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发挥综合竞争优势推动技术自主创新

四、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钥匙：

发挥“综合竞争优势”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决定了我国“综合竞争优势”的存在。

“综合竞争优势”既不同于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也不同于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优势”，更不同于迈克尔波特提出的“竞争优势”。

笔者提出的“综合竞争优势”是指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自主技术创新为主线，以国家利益为导向，以人力资源培育和要素禀赋为支撑，以有效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为保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综合竞争优势。它所追求的目标包括：在国际方面，追求合理、和谐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家利益；在国内方面，追求贸易平衡发展、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三大目标，在综合平衡中稳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我们认为，“综合竞争优势”论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探索，是规划新时代自主创新战略，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理论依据，其内容会随着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

1、改革开放是强化我国的

综合竞争优势的强大动力

中国近4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是通过不断地改革开放实现的。开放的国际贸易格局与国际间产业协调是构建综合竞争优势的基本政策框架，没有深刻的国际产业融合，中国的综合竞争优势就丧失了其基本根基。

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和国家的战略性产业要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合作和互利的条件下，要适度保护和支持有潜力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针对中等技术资本、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加工组装产品要实行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鼓励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贸易政策与相关环保、税收政策的协调；妥善处理贸易摩擦，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依据国际规则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技术升级

。通过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努力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以国际贸易带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逐渐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

开展绿色营销，提高服务贸易出口比重，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优化海关、质检的监管和服务。

充分发挥市场和经济杠杆对中国外贸发展的调节作用，扩大内需并改善消费结构，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保证人民币平稳升值和汇率稳定。防止外国金融投机资本利用中国资本账户管制上的合法渠道，对人民币汇率和房地产的双重投机。要完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提升外汇管理能力，按国际游戏规则专业运作，加强公司治理。实行组合型投资策略，构建国家综合投资优势。合理利用外资，重点鼓励外商投资于研发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节能环保产业。政府要从促进技术扩散和提高吸收能力两方面，进行政策设计。

改革开放的另一关键领域是练好内功，即深化对内改革。当前形势下，中国政府需要积极回应微观主体的改革诉求，优化体制机制，促进新一轮自上而下的改革进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坚持自主创新性战略，促进连续性创新能力的形成，逐渐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核心品牌，实现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利用好中国工业产业体系完整的优势，构筑中国企业的创新网络结构，抵御国际贸易摩擦的冲击。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2、制定有效产业政策提高产业竞争力

是构建综合竞争优势的基本手段

政府要在产业的选择过程发挥引导作用。2006年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以来，中国先后制定了多批次多层面的重点支持发展产业战略和发展规划，并且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定期发布产业投资及供求信息，引导社会资金、资源投资于重点产业发展，现在很多企业在一些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并且在很多关键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然而，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某些技术领域的领先并不能代表企业在整个产业甚至某个产品上具备创新能力。因此，要构建综合竞争优势，促进自主创新，要注意产业政策的长期性、战略性，并使其与其它配套政策相协调。

扶植战略性产业和确立新的主导产业结构是形成综合竞争优势的基础。我们必须选择一些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成长力强、发展前景广阔的产业作为战略产业，信息产业、生物工程、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都可作为战略性产业，应以国家力量大力扶植。高技术具有在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部门使用范围广、渗透性强的特点。为此，我们要将高技术产业确立为主导产业，加强“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促进企业间竞争是产业政策与构建综合竞争能力衔接的纽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社会主义是根本，市场经济是手段。不能因市场经济放弃社会主义，更不能因为社会主义限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企业是实现自主创新的主体，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更是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稳定和发展的主体。中国要积极探索将企业的经济目标与社会功能统一结合，鼓励企业探索开放式创新投资模式，建立企业持续创新激励机制，培育企业核心技术、核心经营管理能力，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及核心商品，提高我国企业经营规模效益及国际竞争能力，使企业逐步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主体。

3、基础性的制度安排

是构建综合竞争力的保障

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科技创新成就通常被解释为西式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结果，而落后的创新能力则被与非西式民主自由体制划上等号。其实不然。田方萌认为政治体制不是问题的核心，创新能力较低的国家很大程度上由于其缺乏公民自由，妨碍了思想和信息的产生与交流。只要一个国家能够保障基于普遍主义的竞争机制和学术自由，它是否采取西方民主的选举制度对科技发展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16〕因此，中国尽管没有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但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成绩斐然，主要是由于科学自由交流基本得到了保证。

