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著作中一篇堪称“奇葩”的短文

四

《思想》一文站在方法论的高度，直指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有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断，阐述了人类认识过程的全貌，强调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正确思想的来源，而这种正确思想，必须经过在实践过程中的多次反复才能够最终达成。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思想》一文发表五十五周年，重温这一经典著作，要求我们从“一般”和“特殊”两个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推动所有制改革领域的“拨乱反正”。

1.“一般”层面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着矛盾，存在什么性质的矛盾，这是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果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那么，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是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重要前提。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2]但是，与以往社会形态的对抗性矛盾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具有“既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商品经济与产品经济之间过渡形态的本质。从生产方式的演进来看，社会主义社会既不完全属于商品经济形态，也不完全属于产品经济形态，而是表现为从商品经济形态向产品经济形态过渡的“中间形态”。正是这种过渡属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既包括商品经济形态中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也包括产品经济形态中人的全面发展和生产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商品卖方仍然需要通过让渡商品的使用价值才能获得商品价值，这个过程是一个“惊险的跳跃”，一旦这个跳跃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销售者自身。也就是说，一旦商品所有者的私人劳动不能得到社会承认并在商品交易中转化为社会劳动，那么商品交易就会中断，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包含着超越商品经济形态的萌芽，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与有限的生产能力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社会产品的供给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全体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需要。

2.“特殊”层面的社会主义主要矛盾

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一般”层面的分析，是运用“具体-抽象-具体”这一分析方法的需要，这也意味着，必须“一般”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矛盾进行“特殊”层面的分析，以便从“抽象”再回到“具体”。在现实生活中，各种社会矛盾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产生的，而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组成部分，因此，各种社会矛盾都根源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所有制发生了变革，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关系都会随之变化，还会形成与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同时必然产生不同的社会矛盾。

从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消灭私有制，但是作为过渡形态，社会主义内部又包含着相当比重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成分。当前，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现状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态势。在考虑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特殊”层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与公有制经济受到削弱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日益强大与生产社会化要求日益提高的矛盾。

一方面，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要求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公有制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控制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维系国计民生。但是，由于当前我国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再也难以通过公有制企业这一强有力的“抓手”有计划地调节社会总供给，纠正市场失灵，从而改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由于在微观经营层面的影响力不断下降，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力同样受到削弱。在城镇，国有资产质量不够优，国有企业体量规模不够大，难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功能；在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严重滑坡，在巩固农地集体所有权、保护农民权益、加强基层政权稳定性等方面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所有制成分迅速发展，特别是以外资经济和私营经济为主要形式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快速扩张，在目前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在企业数量和就业人数等统计指标上，已经大大超过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4]。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急剧膨胀的后果是，原本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巨大影响，日益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私人资本罔顾市场规模限制，盲目无序进入行业，导致很多行业都出现了低水平竞争且愈演愈烈。这种以低价格、低质量、低服务水平为特征的竞争格局，严重削弱了企业研发新产品和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并由此引发产业结构恶化、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第二，逐利资本进入一些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益领域，将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转变为私人产品。近年来，私人资本染指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开展经营活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影响社会稳定。同时，由于私人资本占据公益领域，暴露出政府公共管理能力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不足，使政府在社会公众中的信誉受到负面影响。第三，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形成强大的生产力，生产出大量消费品，但广大劳动者收入增长却十分有限，无力购买高质量的升级换代产品，形成低端产品过剩和高端产品短缺并存的现象。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已全面暴露且产生深远影响[5]。

3.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社会生产的目的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从一般意义上来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不外乎包括两个方面内容。第一，解决商品经济形态的固有矛盾——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也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第二，解决还处在萌芽状态的产品经济矛盾，也即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能力不足的矛盾。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能采取孤立的眼光看待这两对矛盾，更不能将其割裂开来。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协调价值和使用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解决这两对矛盾，而统筹解决这两对矛盾的过程，也就是明确发展目的和转换发展动力的过程。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既要通过生产活动获取最大化的价值，还要获取最大化的使用价值，而无论是谋求价值最大化还是使用价值的最大化，都需要通过不断的发展来解决问题，“发展是硬道理”的依据也就在于此。另一方面，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的，最终还是要通过高质量产品和服务（高质量的使用价值）来达到这一目标。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调控手段，在全社会树立起质量为先的使用价值导向，引导企业以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满足全体人民多方面、多维度、多层次的需要。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解决了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那么，“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则解答了“发展为了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发展”这一重大命题。

