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题：雾社抗暴——民族解放运动中，原汉联盟的历史起点 1930年10月27日，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爆发了著名的「雾社蜂起事件」。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大恐慌的谷底，世界各殖民地也相继展开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日本的殖民统治体系也无可避免地遭到必然的冲击。 由于起义当时，雾社的蜂起族人异口同声高呼「内地人（日本人）连小孩也不放然！本岛人（汉人）不杀！」因此，他们看见日本人的官、公舍就纵火，对汉人的店屋则避免祸及。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只有两名汉人被误杀，当中一名成人系为流弹误杀、小孩则因身穿和服而遭误杀。民族意识充分流露。日本帝国惟恐星火燎原。引发岛内其他原住民及汉人，进而殖民地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于是动员现代化配备的军队，进行残酷而血腥的屠杀镇压。 时值事件六十周年纪念，笔者拟从当时汉族系台湾反体制运动者、知识份子的反应作为历史起点，寻找原住民与汉族在反体制运动上结盟的基础。 二○年代台湾的反日政派 在进入事件的现场之前，先让我们大略理解二○年代以来台湾反日政派的发展与分化。 1921年十月，由不同阶级出身和不同思想倾向的台湾知识份子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台湾文化协会。 「以谋台湾文化之向上」为宗旨，揭开了二○年代殖民地台湾文化启蒙运动的序幕。 1927年1月，在文协的临时大会上，因为在修改会章的问题上内部竟见不一致而发生分裂，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旧干部宣布退出文协。事实上，在分裂前夕，文协领导阶层内部大体分化为三种不同的力量和派别： 一、以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资产阶级份子为代表的右派，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妄图通过请愿的方式，在日本统治下实现其所谓「地方治」。 二、以连温卿、王敏川等社会知识份子为代表的左派，坚决主张在台湾进行阶级斗争，以响应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 三、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则依违于两者之间，主张以当时正实行农工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为榜样，进行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 分裂后，文协就在王敏川、连等左派领导下成为「以无产市民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的团体」，而不再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了。 林献堂、蒋渭水等一伙退出文协后，几经讨论协商，而于同年五月组织「台湾民党」，以「实现台湾人全体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解放」为纲领。但不到三天，台湾总督府即以该纲领「含有偏颇的民族感情」、「妨碍内台融合」为由，下令禁止。他们于是改推谢春木等为筹备委员，于同年七月组成「台湾民众党」，提出：(1)确立民本政治(2)建设合理的经济，(3)解除社会制度之缺陷等三大纲领。然在，在总督府的压力下，以林、蔡等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路线占了上风。 然而，随着殖民地台湾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斗争的进一步激化，原本主张由资产阶级领导工农群众，实现阶级调和的蒋渭水，也因为对于工农阶级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政治态度逐渐左转。