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调结构、扩内需和保增长”成为我国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调，虽然在内容和重点上有所变化。但是，在目前有关扩大内需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上，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调结构”将如何直接创造内需市场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没有注意到国内企业间和产业间如何通过提供互补性的需求直接扩大内需问题。归纳起来，“调结构”的含义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调整过于倚重外需的经济结构，但却是从宏观总量而言的；调整“重投资需求，轻消费需求”的结构；调整区域结构，推动区域间协调发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投资结构，降低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的比例，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然而，这些“调结构”的含义都没有包含通过调整国内外产业间供求关系从而使国内生产者之间通过提供互补性生产需求推动产业升级的问题，[14]而这个问题正是本文的着眼点。正是从这一着眼点出发，笔者对“扩大进口战略”所存在的缺陷以及它与扩大内需战略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现在，笔者就解决我国对外贸易不平衡问题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政策建议。
我们首先讨论如何解决我国价值链低端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结构中“一支独大”的问题。我们前面的讨论已经说明，扩大进口战略在解决贸易顺差上的副作用较大，也无法解决贸易条件恶化、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耗竭问题，而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只有压缩低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规模，别无他途。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三种办法。首先，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并尽快取消出口退税。出口退税不仅与我国压缩加工贸易的既定目标背道而驰，而且也主要是补贴了外资企业，因为加工贸易顺差主要是外资企业所形成，例如，据商务部资料，2009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占加工贸易顺差总额的比重为84%。其次，逐步实施禁止不可再生资源出口的资源战略，当我国为巨额外汇储备贬值而发愁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必要再通过出口自然资源增加贸易顺差。
上述措施会不会导致大范围的失业？如果实施上述措施，对失业问题将如何处理？第一，我们前面已经谈到，我国出口商品价值在国际市场上被严重低估，虽然我国许多出口商品不会像我国建筑陶瓷抛光砖的产品价格提高两倍还比印度产品便宜，但大部分商品仍有相当大提价空间，这种提价不会导致失业。第二，跨国公司通过垄断贸易获得了几倍甚至十几倍于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因此取消出口退税和提高工资就是迫使它们对中国工人和企业让利，因此不会产生更多的失业。第三，由于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依赖和对基本消费品在相当程度上的刚性需求，销售量不会因上述措施而有较大的减少。第四，取消出口退税后，原先中央财政为此准备的资金可以转作失业救济准备金，以备支付失业救济之用。例如，2010年我国财政就为出口退税支付了730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每位失业人员支付每月2400元计算，这些出口退税转作失业救济准备金后，可以支付每年至少2千5百万因上述措施而失业的人员，但上述措施决不会造成2千5百万失业人员。第五，仍以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计算，由于实施上述措施，出口企业产品出口转内销，假如贸易顺差减少一半，由此国内商品供给增加6000亿元人民币，2千5百万失业人员可以再增加6000亿元人民币（每人每月再增加240元救济金），而且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第六，由于大幅度提高了出口部门特别是外资企业工人工资水平，工人消费的增加将刺激国内生产，从而扩大就业。总之，如果实施上述措将不会导致大范围的失业，较小范围的失业问题可以妥善地被处理。
在实施上述措施的同时，我们可以对资本品工业高端产品实施进口替代，这不仅将为我国资本品创造部门的自主创新提供广阔的平台，而且，由于资本品工业高端产品的发展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生产性服务业也将因此得到更快的发展；与此同时，大幅度地减少大豆、玉米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并恢复此类商品的国内生产规模。这些措施将大范围地增加大学生、研究生、农民和服务业的国内就业，这不仅将弥补上述措施所造成的失业，而且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岗位的增加也将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这无疑将增加对原先用于出口的消费品的需求，从而刺激原先用于出口的企业为国内生产，其生产率、工资和利润都将得到提高；而消费品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增加了对本国资本品工业的需求。[15]这样，我国资本品工业、农业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之间就可以逐步地形成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从而彻底扭转内外需失衡和廉价制成品产能过剩的局面，不仅可以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有力地扩大国内产业和企业之间生产性需求的内需市场，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我国资本品工业高端产业的自主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而后者的发展又为各部门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因此，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由之路。
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经济平衡增长的思想一直被看做是过时的，以至于在解决我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国内一些部门产能过剩和扩大内需等问题上，从没有人提出过国民经济平衡增长的政策建议，甚至现在仍有很多人把国民经济平衡增长等同于自给自足而加以摒弃。实际上，这种错误的观念由来已久，“不发达国家致力于建立那种会给自己创造市场的工业，往往被认为是走自给自足的道路”，[16]因此，纳克斯在提出平衡增长理论之时就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批评：“在许多‘外围’国家，难道不是完全因为国内经济的贫困，（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这种比例过去才会高到那么不适当的程度吗？”[17]显而易见，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如果其他国家在自己的国家没有建立“自给自足”的“给自己创造市场的工业”，那么，这些国家就只能沦为国内经济贫困的“外围国家”。在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通过国民经济平衡增长建立独立自主的资本品创造部门具有同样的道理。
