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突围战”的三个维度

2018-12-22 23:1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7100| 评论: 0|原作者: 李振|来自: 毛泽东研究

摘要: 新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上下一心，坚决斗争，通过抗美援朝、拓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经济贸易、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挥大国作用等途径，成功突破了美国的封锁包围。

三、外交维度：两次国际会议，一个中国方案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和平战胜战略”，希望与苏联对话谈判。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则提出，“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虽然两大阵营的带头大国有和平共处的良好愿望，但在远东地区，冲突依然存在。在亚洲远东，印度支那战火有愈演愈烈的迹象，而朝鲜半岛停战后依旧问题不断，于是，美、苏、英、法四国准备于1954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由于很难回避中国在解决这两大问题上的作用，自然需要中国参加。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将新中国与国际社会相隔绝的美国，一开始并不同意中国参会，但在其余三国的坚持下其企图落空，只能无可奈何地单方宣布：虽然美国将参加有“共产党中国”出席的日内瓦会议，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

1954年2月，中国政府接到邀请后，毛泽东决定派周恩来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极其复杂的多边外交舞台。

会议从4月26日开到7月21日，中间休会不短时间。参会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讨论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时，表示日内瓦会议是一种拖延性行动，透露出没有诚意解决和平的心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则明确本次会议的工作“目标图”，即：“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9]。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积极斡旋，协调各方，使这次会议最终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还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持续了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尽管在实质上成绩有限，但是，由于中国的努力，整体说来，取得了人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突破性成果。

回国后，周恩来在会议总结报告中，谈了自己的认识：“日内瓦会议的成就证明，国际争端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的。”[10]在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后，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国际战略作出了新的估计：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11]。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邀请在场的各国记者，一起欣赏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发给各国记者的请柬上，周恩来只写下了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2]观影后，一位美国记者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现在不要战争，要工业化。

1954年6月，周恩来还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空隙，访问了印度首都新德里。早在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中印两国边界谈判中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13]在此次访问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进了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印联合声明指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双边外交，也适用于处理一般国际关系。几天后，周恩来访问缅甸，中缅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

如果说1954年的内日瓦会议是新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首秀”，那么，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新中国则因第一次扮演大型国际会议的“主角”，而受到世界的瞩目和尊重。

亚非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29个亚洲和非洲国家联合举行的国际会议，与会国家的人口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

毛泽东决定：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出席的还是周恩来。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方针是：争取扩大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关系创造条件。

不少西方国家对亚非会议并不看好，甚至抱有敌视，说亚非会议“算不得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渲染参加国间的分歧，预测会议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美国媒体甚至发表了所谓“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的评论，意在离间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

会议召开后，气氛确实有些紧张。当时担任大会主席的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担心，因东西方矛盾的爆发，“会议就可能成为冲突的冷战场所”[14]。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另外作一个补充发言。

正是在这个补充发言中，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方针。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15]。

新中国的坦诚和友谊赢得了与会者的理解和尊重。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新闻报道写到：“周恩来是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16]菲律宾外长罗摩洛则说：“周恩来是我去的时候的敌人，回来的时候的朋友。”[17]

亚非会议通过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蓝本的处理各国关系的十项原则。由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明确为：新中国为世界冷战格局中的国际社会实现和平提供的中国方案。

据统计，到1976年，有90多个国家在同中国共同发表的文件中，都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后来还被应用于一个又一个的中外条约，事实上成为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会后不久，印尼总理访问中国。毛泽东在会见时表示：“中国是作为一个亚非国家参加这次会议的，以这种身份中国也尽了一份力量。”[18]毛泽东还不无幽默地说，西方国家几百年以来，由于进行长期的侵略，它们对亚非两洲产生一种心理，轻视落后国家。他们说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拿肤色来区分，就好像说有色金属那样。我们这些“有色金属”是会膨胀起来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略别人。但“有色金属”是更有价值的，因为有色金属包括金、银、铜、锡等[19]。

“两个国际会议，一个中国方案”，成为新中国打破美国对华封锁包围网的最好注脚。新中国成立时倒向苏联的一边，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间曾出现第1次建交高潮。亚非会议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与30多个国家建交，迎来第2次建交高潮。这次建交高潮，使新中国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开拓出新的国际空间，朋友圈越来越大。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在二战中享誉盛名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两度访问中国。1961年10月，刚刚在上个月结束第二次访华之旅的蒙哥马利，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写下了访华感悟：

这个国家的人民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他们聪明而苦干，可能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西方世界最好还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维持友好关系；这个国家需要以平等相待；它在一定时期内将成为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强国。一个伟大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正在前进[20]。

结语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很多时候，当我们回望历史越多，向前看得也就越远。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新中国，打破了美国的封锁包围圈，并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自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两国关系进入了长达30年的友谊期，尽管期间苏东剧变，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发生改变，但是，经贸合作成为了保持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压舱石。直到2010年美国奥巴马政府采取“重返亚太”战略，意图平衡和防范中国崛起，两国在台海、南海、军售等问题上一度关系紧张，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中国明确为“竞争对手”，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将两国争端逐步扩散至情报网络、军事安全、国际政治空间等领域，造成“大国间政治悲剧”的风险在增加，世人担忧中美两国将陷入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

在历史激荡时刻，中美关系的走向，既是关乎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安全问题，也是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发展问题。新时代下，引领中美两国关系良性发展，对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是一个重大命题考验，一方面，必须用战略思维看待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做好应对方案。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形势，我们要在战略高度上加以重视，直面危局，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要做好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析研判，警惕美国政府倒退回过去的“遏制接触”甚至是“遏制孤立”的对华政策，提前制定相应的反制方案；在反制过程中要做到有理有力有节，既要能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又能够争取将中美关系拉回到良性的发展轨道中。另一方面，解决中美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中国自身。中美贸易战暴露出中国自身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不能选择无视。在某种程度上，如果通过问题倒逼改革，中国将迎来一次通过“自我革命”来推动“社会革命”的重要战略机遇。我们要有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担当，敢于啃硬骨头，勇于打破利益藩篱，切实将经济体制、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问题解决到位。如此一来，不仅有利于破解中美两国面临的共识困境，化解“修昔底德陷阱”风险，对中国自身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将更加通达。

探索破解中美关系困境，为当下中美外交工作提供些许有益借鉴，正是我们回望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突围战”历程的意义所在。

注释：

[1]《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5页。

[2]《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4]李庆山：《国门亮剑：抗美援朝纪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页。

[5]《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45页。

[6]《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1页。

[7]《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8]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9]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7页。

[10]《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