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瞿秋白、方志敏等：追求真理，初心相通 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瞿秋白是毛泽东经常对其表现出深情的一位。尽管毛泽东也说过他早年对陈独秀的崇敬之情，但那更多地具有理性方面的含义，而不是个人关系、感情方面的含义。而对瞿秋白，毛泽东则不止一次流露出一种感情。这种情感的来由有其历史渊源。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作为一起列名于孙中山亲笔手书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名单上的瞿秋白和毛泽东，在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过程中接触和共事的时间不少。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则是从不视事的汪精卫），瞿秋白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国民革命高潮中，二人都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奔波进行革命活动。 在1927年大革命高潮中，瞿秋白对毛泽东指导的农民运动大力支持。当时，随着北伐的进展，广东、两湖的农民运动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农民运动受到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路线的攻击指责，为驳斥反对农运的论调，毛泽东在深入农村调查之后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当时在国共两党内都有微词、受到指责的农运作出了自己的肯定评价。但这篇文章在党的机关刊《向导》上只发表了一半就被党内持“正统”观点的人所阻止。当时瞿秋白正在武汉忙于党的五大的筹备工作，他看到毛泽东这篇文章后，立即肯定了它对现实斗争的重要意义，指示党领导下的长江书局将毛的著作作为单行本全文出版，并亲自将它改名为《湖南农民革命》，作为计划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并为之写了长篇序言，作了高度评价。序文中的一些话，连用语都与毛泽东相似。 毛泽东对瞿秋白同样赞许与怀念不已。瞿秋白28岁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他学识渊博，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而非常令人惋惜的是，1935年2月他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和萧三谈到党的文化工作时，想到了瞿秋白，感慨地说：“如果秋白同志还活着，就好了。他懂文艺，文化素养高，让他来管文艺，再好不过了。”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时，12月31日，毛泽东为该书欣然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毛泽东在这段深情的话里言简意赅地点出了瞿秋白的三个特点：文化素养、不屈意志、善于思考，并号召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年们要向瞿秋白学习。 毛泽东同方志敏也不仅仅是一般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而且每当革命的转折关头都有相似的远见卓识。在大革命浪潮、土地革命烽烟中，志相同、心相通，并肩战斗锻铸了挚情厚谊。 首先，这两位职业革命家在农民问题上产生了共识。1927年3月下旬由毛泽东、邓演达主持的中央农委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方志敏参会。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武汉《国民日报》摘发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方志敏发言中对湖南的农民革命充分肯定并表示支持，完全赞同关于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并联系江西的反革命大屠杀大声疾呼：“一切革命的人们必须以铁拳加诸右派狼子身上，任何对右派的姑息，都是对革命的自戕。”这个精彩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赞许。为此，毛泽东还特邀方志敏到中央农运讲习所向全体学员作演讲，反击右派，以正视听。该会议决定建立农民武装、土地重新分配等30多个提案。毛、方及彭湃等13人被推选为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 其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方志敏回到家乡“重起炉灶再干”。方志敏等在赣东北领导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及在中央苏区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实践，虽各具特色，但他们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脉络却是一致的。他们的实践和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1935年8月，方志敏在南昌惨遭蒋介石杀害，年仅36岁。毛泽东得知噩耗十分悲痛。全国解放后，他仍常常叨念着这位杰出的闽浙皖赣根据地创始人、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纯生前撰文回忆道：“毛主席多次对我说过：方志敏牺牲了，很可惜，是王明路线断送了他……”汪东兴也撰文说，毛主席常常怀念方志敏，称赞他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人，他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 同仇鳌、周世钊等：喜处诤友，逆耳砥砺 先贤有句老话：能媚我者必能害我，宜加意防之；肯规予者必肯助予，宜倾心听之。