在他的领导下，民众党在1928年七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提出：「对内唤起全台湾人的总动员，对外联络世界弱小民族阶级共同奋斗」：在1921年10月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又提出了逐渐开展劳动运动，以农工为中心进行全民联合的民族革命斗争」，「对外联系世界级和殖民地群众，参加国际解放阵线」等新的战斗纲领。 民众党的日益左倾，引起了党改良份子的严重不满和惊惶。经过长时间的争吵和对立之后，林献堂、蔡培火、杨肇嘉等改良派份子终于在1930年8月脱离民众党，组成「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抗日右派的回响与行动 几乎与此同时，雾社泰雅族人抗日蜂起事件也轰轰烈烈地爆发了；于是，分裂后的民众党与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二个抗日的右派团体，也各自对此事件展开不同程度的回响与行动。当时，汉族系台湾人所主持的唯一报纸是《台湾新民报》，它向来被视为台湾抗日右派、民族派的论述基地。 《台湾新民报》之前身是《台湾青年》（1920年7月16日创刊），后改名为《台湾》、《台湾民报》，1930年3月29日以后定名《台湾新民报》。 通过《台湾新民报》的记录与论评，我们大致可以理解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和民众党对雾社事件的回响与行动。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抗议 在该报通卷第三四一号（11月29日）的日文栏上，报导了在东京的台湾抗日运动右派指导者杨肇嘉，代表自治联盟赴拓务省提出抗议的消息。杨肇嘉的抗议内容如下： 一、指责×××（毒瓦斯）之使用。 二、对知无蕃人的××××（军队使用）的不当，及过去理蕃政策之过失等，严重抗议。 三、要求××××（台湾总督）之××（辞职）。 除了杨肇嘉的抗议之外，在《台湾新民报》，只有看到该联盟评议员并担任该报经济记者的陈逢源，在该报1931年新年（三四五）号的《雾社事变与诸家见解》栏中，针对编者提出的三项质问-「一、雾社事件何以发生？二、过去的理蕃政策最坏的一点是什么？三、生蕃的未来会怎样？」提出代表右派的「健」的看法。至于该联盟主要指导者林献堂、蔡培火等人则未见其发言；行动也就更谈不上了。 台湾民众党的见解与行动 根据1930年11月15日的《台湾新民报》（第三三九号）「地方通信栏的台北报导：「台湾民众党本部及台北支部，自社蕃人蜂起事件发生以来，凡是有关系的消息报导都每天加以汉译，揭示于办公所前面，月日下午5时半，突由台北厅过北署（管辖警察署）警告该党干部，不得再张贴有关雾社事件的一切报导于黑板上。本月四日，蒋渭水生先的车夫林宝财，因平日抄写记事于黑板上且向民众说明，遭受北署检举，被处拘留五天的处分，拘留期满后始被释放」。 另外，在日本特高警察日后编制之《台湾社会运动史》中，有一节〈民众党对雾社事件的策动〉记述道： 1930年12月8日，蒋渭水、谢春木、许胡、寥进平等在台北建成町谢春木家聚集，讨论处理雾社事件的责任及理蕃政策改革的有关问题，并决议向拓发大臣呈上电报： 我们认为雾社事件是不正当的管区警事对蕃人剥削、迫害以及贪欲残忍的处置才发生的，请速免去总督、警务局长、台中州州知事等人之职，并马上采取保证蕃人的生活，承认其自由，改采不阻碍民族发展的政策为宜。在此机会，我们要求彻底改革从来为保持官威、放任合法暴行的警察万能的作风弊害。 此外，同一天还向日本全国大众党及劳农党发出电报，表示民众党「大大欢迎调查社事件的真相，请速派遣来台」。 在《台湾新民报》上，我们也看到民众党的主要干部，纷纷在这份言论机关上发表个人对社事件的看法。 在1931年新年号的《社事变与诸家见解》栏中，针对编者的第三项质问-「生蕃的未来会怎样？」部份民众的左派在担心「生蕃」会「灭种」、「亡族」，或者「可能如爱奴人种一般趋于渐灭」的见解下，提出了二种可能的解放之途。 第一是以白成枝、卢丙丁等蒋渭水直系的青年干部为主提出的「自力解放说」，他们乐观地预料原住民将参与解放运动，并与「台湾人」（闽南系台湾人或汉族系台湾人）建立联系；他们认为原住民只有参加运动才能走向解放之途。但党的重要干部寥进平则提出「他力救亡说」，认定「若不接受日本无产党的××（指导），将更易趋向××（灭亡）的悲境」。 