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发挥综合竞争优势推动技术自主创新

二、解读中美贸易争端的理论依据：

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规律

如何解读中美贸易争端，关系着应对的战略取向和政策选择。我们认为，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规律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的新阐释，也是准确解读中美贸易争端的钥匙。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规律是国民经济中不同产业间由于技术进步的差异所导致的经济效率和效益增长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引起的经济利益在不同产业间调整的规律。正是由于不同产业部门在技术进步速度、生产组织形式以及生产效率等方面有所差别。产业间的经济效率和效益的差异反映在价格上就形成价格“剪刀差”。低端产业进入的技术壁垒低，导致价格供给弹性大、需求弹性小。相反，高端产业进入壁垒高，供给弹性小、需求弹性大。特别是在当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如“摩尔定理”所揭示的那样，微电子产业的CPU处理能力每18个月甚至更少的时间就会增加一倍，而集成度和成本却等比例地递减。这样，高端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走高，低端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走低。正如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那样，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低端产业的资本不断地流入到高端产业，从而推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不断发展，并通过高低端产品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引发资本和财富的分配向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倾斜，从而导致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

应当指出，高低端产品价格“剪刀差” 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也会造成产业或地区间的贫富分化。在当今的网络信息和人工智能时代，高低端产业间技术进步的差异更加明显，两者之间经济效率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高端产业不断获得“超额利润”，低端产业的利益则被逐渐“蚕食”，形成“强者恒强，弱者通吃”的竞争格局。

从国际经济竞争的视角看，发达国家绝不会把高端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保持高端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是发达国家不断抬高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高端技术产品价格的利剑。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尽快自主创新，开发和掌握高端技术，推进本国的产业高端化，构筑高端技术和产品生态系统，长时间处于技术和产业落后的状态，就必然会沦落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和“信息殖民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提升。从总体上看，中国的三次产业比重趋向高端，产业结构开始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方向演进，表现出良好的结构升级特征。然而，由于宏观经济的异动和经济增长的短期需要，中国的经济结构去低端化进展缓慢、ICT等战略性高科技产业弱化、主导产业技术升级缓慢、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依然突出。根据“比较优势”学说，只要美国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就会从根本上削减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但长期以来，美国宁可保持几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也丝毫不放松对中国高技术出口的管制。而且，美国严格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的领域并不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领域，而是“中国制造2025”中规划发展的十大高端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严格限制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2011年公布的 《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商品清单 》 一共涉及的十类产品恰好与“中国制造2025”规划发展的重点领域相对应（参见表2）。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301调查结果所建议的对来自中国加征25%的关税的1300余种商品大多数同样瞄准的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

三、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动力：

自主创新战略与产业政策

为了寻找发动贸易战的借口，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无端指责中国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扰乱了国际市场秩序、损害了市场公平，理由是市场经济不应该有产业政策。这种价值观的对立多被解释为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主导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冲突。然而，“对立论”显然至少忽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其一，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也并没有放弃产业政策这一手段；其二，发展中的中国正在积极探索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产业政策应该作为其在新型社会技术条件下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策略。我们认为，实施积极有为的产业政策并促进自主创新战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

1、产业政策无用论之争

其实美国是借助产业政策谋求重点科技领域快速突破的典型，例如在信息技术领域。〔10〕

美国从独立建国到现在，政府的各类产业政策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并对其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先进制造、互联网、半导体芯片、国防军工和其他基础研究等领域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对美国成长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11〕

苹果公司的智能手机IPhone被形容为典型的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果实，然而Mazzucato通过分析 IPhone背后所依赖的核心技术，例如，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GPS）、触屏技术、自然语言交互服务Siri等，指出很多都是美国政府数十年的战略性产业支持的结晶。

以触屏技术为例，早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公司就开始进行了大量的投入，然而最终用在IPhone的技术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支持下的两位科学家Wayne Westerman和John Elias共同成功开发的。而Siri项目在2010年被苹果公司并购之前，是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RAPA）从2000年开始资助的一个军事项目。〔12〕

