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洋教条借贸易摩擦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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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戳穿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开创国家经济作用大讨论的新纲领

——《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中文版序（节选）

马祖卡托的新著可以给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许多启示，但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简单地提出三点。

第一点是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或者说创新政策问题是产业政策讨论的核心问题。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经济理论界对产业政策问题的争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产业政策的争论被研究“发展型国家”的学者所主导;第二个阶段是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到2006年的沉寂时期，在这个时期，学术界主流的观点多对产业政策持负面评价;第三个时期是从2007年至今，其重要的特征就是演化经济学对产业政策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007年，著名演化经济学家苏特提出,创新政策将成为产业政策研究的核心问题;(Luc Soete, 2007)赛默里、多西和斯蒂格里茨出版了相关专著。(Cimoli M., G. Dosi, and J. E. Stiglitz, eds. 2009)但除了个别学者外，目前国内学者对产业政策的争论几乎从不知晓国际学术界在过去十年中的这种新进展，笔者希望马祖卡托的这本著作能对这种产业政策的争论有所触动。

第二点是美国“企业家型国家”的真相再次证明了赖纳特和笔者在多年前就已倡导的经济政策制定格言的正确性：“按美国所做的去做，不要按美国所说的去做”，我国必须奉行独立自主的国策。在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上，我们必须透过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花言巧语以及主流的自由化理论去考察美国的现实实践，在美国,对创新的各种各样的支持比其他国家要多得多,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几乎支持了所有重大的科学技术领域，但其政府和学术界却一直向别的国家宣传自由竞争和反对政府干预的学说，这种状况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因此，“按美国所做的去做，不要按美国所说的去做”仍是我们需要牢记在心的经济政策格言。在这方面，我国“两弹一星”计划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该计划出台的时间不仅早于对美国“企业家型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成立，而且也是不亚于美国“企业家型国家”成功的典范，但非常可惜的是，“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发扬光大，我国在这方面非常值得反思。

第三点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美国“企业家型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创造“新型举国体制”提供的重要启示和借鉴。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新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加快突破重大核心技术，开发重大战略性产品，在国家战略优先领域率先实现跨越。与计划经济体制下“两弹一星”的“举国体制”存在差别，我国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在这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例如，我们需要对东亚发展型国家、我国“两弹一星”的创新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同样可以称作是“发展型国家”)和美国的企业家型国家(也有学者称之为“新发展型国家”)进行比较研究，以充分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如，马祖卡托在谈到“投资风险社会化而投资收益私人化”的解决方案时提出了三种措施，但没有提出另一种很重要的措施——也就是通过国有企业解决这一问题。国有企业不仅可以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充分发挥创新先锋的作用，而且，还可以作为国家创新意志的政策工具发挥更大的作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对我国国企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方面，《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一书具有很重要的启发价值。

毋庸讳言，马祖卡托的这本新著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中最大的不足是对我国风能和太阳能产业研究的不深入。这也难怪，该书有关绿色工业革命和风能、太阳能的第6-7章是在出版前在原来电子版基础之上临时新增加的，研究不深入也情有可原。但马祖卡托对我国风能和太阳能产业研究的不深入却反映出，她对笔者所关注的新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具有决定性影响缺乏研究，因而注意不到我国风能和太阳能产业政策存在的严重缺陷。

在旧国际分工之下，李斯特有关“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国家致富原则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当时的工业价值链在国际上还没有分解，抓住了工业也就抓住了价值链高端。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分工条件下，李斯特的国家致富原则不再成立，因为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或服务业，新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价值链的高端和低端的分工，只有抓住各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发展中国家才能像历史上的发达国家一样取得成功，因此，笔者提出了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国家致富新原则：进口价值链低端产品，出口价值链高端产品，产业政策的目标在于保护本国的价值链高端。(贾根良等，2015)