事实上，在当年合法的抗日左派之间，对民众的影响力、指导力方面具有卓越的条件，并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绩的是蒋渭水与谢春木两位。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两位对社蜂起的见解究竟如何？ 蒋渭水与谢春木的见解 根据1931年1月10日的《台湾新民报》（第三四六号）所载，蒋渭水的见解（二、三项遭删除）如下： 一、台湾的警察政治，可谓卅五年（日本支配台湾的第卅五年发生了雾社起义），为了保持警察的威信，警定即使有非法暴行亦不加以处分。因而警官肆意滥用旁若无人的绝对权力。尤其在蕃界，因上级之监督更为宽松，其非法乱行最为严重。因此，雾社事件是因不堪忍受强行榨取与抑压不平为职责的雾社警察政治的重压而爆发的。 谢春木是蒋渭水的幕后智囊，不但文笔犀利、政治手腕亦灵活，在1931年1月1日不再列名于该报干部栏的阶段仍能保持该报日文版主任之职。因此，我们不难想像上记的「雾社事变与诸家见解」栏，其实是他在新闻封锁、言论控制的状态下，苦心策划出来的高明的编辑方式。不但因此而展开一种议论战术，并且得以免遭删除，仅用少字即得以过关。 接着，从新年号的翌周号（第三四六号、1月10日）到第三四九号）同月卅一日）共四号，谢氏仍然继续他的尝试，每天拨出三分之一页到半版的篇幅刊登诸家见解，只是把标题稍改为「如何看待雾社事件？」充分发挥了编辑者的战斗性。 那么，谢春木自己对这次事件的见解又如何呢？通过该新年号一篇题为「4风年与今年-十年努力所获为何？」的未署名记事，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该记事谈到雾社蜂起时，用如下的话做总结： 1930年台湾的各种社会运动，因雾社事件的突发，而有如群星在太阳照耀下般黯然失色。因此，社会运动家们必须深刻地反省，自行清算过去毫无气力的运动。 旅日台湾史研究者戴国辉教授认为：「鉴于谢氏是当时的日文版主任，且兼台湾民众党中央委员会劳农委员会主席，30年后半又在《台湾新民报》连载〈台湾社会运动编年代记-自1920年至1930年〉（后收入《台湾人的要求》一书），由这份成绩再加上参照他后来所走的政治路线，则不必费心研究全文风格，该文执笔者，舍谢春木无他。」 「即使执笔者并非谢氏」戴国辉又说：「能把蜂起事件总括到前记的水平，那表示着台湾民族资产阶级左派的认识的深化，也值得特别记录。」 日本全国大众党来台调查 1930年12月8日，台湾民众党向日本的友党-全国大众党与劳农党拍过电报，要求他们尽速派遣调查员来台。 劳农党似乎一直未有动静。全国大众党则根据该党大会决议，派遣河野蛮与河上丈太郎来台，1931年1月6日午后一时左右，两个调查员乘扶桑丸号到基隆。台湾民众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友总联盟友员特地在码头上列阵欢迎。日警当局则派便衣、制服巡查、宪兵等一百多名，布置了警戒线，预备以检束方式对该党党员先制攻击。同时，又利用两个特派员正要通过海关时，把手举「欢迎调查雾社事件河上、河野两先生」两个大党的党员加以检束，并没收旗帜。 原本决定以向导身分带领两个特派员进入雾社的该党干部陈其昌与蔡添丁，也受到入山禁止令而不得成行。 河野、河上两个特派员终于完成了雾社的实地调查。台湾民众党于是邀请两人于1月11日在台南市、13日在台北市，举行演讲会。 高山族的解放列入纲领 据白成枝编的《蒋渭水遗集》，大约在河野、河上两人访台的同时，台湾民众党也向国际联盟拍发电报，要求「禁止日帝使用毒瓦斯」。此外，准备在该党第四次大会（1931年2月18日）提出之纲领、政策修改案，在政策的政治政策第二十条，以「反对阻害生蕃民族自由发展的一切措施」，对于原住民的解放明确表示了态度。这大概是以汉族系台湾人为中心所展开的抗日运动史上的头一项。 台湾民众党的禁止与瓦解 1931年2月18日，蒋渭水以及党内的左派干部，不顾一切反对，在民众党本部办公室召开第四次党员大会，进行纲领、政策的修改。当其纲领，政策刚刚表决通过后，北警察署长便临现场，把结社禁止命令交给主干陈其昌，并扣押了蒋渭水、陈其昌等十六名主干，以防情势不稳。 当局发布的「台湾民众党禁止理由」，有此一段：「或关于这次的雾社事件，曾拍发『违反国际条约使用毒瓦斯杀戮弱小民族』等措词激烈的电报。」无意中提供资料证实了该党曾向国际联盟通电控诉的事实；并显示出民众党之所以被禁与其对雾社事件的回响与行动不无关联。 党被迫解散后，以蒋渭水、谢春木、陈其昌等为主的干部认为劳农组织之强化应优先于党之重建，一时意见纷纷，加上蒋渭水于8月5日骤死，没有人能够统辖旧民众党干部继续运动。