而美国的产业政策又是如何在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下“隐藏”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Block指出“隐藏的发展型国家” 或者企业家型国家（entrepreneurial state）的奥秘不在于政府采用挑选赢家式的政策，而在于政府以社会增进型方式（society-enhancing）助推了产业发展和创新蓬勃所必须的社会网络或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13〕

封凯栋等通过梳理美国战后诸多产业政策体系形成和执行的历史，指出美国的创新政策体系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美国立法机构的立法以及由联邦政府各部门依法制定的管理办法；该做法成功地将政府这个敏感的角色置于公众和大多数学者的视野之外。相反，在中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从纲领到法律、法规，到部门规章逐层展开，并且依赖于国务院层面发展政策手段的体系。因此，中美的产业政策差别形式远大于内容。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公众对于产业政策的感受。美国的产业政策介入行为嵌入于多环节、多部门网络化协作的体系之中，一般民众难以将对这些行为的认识串接起来以形成“政府持续且直接介入”的概念。〔14〕这是一个行政技巧。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积极有为是一个基本的制度性特征，产业政策无需做美国式的技术性的隐藏，而且应该被不断丰富和发展，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个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就会成为不同经济体制和价值观碰撞时的焦点，这也不难理解在贸易谈判和处理争端时，产业政策通常会被拿出来当作讨价还价的铺垫。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济政策能否推动经济发展，要靠事实来证明。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产业政策在众多的发达国家都发挥过重要作用。讨论产业政策要避免极端化，核心的问题不是是否实施，而是如何科学合理精准地设计和实施产业政策，以及讨论在什么条件下产业政策可以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生发展的条件下，产业政策的设计要考虑到所涉及的微观个体的独特性。

2、客观科学认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阶段性

“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真的市场经济”的论调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逻辑上的无稽之谈。

事实上，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美国学者Naughton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成就与完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尚存距离，例如，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和环境保护的投入不足。〔15〕其实，中国政府对这些缺陷有清晰的认识，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上升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Naughton同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过程，政治的公开透明和对大众的关切负责需要不断优化治理体系。中国并没有如“华盛顿共识”所期盼的那样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是创立了人类历史不曾有过的“中国模式”，做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即使是在西方世界，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的模式。既有美英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又有德法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还有日韩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模式。美国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作为“市场经济”的标准，一旦哪个国家不肯就范，就是“非市场经济”。这充分反映了美国“唯我独尊”的霸凌心态，而非科学公正地对待和理解中国开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发展。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强大的体制优势。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成熟的“中国模式”越发彰显着强大的竞争优势。

面对美国的贸易挑战，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经济为主体、混合所有制、私有制等多种经济成分在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让市场调节机制在资源优化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警惕和防止市场调节在公共品提供、自然垄断、关键高科技产业和信息不对称等领域的失灵；必须旗帜鲜明地发挥政府在社会经济健康运行及长远发展的主导作用和保障作用，制定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与产业政策，掌控国民经济命脉，有效提供公共品，增强和保障社会福利，维护国家利益。

在当下，更要发挥“集中财力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20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开创阶段，重大科技突破依靠的是这一优势，今天我们推进自主创新，实现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我们就能在尊重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攻克核心信息技术高地，打赢这场贸易战，坚定地推动自主创新战略。决不能因暂时的困难而畏首畏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产生怀疑。?

3、中美贸易之争的本质

是制度和体制之争

毋庸讳言，中美贸易之争，在本质上就是制度之争，是经济体制之争，是“华盛顿共识”和“中国模式”之争。 

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的说辞，分明就是美国“不能容忍”中国的经济体制优势，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让中国从积贫积弱、落后的农业大国快速发展成为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让“美国优先”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

当然，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以及由此派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模式”，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新，尽管许多问题还需继续探索，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所以，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要深化国企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更好地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我们还要以开放促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模式”进一步转型升级，并在这一进程中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