但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却是从价值链低端参与新国际分工的，相关产业政策也是鼓励参与这种新国际分工的，对其价值链高端缺乏保护，这不仅与新李斯特国家致富新原则背道而驰，反而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使我国更有可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而不能自拔，这是我国在太阳能和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实施的产业政策之所以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贾根良，2013)也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大量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这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产业政策的制定是基于那种经济理论，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还是基于笔者的新李斯特经济学?马祖卡托所研究的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新国际分工的价值链高端，比较优势理论适合其国情，但美国却从没有实施过真正的自由贸易。然而，对于我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面临着如何创造高端价值链的问题，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都不符合国情，国家作为风险承担者和市场的创造者，其产业政策应该定位于保护和扶植高端价值链，而不能像我国的产业政策那样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价值链低端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的价值链，致力于为发达国家的价值链高端开拓中国市场。由此看来，我国不仅需要美国的“企业家型政府”，更需要笔者的新李斯特经济学。在我国，“企业家型国家”只有建立在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国家致富新原则之上，才能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 Anonymity：Professor Mazzucato delivers prestigious Raúl Prebisch lecture and meets President of Argentina.University of Sussex.c2017[2017-2-13].http://www.sussex.ac.uk/spru/newsandevents/2016/talks/prebischlecture.

[2] Cimoli M., G. Dosi, and J. E. Stiglitz, eds: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abilities Accumu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Luc Soete: From Industrial to Innovation Policy,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 Trade, 2007, 7(3).

[4] Mariana Mazzucato: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mos, London, UK. 2011.

[5] Mariana Mazzucato: From market fixing to market-creating: a new framework for innovation policy,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16, VO L. 23, NO. 02, 140–156.

[6] Michael Jacobs and Mariana Mazzucato: Rethinking capitalism: economics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Wiley-Blackwell,2016.

[7] William Lazonick: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Lessons from the Advanced Economies, UNU-WIDER, Discussion Paper No. 2008/01.

[8] 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贾根良审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9] 弗雷德·布洛克：《被隐形的美国政府在科技创新上的重大作用》(上、下)，《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6期和第7期。

[10] 贾根良：《评佩蕾丝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11] 贾根良:《取消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堪比近代史上关税自主权的屈辱丧失》，中华网论坛2011年8月4日[2017-2-13]，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29/33/11/1_1.html

[12] 贾根良：《我国为什么不要急于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期。

[13] 贾根良：《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关键在于发展模式的革命：我国光伏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与反思》，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5期。

[14] 贾根良等著：《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5] 贾根良：《我国应该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1期。

[16]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王中华、封岩译，贾根良校，商务印书馆，2017。(因故不能出版了)

[17] 佚名：《罗德里克：从福利国家到创新国家》，参考消息网2015年1月23日[2017-2-13]，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5/0123/638820.shtml。

注释：

[①] 积累体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一个概念，其核心思想是长期的相对快速和稳定的经济扩张需要一个有效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包括劳资关系、生产组织结构、政府与市场关系、创新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如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黄金时代”的福特制积累体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是“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时期，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这种积累体制的危机，现在正处于其瓦解和新型积累体系的探索阶段。

[②] 笔者将在《长期停滞还是黄金时代?——世界经济前景与我国的战略抉择》等论文中继续介绍和引用佩蕾丝的研究。

 [③]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王中华、封岩译，贾根良校，商务印书馆，2017。

 [④] 这个电子版是作者为英国智库(DEMOS)撰写的，请见Mariana Mazzucato (2011)。

 [⑤] “劳尔·普雷维什纪念演讲”是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委会为纪念其第一任执行秘书和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普雷维什百年诞辰的2001年设立的。

 [⑥] 为了与目前国内的西方经济学(其代表是大学经济学教育中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相区分，笔者提出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用来表示一种与“西方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它包括目前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中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各流派，请参看贾根良(2017)。

 [⑦] 值得说明的是，美国政府的这种干预主要是在联邦政府的部委层面进行的，从而保证了在全国实施统一的产业政策，这与我国因地方政府竞争导致中央统一的产业政策每每落空并导致国内市场分割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本来，马祖卡托的这本著作的书名译作“企业家型政府”可能更为合适，但推崇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一些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其危害，已经将其称作是“企业家型政府”，为了与之相区别，本书书名译作了“企业家型国家”，因此在行文中，笔者有时也使用“企业家型政府”代指“企业家型国家”。

 [⑧] 埃里克·赖纳特著：《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贾根良审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⑨] 埃里克·赖纳特著：《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贾根良审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