这时，「满州」的情势转剧带动了岛内镇压的强化，四周的情势对岛内运动的继续非常不利，陈其昌等主要干部于是接踵奔向对岸；当日本当局准许《台湾新民报》的日报发行时，条件之一却是谢春木的离职，他于是以大陆通讯员的身分赴大陆，遭到被迫离台的厄运；民众党于是逐渐走向组织崩溃与瓦解的厄运。 因为这样雾社事件的启迪，一种以民众党系的汉系台湾人政派发动的汉、原（原住民）联盟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就在下一个历史阶段丧失了一次机会。 抗日左派的反应与自我批判 接着，我们将追縱雾社蜂起事件在包括台湾共产党在内的抗日左翼阵营中所引发的种种反应，并从抗日左派的反应与自我批判，联系到1945年以后台湾左翼运动第二周期中，对于联合台湾原住民共同运动上所产生的启迪。 农民组合的行动 首先，我们来看看成立于1927年的台湾农民组合有什么样的反应与行动。根据《台湾社会运动史》所载，1929年2月12日凌晨，全岛以台湾农民组合为主的所有组织都同时被日警袭击检举，三百多所住宅被搜查，二百多个领导干部包括十三名中央委员被捕下狱，台湾农民组合遭到未曾有过的全面性大弹压，合法的运动暂时陷于瘫痪。因此，在1929、30年间，农组的活动大部份以「非法」活动来进行，依照本部所发的指令、情报，召集少数组合员，半夜在工寮或野外秘密集合，依照指令进行宣传煽动，或者在幕后煽动根本不是组合员的人们示威；至于干部则潜入地下，致力于各地的座谈会，「非法」集会的指导。 在白色恐怖时期，农组就用这些方式继续活动。因此，当雾社事件蜂起的第四天，也就是1930年10月30日，午后11时，在台中市樱町及绿川町之日本制冰会社工厂的墙壁，竟发现了台湾农民组合人物书写的标语： 我等被日本帝国所压迫的全体子民： 反对日本帝国对雾社之生蕃兄弟出兵镇压！ 反对日本帝国对学生蕃兄弟实施灭族行动！ 拥护祖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兄弟们！ 起来吧！ 这是最好的机会！ 另外，在11月7日的苏联革命纪念日当天，农组台南支部联合会负责人接到「关于10月7日纪念日案」的「以七天为斗争周」的指令后，即下令给下营支部委员杨顺利等人，对8农民扩大宣传雾社原住民起义事件，并对下营公学校学生加以煽动，实行罢课，做为示威运动之一环。当天罢课的学主共达九十三名，其中农民组合员的子弟为三十名。 再者，当台湾民众党热烈欢迎日本大众党的特派员河上与河野两人来台调查雾社事件时，农组也于1930年12月28日发出「关于排斥大众党河上、河野两反动者渡台斗争」的指令。该指令的宣传大纲是： 一、日本大众党是日本的所谓中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是日本无产阶级的死敌，资本主义的走狗党。 二、两人是该党的最高干部，他们完全是欺弄日本无产兄弟的骗子，日本资本家阶级的忠犬。 三、特派两人代表该党来本岛，结合民众党、自治联盟，对抗左翼运动的进展，想要促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 四、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连带责任上，我们必须极力排斥并驱逐他们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策动。 《新台湾大众时报》的反应 接着，让我们通过属于抗日左派的文化协会、农合系统的报纸《新台湾大众时报》来看看左派人士对雾社蜂起事件的反应与自我批判。 《新台湾大众报》，前身为1928年5月7日于东京创刊的《周刊台湾大众时报》，略称《大众时报》，出版至同年7月9日第十号后暂时停刊。 1930年12月，于东京以《新台湾大众时报》之名复刊，以中文印行，但在台湾岛内被禁。再经「二‧一二」及「四‧一六」大检举事件后的严厉弹压，几乎可以说是一发刊便遭禁止发卖和没收的处分。因此，想要全部阅览该志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据知其所在的仅见的五册–创刊号（1930年12月）第二卷第一号（1931年3月），第二卷第二号（同年5月）第二卷第三号（同年6月），第二卷第四号（同年7月）–中，对雾社事件的反应文章大致如下：(1) 第二卷‧第一号（1931年3月） 在该号杂志上，署名雪岭的〈雾社蕃人蜂起的真相与我们左翼团体的态度〉算是当时所有的有关论文中最有系统的一篇。 该文包括： 一、 被征服前台湾蕃族的生活状态 二、 ××（日本）帝国主义对蕃地的榨取和凌辱 三、 雾社蕃人蜂起的前夜 四、 雾社蕃人蜂起的概况 五、 ××（日本）帝国主义的逆袭 六、 雠怨蕃人的背钣 七、 雾社蕃人蜂起的意义 八、 左翼团体的态度 等八个小节。 