从“特殊”层面上来看，解决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最根本的一条在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限制、利用并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实现生产资料公有主体的剩余劳动最大化。在这里，需要强调并引起重视的是：积极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不是要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大化作为社会生产目的，而是要使非公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经济的约束下，发挥其提升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作用。

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严重冲击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使得社会生产目的朝着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方向偏移。面对私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迫切需要推动所有制领域的“拨乱反正”。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既可以理解为商品经济形态向产品经济形态的过渡，也可以视作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并且，限制和消灭私有制是商品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的先决条件[6]。恩格斯在1847年创作的《共产主义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中提出：“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7]这表明，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并进行所有制改造，是过渡时期的重要历史任务，但是，《原理》并没有笼统地将消灭私有制作为过渡时期唯一的使命，而是提出过渡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需要建立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限制生产资料私有制，减小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而在第二个阶段，主要任务是推动合作生产方式的建立[8]。当然，即使在第一阶段，也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而是要逐步限制私有制发挥作用的空间。为此，《原理》提出了以下几类措施。

第一，“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9]第二，在以下行业直接建立国家所有制。“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货币经营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10]第三，在住宅和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建立国家所有制。“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11]

推动社会生产目的“拨乱反正”，就是要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在此基础上，限制、利用并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将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社会生产目的转变为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剩余劳动最大化。需要从两个层面把握这个转变，第一，剩余劳动是对剩余价值的扬弃。价值回归劳动本质，意指社会主义社会包含着超越商品经济形态的萌芽，在部分领域会出现非商品化倾向，社会生产在这些领域将不再以货币测度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目的，而是以生产出最大程度满足社会需要的实物产品和服务作为目的，当然，这种最大化体现为产出扣除耗费后的剩余实物产品和服务的最大化，因此，仍然需要在这些领域的生产过程中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也即与货币价值尺度平行的实物核算。第二，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剩余劳动”不应是偏向性的，剩余劳动应作为生产过程的增量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这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价值由生产资料所有者独享是具有本质差别的。

结 语

事物的性质是由其主要矛盾决定的，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是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那么，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思想，究竟来源于何处？五十五年前，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毛主席撰写了《思想》这篇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雄文，迄今，都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和把握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指引。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也有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传统或痕迹，社会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同样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直接社会性的生产，是为满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是商品性的生产，是价值的创造过程。在商品流通“一般”层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价值规律和价格机制调控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政府调控引导企业树立使用价值导向，着力提高商品质量和服务。在资本流通这一“特殊”层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于处理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一方面发挥非公有制经济机制灵活的优势，营造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更要发挥公有制作为国民经济“压舱石”和“定盘星”的作用，在一般竞争性行业、自然垄断行业以及战略性新兴行业，都要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行业标杆。

注释：

[1]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7页。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1页。

[4]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6年，非公有制法人单位数占内资企业法人单位数的98.1%，在城镇就业方面，84.1%的劳动者就业于非公有制企业。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

[5] 吴宣恭.根据所有制实际重新分析当前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1期.

[6]从时间跨度上来看，从商品经济形态向产品经济形态过渡可以被称之为“长过渡”或“大过渡”，而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可以被视为“短过渡”或“小过渡”。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2页。

[8] 詹姆斯.劳勒认为，如果考虑到市场社会主义的存在，那么，整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将会经历六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第四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合作生产方式。按照我们的阶段划分方式，这两个阶段合并成为“大过渡”，也即社会主义阶段。参见：伯尔曼.奥尔曼主编，段忠桥译.《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51-5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5页。

[10] 同上。

[11] 同上。

【作者系察网专栏作家，武汉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