为，苏联解体证明这条道路是失败的。但这些人没有想到，苏联解体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苏联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定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事情。中间的50年的时间差就为解释苏联解体提供了其他依据。毕竟，你不能用一个人40岁因为疾病或车祸去世来证明他在娘胎里就是一个错误。
[19] 如果一个国家放弃其本来可以享受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意味着其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一种重大的可避免成本。
[20] 因为西方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政府，无法对资产阶级征税。资本全球化也导致资本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避开国内税收。
【王今朝，察网专栏学者，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的基本观点在王今朝近期出版的新书《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政治经济学占优设计》中有详细的论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政治经济学占优设计》，2018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