关于蜂起的意义雪岭认为它不是总督府公布的「突发的骚扰事件」，而「是计划的、是内乱、是民族××（革命）！」对台湾人解放运动而言，它带来很大的教训，因为「向来我们对于蕃人的××（运动）很疏忽…」 雪岭的论文与《台湾新民报》较大的差异在于，他不曾使用「凶变」、「出草」等蔑视性字眼，进而一贯地把事件定性为「民族革命」的蜂起。 此外，他还把它与左翼团体的解放运动联起来，对左翼团体一向轻视原住民解放运动的浅见自我批判，表现了前瞻性的心态。 他说：「在雾社蕃人蜂起的当中，我们左翼团体，虽有散慢的向工农无产市民去宣传，或个人的××（行动）『反对雾社出兵』。但其态度很消极，这分明是左翼团体最大的错误！ 「雾社蕃人蜂起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为××（虐杀）反叛的蕃人，在各地征发人伕，严扣人伕费。在这个时候，我们左翼团体应该要开始反对这种征发人伕和扣人伕费的斗争，使其一般大众认识××（革命）事件的意义和台湾人与蕃人的地位，同时展开到××××（武力斗争），以作我们对雾社蕃人××××××。但当时我们左翼团体，都以谓主观力量薄弱，未能勇敢的移入斗争，又是我们左翼团体，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了。」 此外，在同一期署名劳谦的〈一九三一年劈头的第一声〉一文里，我们也能窥见同样的自我批判。他说： 「从来我们的运动还缺少与他们（生蕃兄弟）联络，还不曾把他们组织起来，引入战斗的列宁主义旗帜之下共同做彻底的为无产阶级的斗争，为我们阵营的猛勇的先锋队。对于这种组织上的缺陷轻忽，致使雾社这回不能××××××，一败涂地…」。 因此，他说，经过了这回教训，今后有必要和生蕃建立紧密的联络。 」 最后，在该期杂志的编辑后记中，署名暴君者则感叹道： 「雾社事件」一发生起来，个个都大惊小怪，推东测西，这是因为过去我们把蕃人的问题置之脑后，所以一旦事件爆发我们都茫茫渺渺。此后希望大家对这十余万的弱小民族多少关心一点。 」第二卷‧第三号（1931年6月） 在该号上，有署名一波的〈借刀杀人的理蕃政策〉一文，一面报导第二次雾社事件，一面批判当局故意忽视潜在危机，以分化手段煽动「背叛蕃」（友蕃）虐杀素有怨隙的雾社「蕃人」。 此外，不同于雪岭所云的「民族革命」，他把蜂起事件定性为尚未脱离从前农民暴动水平的「一揆主义」，但他并不否认它对世界上被压迫民族与无产阶级的影响，认为它对「世界××（革命）」将发挥不可限量的助力。 在其他左派刊物的论阵 除了在《新台湾大众时报》发表论文之外，属于台湾抗日左派各团体的斗士们还在其他左派刊物上发表议论。据旅日台湾史学者戴国辉的研究，雾社蜂起后，随即在产业劳动调查所于1930年12月8日刊行的《共产国际》第四卷第十六号上，以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日期（11月7日），发表「拥护蕃人暴动–台湾××（革命）青年之檄」。该檄文强调：「蕃人的暴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而且是台湾××（解放）运动高涨的第一声。第三期特征在台湾的最显明的表现。此一斗争给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力相当大的打击。…对世界××（革命）的前途，带来了客观上相当大的助力。」然后呼吁「中国、朝鲜、日本及各国的革命劳动者、农民、及被压迫大众被被压迫民族，拥护及支持暴动。」 其次，在上海发行的日文杂志《太平洋劳动者》（泛太平洋劳动者组合机关志）第一卷‧第十一号（1930年12月）上，有一位在台湾制糖会社工作者，以阵（陈）元之名，发表〈台湾雾社的暴动〉一文。 据戴国辉的研究，陈元据说是一位糖厂工人。因此，他的论述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左派刊物劳动阶级对雾社事件的认识。陈元站在劳动阶级的立场所作的自我批判，主要是以下四点： 一、痛感台湾左翼力量的薄弱。因为缺少强固的组织体，不但无法站在大众日常斗争的阵头，即使面对大众生活中自发的斗争，如这次的雾社暴动，也无力伸出援手给予指导并加以扩大化。 二、台湾的同志们必须因为在至今为止的过分估「生蕃」而从未伸出友谊之手一事，受到严厉的指责，并且负起失败的一半责任。 三、资产阶级口中最弱最小的民族–「生蕃」，在将来的阶级战争中，和日常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有可能担当很大的任务。 