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处理制度内在关系的对立统一性
科学地处理制度内在关系的对立统一性，是毛泽东制度思想的活力源泉。制度内在关系矛盾的相互作用深刻影响着制度的生成、演进和执行。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体性与程序性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可塑性与稳定性相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一）坚持实体性与程序性相统一
制度的实体性体现为制度要达成的目标和遵守的基本原则，而程序性体现在实现目标和基本原则的具体步骤和方法。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在询问基层干部对农村施行的政策的意见和要求后，他说:“你们这些意见提得好，我回到中央，会着重研究采纳。中央会从全局着想制定统一的政策和法规。”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张制订制度时先考虑实体性，要从全局谋划，做好顶层设计。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制度不仅要有顶层的实体制度，还要有程序制度去实施。1962年4月9日下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刘少奇通报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讲话时，毛泽东说:在今年一月的会议上，我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讲了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的具体政策，才能教育干部。这说明，毛泽东认为只有坚持实体制度和程序制度相统一，中央精神才能落到实处，获得实效。
（二）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
毛泽东强调制定制度不仅要从大处着眼，还要做到区别对待，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1926年4月22日，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针对草案中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政治形式与经济形式补充说:专就湖南的状况来说，用政治没收的形式是不够的，但就一般而论，只能用政治没收。所以，国民政府应明定一般的法规，同时又须颁行单行的法规，如湖南。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意见是要在制定全国范围内通行的总制度的同时，制订（或允许该地区制定）既不违反总制度又与本地区情况相适应的具体制度。另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制订制度要实事求是，要以维护人民利益为着眼点。新中国成立后，在谈到实行何种制度时，他就讲:“同样是那些人，施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敲锣打鼓，积极性也提不起来;施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因此，制度的制定与施行不仅要因地制宜，还要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
（三）坚持可塑性与稳定性相统一
制度具有可塑性，即制度在生成和演进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制定者的目标和要求加工和塑造，也应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修订。毛泽东始终坚持制度在相对稳定状态下的可塑性操作。1949年2月，毛泽东与米高扬举行正式会谈，期间他就讲到:“制度、秩序可以逐渐建立、完善、健全起来，工作方法也可在工作中逐步协调和改进。”毛泽东这里讲的是制度具有可塑性的一面，认为制度建设既要循序渐进，也要不断改进，还要与时俱进。当然，他也十分注重制度的相对稳定性。1954年9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就修改。能过得去的，那就不要改了。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制度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制度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故允许暂时有缺点，不苛求其完美。但同时制度也必须有相对的稳定性。
（四）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毛泽东始终坚持制度执行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在原则性问题上，绝不妥协。1932年4月红军攻克漳州，战士小彭抓了一只“洋公鸡”。毛泽东严肃地对他说:“同志啊，进了城，就忘了纪律啦？”令小彭必须把“洋公鸡”送回。还有一次，红军长征到大渡河后，卫士们为改善毛泽东的伙食，在一间喇嘛庙里找到了一幅腊羊架子。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在什么地方拿的，还送到什么地方去！我说过多少遍了，要你们严守纪律。”可见，毛泽东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原则性问题上，毫无商量余地。1950年6月，中共中央应胡志明邀请，派出罗贵波率领的顾问团赴越南工作。毛泽东接见全体成员时告诫他们:“你们到了越南，要虚心，守纪律……不能摆架子”1951年冬，毛泽东接见即将赴朝鲜的表侄女章淼洪及爱人朱光，又嘱咐说:“你们……要团结朝鲜人民，要教育部队守纪律。”这里毛泽东提醒工作人员在遵守制度这个原则性问题上，不能因到了国外就有所放松。
但是，毛泽东也并不是不近人情刻板地死守制度规定，他一直遵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在一些时候也会灵活地处理问题。1956年的一个周末，毛主席要去北戴河开会。当毛泽东知道突然加班外出影响了工作人员姚淑贤与男朋友的约会时，深感抱歉。晚上毛泽东书写了一首古诗，让她送给男友并讲明原委。小姚因为中央有规定，不许把首长写的东西私自带走而不敢要。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老实？现在没有谁看到，我也不会打你的小报告，你把它藏起来，带给他看。”中央的制度意在防止泄密，这当然是个原则问题。而毛泽东书写的古诗当然不涉及机密。毛泽东这样做既未违反原则，又灵活地处理了制度与人情、人性的关系。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宴请师长、故旧和亲友。毛泽东的堂弟、小时候的玩朋和同学毛碧珠因出身富农未被邀请。毛碧珠求见，也被拒之门外。6月26日毛泽东视察韶山学校后回到松山住所，连续三次问毛碧珠怎么没来。村干部说他划了富农。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富农又怎么样，他是我的堂弟，还能害我吗？”村干部连忙请来了毛碧珠。毛碧珠被划为剥削阶级的富农，不能让他与最高领袖毛主席见面，这在村干部看来，自然属铁的接待安全制度。但毛泽东认为从小生活在一起的自家人，几十年不能相见。现在可以见了还不让见，这不近人情。这也是毛泽东灵活处理制度与人情关系的一个生动事例，体现了毛泽东制度思想的原则理性和人文关怀的关系，也体现了一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毛泽东的制度思想是十分鲜明的，并贯穿于毛泽东革命的一生。毛泽东对制度的态度是言行一致的，并非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污蔑的那样“毛泽东要人治不要法治”。本文所收录的毛泽东关于制度思想的日常口头谈话，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这些谈话或通俗直观或生动幽默地反映了毛泽东制度思想的鲜明立场和坚决态度。
毛泽东的制度思想在当今更有着重要时代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补齐党内法规制度短板，强化制度执行。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指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始终，加快形成全覆盖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同时还要求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统筹推进。强调领导干部谋划工作要运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要运用法治方式。因此回顾和解读毛泽东日常谈话中的制度思想，不仅有利于加深理解和掌握毛泽东的制度思想，也为推进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总结和现实启示。
【作者简介：唐正芒——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研究。李艳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研究。察网www.cwzg.cn摘自《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