实际上，目前的发达国家都是在国内通过建立“给自己创造市场的工业”并实现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平衡增长而发展起来的，美国经济的崛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与我国目前出口导向型经济所面临的困境相类似，在19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崛起的条件之一就是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在当时，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不仅由于国外需求的不稳定和外国移民更多地涌入农业领域，因此经常性地导致农产品出口出现生产过剩和收益下降，而且也导致了土壤肥力的下降和环境的破坏。
为了解决上述困境，美国当时采取了保护和扶植工业发展的国策，达到了“调结构”的三重目的：首先，工业人口的不断增加为农产品创造一个不断成长的国内市场，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抵御外部需求下降的风险的能力；其次，工业发展导致大量农民被转移到城市工业，这不仅减轻了农产品供给过剩的压力，而且也因此所导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的收入也得到了提高；最后，由于前两个目标导致了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而且由于对工业采取了高关税保护的政策，因此美国农民只能购买本国工业品，这就为美国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的幼稚工业提供了有保证的和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
美国正是通过上述在国内建立“给自己创造市场的工业”实现了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第一，外贸依存度一直很低，长期保持在12%-14.1%之间；第二，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岁月里，虽然英国出口了四分之一的工业品，但美国出口的还不到十分之一。[18]在这种内向型的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平衡增长对推动内需市场规模的扩大曾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经济部门自发地形成比较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之间，工业中轻重工业之间，农业中种植业和畜牧业之间，以及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上，发展比较平衡，相互促进，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19]
由此可见，国民经济平衡增长对美国经济的崛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相反，在19世纪下半叶一直到“大萧条”，拉丁美洲国家仍以“出口初级产品并进口机器设备”作为调节对外贸易平衡的基础，其结果是：一直到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我国以进口先进技术设备为第一要务的“扩大进口战略”是否会重蹈拉丁美洲国家的覆辙？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笔者希望，本文能够引起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界对“扩大进口战略”负面影响的注意和讨论。
[①]内需问题是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底首次提出的，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再次提出扩大内需问题，并将其逐步地升格为长期战略方针。
[②]贾根良：《外储问题的根本在于外资和美债》，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8期。
[③]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④]郭丽琴、付晶晶：《“扩进口”发力：财政部下调73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2月16日。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0,20111216182652996.html.
[⑤]本报评论员：《重视扩大进口的战略意义》，经济日报，2012年3月31日。
[⑥]王永杰：《扩大进口是经济转型的必然战略选择》，中国经贸，2011年第11期。
[⑦]宋菁：《广东外贸新战略：扩大进口》，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6月5日。
[⑧]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⑨]刘书瀚、贾根良、刘小军：《出口导向型经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落后的根源与对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3期。
[⑩]拉格纳·讷克斯（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谨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11]Erik S. Reinert,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A Plea for Theorizing by Inclusion，2005，working paper, no.1，http://hum.ttu.ee/tg/.
[12]杨格在其经典论文中讨论了部门间如何通过价格调整的金钱性外部经济导致分工过程累积性扩大的问题，见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贾根良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2期。
[13]贾根良：《资本品工业的自主创新：扩大内需战略的关键》，即将发表。
[14]无疑，通过发展区域间多样化的水平分工，推进国内经济一体化在空间上的纵深发展，推动我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可以有效地开发中西部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暂不涉及该问题，笔者将有专文对此加以讨论。
[15]扩大进口的战略不仅不具有这些就业和收入提高效应，反而会减少国内就业。实际上，扩大进口的战略是扩大了对别国产品的需求，有利于解决别国而不是本国的内需不足问题。
[16]拉格纳·讷克斯（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谨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25页。
[17]拉格纳·讷克斯（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谨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26页。
[18]福克纳:《美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下卷第38页。
[19]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46页。
【贾根良，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