四、台湾的劳动运动者必须及早组织由下而上、超越民族界限的统一战线，把散在台湾全岛的「二十万」左右高砂民族，认定为我们的真正同胞，伸手提携，同步前进。 戴国辉认为，陈元的自我批判，在至今所整理过的左翼言论中，最客观，对自己最为严格、毫无过分的高调。 就认识上而言，陈元也把「高砂族」的民族解放摆在全世界劳动者的阶级解放运动中；这样的认识，即使摆在今天来看，也都还是进步而正确的认识。正因为有着结合劳动运动与民族运动的认识，陈元在对台湾原住民的称谓上，也表现了不同于其他左翼（右派固不论）的正确与慎重。他不但改称一般袭用「蕃人」的蔑称为「土著民」或「高砂民族」，当需要引用「生蕃」一词时，他则特加括弧号，以示非出本人意思。 除上述两篇之外，1931年1月1日刊行的《无产阶级科学》的第三卷‧第一号上，也有一篇署名苏慕红的〈关于台湾的民族革命〉，就雾社事件发表了议论。 首先，苏慕红认为，雾社十三万「蕃人」弟兄的武装暴动，明示着「处于日本初义铁蹄躏下的殖民地台湾的民族解放革命现已进入前哨战了！」 接着，针对雾社暴动的起因，他正面地纠弹与否定当局所播放的：「凶蕃泰雅尔」逆血攻心原因说，男女两性纠纷说，或偶发的事件观等谬说。 此外，因为暴动中雾社族人只袭杀日本人，日本当局怀疑有汉族系台湾人在背后策动，因而「急速派遣检察官至莆里」，并以警务局之名义声明：「凡骚扰之蕃人及意图参与其骚扰者必将加以彻底之镇压…」苏慕红认为：「这正表示帝国主义者深怕革命蕃人弟兄与台湾民众携手」。 关于蜂起的意义与今后的展望，苏慕红说： 一、这次的暴动，在组织性、计划性方面虽比以前进步，但说不上成功。 二、暴动的失败不仅是台湾蕃人的本身条件问题。 三、蕃人问题也是国际无产阶级本身的问题。 四、无产阶级的解放，如无殖民地无产阶级的援助，几无可能。蕃人的解放，如无台湾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几无可能。 五、我们必须将台湾革命蕃人的暴动，看做被压迫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六、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络，必须把将来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再分配的纷争以及反苏维埃同盟战争，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 七、印度、安南、朝鲜等地弟兄们的斗争，必须与台湾的蕃人弟兄的斗争相连结。 八、让我们不停高呼拥护无产阶级祖国！ 苏慕红的展望，具体地反映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者一般的意识形态；而他如此明白地把原住民同胞拥抱为解放运动的弟兄，则是一种划时代之举。 雾社事社在大陆反响 二○年代后期，在中国展开的反日运动，直接的导因是山东出兵（1927年5月28日）与济南事件（1928年5月3日）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对「满蒙」、山东的推进，已成具体的形势，显现在开始觉醒的中国民众眼前。 在这之前，中国的多数知识人，或许因为中国本土的国事多难，对于中日甲午战争被牺牲的台湾现况，似乎也无力关心。偶尔有人对于在异族统治下的台湾同胞的苦境，抱持掺有无力感的同情与关心，已属难得。 但紧逼而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新侵略与对北伐的干涉，使中国大陆上的民众对台湾、朝鲜的遭遇日有感受。大陆上的革命家、知识人，自然想在台湾与朝鲜的现况中寻求反日的素材。就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本土的学校教科书中的反日教材里头，出现了台湾。 另一方面，亡命于大陆的台湾、朝鲜系的知识、革命家，则认为这是把故乡出身地被压迫被剥削的惨况诉之于中国的同志与大众的绝好机会，遂以不倦的努力展开启蒙运动。 雾社起义事件，正发生在这种反日运动的高潮中。 从蜂起两天后的10月29日起，直到镇压后大势已定的11月17日，中国本土的大除《申报》和《时报》，都破天荒地天大量报导台湾的原住民与蜂起实况。此外，全国各地的报刊，也都刊又登了有关蜂起的记事。（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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