国家在促进创新友好型的制度建设时要严格尊重制度变迁的内生性特征，使得制度变迁在极大程度上满足多数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17〕中国独特的行政决策机制和中央地方关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18〕，政府积极主导制度变迁是构建综合竞争优势的动力。各级政府凭借其宏观经济管理权力和制度安排方面的职能，对经济转轨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行宏观调控，对市场进行适度干预，达到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紧密与有机结合，防范经济风险。通过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造内生比较优势，从而提高综合竞争能力。

制度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赖的。制度间的系统性结构关系处理是建立和完善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维度。〔19〕各类制度行为主体在制度生成、构建以及利用制度解决问题时，通常都与多个制度产生联系，这就会使得制度形成独特的网络结构特征。

在构造创新政策时，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在公共资源配置、制度建设、规制、推促方面，无论是在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应有积极的介入。同时，各层级的政府机构，以协会、联盟、合作伙伴等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相互协作，形成创新网络。只有创新网络结构稳健，才能保证知识和信息在不同创新主体间进行扩散和相互学习。〔20〕只有充分地考虑到具体制度间的联系，以及创新主体对于政策的理解和认知，才能成功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政策系统。〔21〕

加快市场取向改革，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一问题应该向西方发达经济体学习市场经济建设的经验，积极吸收其有益的成分，特别是基本软环境建设的理解和理念。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构筑有利于发展的微观基础；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继续整体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建立健全良好的金融体系为构建综合竞争能力提供资金支持，加大金融体系对内对外开放，加快产业资本市场的培育，支撑持续产业投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积极构建产品开发平台，帮助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技术与产品创新。〔22〕

五、结论及启示

我们应该将中美贸易争端的发生与2008年金融危机、欧元危机、英国脱欧、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以及近期的逆全球化等现象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中美贸易之争，在本质上就是制度之争，是经济体制之争，是“华盛顿共识”和“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探索无疑会对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水平、道路、发展价值观等方面产生冲击，甚至是动摇。因此，美国挑起贸易战名为平衡贸易逆差，实则试图遏制中国发展。贸易战的主战场在高端技术产业，贸易战的本质是制度之争、道路之争、模式之争。我们要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还要有理论自信。这个理论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案和结晶，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突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当前发生的中美贸易争端等关键性历史事件和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论”“对外开放论”等提供更加丰富生动的内容。

面对美国的逆全球化挑战，我们不应轻易放弃既定的改革开放目标，反而应该清醒地分析和理解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清醒认识到坚定自主创新的基本战略不动摇，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构筑综合竞争优势的重要性。

在具体的战略问题上，我国应该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促进“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改革和开放事业相互促进，以自由贸易区、试点地区等为载体和平台，通过顶层设计和地方推动加速制度创新；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鼓励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产业国际化程度，实现普惠均衡发展；要积极地遵守和维护国际经济运行规则、保护知识产权；加强和提升国际交流的技能和素质，有效解决国际争端。

同时，坚持自主创新，要逐步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的要求，科学地认识和尊重科学技术、产品、产业创新的机制和逻辑，充分尊重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和企业家精神。各级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对微观主体的干预；科技成果转化必须依靠市场力量，技术专利要资本化，不搞行政化，以防行政力量扭曲经济激励结构；合理评估我国科技创新水平、能力和潜力，更加科学和透明地设计和执行产业政策，要避免过度干预，避免引导和积累过剩产能，以防伤害长期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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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建军：《美国产业政策的经济学：从产业技术政策到产业组织政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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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lock，Fred，“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the rise of a hidden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Politics and Society，vol. 36，no. 2（2008），pp.169-206.

〔14〕封凯栋、李君然、付震宇：《隐藏的发展型国家藏在哪里？对二战后美国创新政策演进及特征的评述》，《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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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田方萌：《中国模式与创新绩效——科技“大跃进”的多重成因》，《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6期。

〔17〕Dai，Shuanping，Taube，M.，China’s Request for Innovation，London：Routledge，2019，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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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Dai，Shuanping，Networks of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Emergence，Social Structure and National Systems of Policies，London：Routledge，2015，pp.96-138.

〔20〕顾昕：《治理嵌入性与创新政策的多样性：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再认识》，《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6期。

〔21〕Dai，Shuanping，“Innovation and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Policies：A Network Approach，” in? Gr?bner，C，et al（Eds），Policy Implications of Recent Advances in 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London：Routledge，2016，pp.189-204. 

〔22〕路风：《论产品开发平台》，《管理世界》2018年第8期。

（作者：代栓平，经济学博士，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麦卡托（Mercator）管理学院与东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纪玉山，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