毛泽东深谙其中的道理。 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仇鳌，比毛泽东大十多岁，但二人交往很深。1921年至1922年仇鳌曾鼎力帮助毛泽东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1949年，又按毛泽东之意大力协助程潜谋求湖南和平解放。 1949年8月，毛泽东电邀仇鳌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商建国大计。时值仇鳌因肺癌切除半肺后隐居故乡汨罗乡村，他给毛泽东回电辞谢。10月，毛泽东又亲笔去函邀请，并请湖南省军区派人去汨罗乡下寻访。仇鳌深为感动，不便再辞，于当月赴京。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为他洗尘。毛泽东说：“对我们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忘记的。”1950年2月，毛泽东请仇鳌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他又托辞老病以谢。毛泽东风趣地说：“你去挂个名嘛！人们常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你只开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起身走嘛！” 1951年，中共诞生30周年前夕，仇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在历叙旧谊后直言相谏： 将马恩列斯及你的著作深刻研究，大足以创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朽。从来讲主义、谈政治，在宣传的革命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
建国伊始仇鳌就能提出如此诚挚中肯意见，足见其胸中有真知灼见，韬略不凡。而且针砭时弊，箴言相规，真正做到了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可称其为诤友。无怪毛泽东看信后回复说：“共产党就是需要你老这样的诤友。” 从此二人来往更加密切，谈话契合，竟日不厌。1956年仇鳌夫妇结婚60年纪念，毛泽东叫人送君山毛尖茶两盒、茅台老窖两瓶、高丽参两枝以示庆贺。1957年，仇鳌胸部剧痛，毛泽东亲自过问治疗，手术后又亲往医院看望，赠送燕窝、银耳等并特批每月给300元生活补助费，待仇鳌康复出院后又到他家中与他合影留念。毛泽东亲自从客厅搬出一张藤椅，扶老人端坐于上，自己立在老人身后。毛泽东还在照片上亲笔题词。仇鳌将它挂在客厅正中，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周世钊与毛泽东有着“三同”（同乡、同学与同事）与“三友”（会友、文友与诗友）的关系，有着许多共同的观点、思想和经历，然而他也从不掩饰自己与毛泽东的不同观点与思想。 1959年，周世钊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到北京开会期间，毛泽东不论工作多么繁忙，总要设法抽时间约他见面叙谈一次。 196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周世钊并交流了民主党派问题。他谈及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时，周世钊问：“您这个长期共存要长到何时呀？”毛泽东解释说：“所谓长期共存就是说，中共和各个民主党派不是在同一个时候产生的，但要在同一时候消亡。你学过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党、阶级的论述吗？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将来全世界都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世界大同以后，国家就会自然而然消亡了。到了那时，共产党消亡了，各个民主党派自然也就消亡了——长就长到这个时候。”
周世钊认真听后又质疑：“我们这些党外人士安排为副省长是配像的，是做样子给人家看的。我是有职无权，名义上我是个副省长，实际上我的权就是做民主党派的工作，除此以外别无他权。名义上分给我管教育工作，实际上教育工作的情况我无权过问，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什么文件也看不到。”毛泽东一听十分吃惊：“有这样的事啊！我设法告诉张平化，要他们以后就教育方面的问题和你多商量，有关文件也要送给你看。”周世钊从北京返回的第3天，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的负责同志就送来一些党内外的文件给他看。数天后，省委书记张平化也专程看望他，鼓励他大胆积极工作。 “文革”期间，周世钊曾向毛泽东汇报了长沙“六六惨案”的有关实情。毛泽东叹了口气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大革命，是一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革命。用不着争争吵吵，更用不着武斗，那样只能让阶级敌人有机可乘，对广大革命群众是不利的。”周世钊又谈了前不久在北大清华所见：“我看见在这两个大学里，主席的语录很多，在清华大学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主席的塑像，有的还塑得很好，很像主席的相貌。”毛泽东听后显得有些无奈：“我很讨厌那些东西。到处搞些语录干什么呀！我早就跟他们讲过，不要到处搞语录，不要到处搞红色海洋，不要搞那么多的红本本，那是极大的浪费。他们就是不听我的。现在他们又到处搞什么毛主席塑像，说这是对主席的什么忠忠忠。我看他们那样搞并不是对我的什么忠，他们是要我站岗。”听到这里，周世钊不免笑起来。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