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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

2019-1-5 01:40|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8550| 评论: 6|原作者: 远航一号

摘要: 佳士工人争取建立工会的斗争失败以后,在马列毛左派内部关于此次斗争经验教训的讨论中,很多同志都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政治专制),要不要进行公开合法斗争?怎样进行公开合法斗争?

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

 

远航一号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 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

 

       佳士工人争取建立工会的斗争失败以后,在马列毛左派内部关于此次斗争经验教训的讨论中,很多同志都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政治专制),要不要进行公开合法斗争?怎样进行公开合法斗争?

       首先,必须要澄清一个概念,公开斗争不等于合法斗争。合法斗争一般来说也是公开的,但是公开斗争却往往不是“合法”的。比如,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工人斗争和群众维权斗争,必然要有大量普通群众参加,因而必然采取公开的形式。但是,这些斗争是“合法”的吗?虽然中国现行宪法承认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但是,在各种具体法律中(如《刑法》规定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社会秩序罪等)、在中央政府颁布的各种“政策”和“意见”中、在各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的各种法规中,实际上严厉限制人民群众的上述自由;而对于一切危害资产阶级财产权的“群体事件”,当局实际上是完全禁止,对于较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则通常都要出动专政机关给予镇压。所以,中国目前绝大部分的群众斗争虽然都是公开的,但实际上都是不合法的,就是说,不合资产阶级的“法”。但是,这不等于说,群众斗争就不可以进行,更不是说,群众斗争不可以取得胜利。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使用专政机关的能力不是无限的,而是有代价、有条件的。由于财力人力的限制,资产阶级的专政机关在同一个时间能够动用的军力警力只有有限的数量;一个省的警察乃至武警如果遇到较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或者同时发生的多起群众斗争,往往就捉襟见肘。对于一般的群众斗争,除非有上级死命令,警察是否出动,还要看涉及斗争的资本家平常与地方政府的亲疏远近、“上供”多少。另外,虽然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就是镇压劳动群众对资本家的反抗,但是对于其自身的“合法性”也不能完全不顾忌。这里所说的“合法性”,不是法律条文上合法与否或者对于一般社会舆论的顾虑,而是指某一次具体镇压可能给资产阶级国家带来的长远的副作用。任何一次镇压,一方面可能取得维护一小部分资本家利益的直接效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起着反面教育的作用,促使直接间接受到这次镇压影响的一部分群众抛弃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幻想,乃至成为未来变革的积极分子。对于这种反面教育的作用,资产阶级国家也不能不考虑,要尽可能地缩小它的范围和强度。所以,尽管资产阶级国家对于劳动群众的反抗总的来说是采取残酷镇压的政策,这种镇压,还是要受到资产阶级法律和“政策”的某些约束;比如,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人命。由于上述的这几方面原因,如果在特定的条件下,群众能够充分发动起来,所动员的目标既是明确的又是有限的,其所要求的让步在资本家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而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来说,镇压的代价又比较大,那么,群众斗争就可以取得一定的胜利。

关于群众如何进行公开但不合法的斗争,在现实斗争中,无论是新老工人还是其他劳动群众都积累了大量经验,此处不再赘述。这里要谈的,是在当前中国的政治条件下,怎样进行合法斗争。首先要了解的是,在当前中国,为了争取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直接而迫切的利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抛弃合法斗争的幻想,必须坚决依靠当时当地群众的力量进行不合法但公开的斗争。但是,即使在现在的中国,仍然可以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进行合法斗争。这里说的“合法”斗争,并不是纸面上合乎宪法和一般资产阶级法律的条文规定。在现在的中国,在纸面上是否合乎宪法和法律,与资产阶级国家在实际上会不会镇压只有十分间接且不确定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一般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都懂得;但是,只受过书本教育的左翼青年却往往不懂。除此以外,常常以“非政府组织”等名义组织起来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积极分子由于其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性,也往往不懂,或者虽然懂得了,却无法应用其经验教训。

这里说的“合法”斗争,是特指,在当前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根据长期政治实践以及大量生活常识可以判断资产阶级国家一般不会镇压或者至少不会轻易镇压的那种群众斗争。下面就以2018年初围绕广州工业大学读书会“八青年”网上追逃问题所开展的斗争为例,来说明一下一次比较成功的合法斗争是怎样进行的。

 

严元章与“八青年关注团”斗争策略的形成

对于这次斗争的实际情况,许多左派同志仍然不了解。现在,为了说明当时的斗争经过,尤其为了与佳士斗争失败的情况相对照,以利总结经验教训,有必要把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讲出来。我们知道,在“八青年”斗争初期,是有左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但是,到了2018年一月份,这次斗争就已经明确是由马列毛左派领导的。一月下旬号召成立“八青年关注团”的公开倡议书是由古老、吴老、勤德老、景刚同志、时迈同志等左派领袖领衔发起的;但是,在具体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实际上是严元章同志和左向前同志。特别是严元章同志,在确定此次斗争的基本策略方针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下面的内容,主要根据笔者个人记忆撰写而成,若干细节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是整个事件的基本脉络还是可以说清楚的;一切不准确或违反事实的地方,当然由笔者个人负责。)

说起严元章同志,很多青年同志还不了解,甚至还有人,以为他不过是一个关心老工人的普通积极分子,多年来“一事无成”。这样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严元章同志,在马列毛主义的队伍中,已经奋斗了二十多年,有着相当的理论素养和最丰富的实践经验,经历和处理过各种复杂情况,是中国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第一流实践家。他的工作成绩,不仅许多同志了解,就是对方,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承认的。过去,因为严元章同志本人的谦虚谨慎,我们对他的成绩宣传的不够。

2017年下半年,广州工业大学读书会被广东番禺警方破坏,其中四人被捕,另外四人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此后,以左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发出了一份措辞十分婉转、自由派立场较为突出的公开信。该公开信的呼吁重点,是要求解决作为原北大学生的张云帆的个人问题。公开信发出后不久,张云帆等四人被取保候审。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十分肯定,当时当局“从轻”处理张云帆等四人是出于什么考虑。但是,可以推断,当时当局并未把“八青年”当作重要而危险的活动家,而认为他们只是一般的热心青年。拘捕和释放,都是地方警察当局做出的决定。对于地方当局来说,纯政治性案件占用他们的大量警力资源,但是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并无直接关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这与直接威胁当地资本家利益的工人斗争有很大不同)。

张云帆等四人被取保候审后,又联络曾经在第一封公开信上联署的左右派知识分子,希望他们继续呼吁当局撤销对他们的“取保候审”措施。但是,原来在公开信上签名的知识分子都不抱积极态度,劝他们“见好就收”。在张云帆等四处碰壁以后,他们先是与正在北京的左向前同志取得了联系;经左介绍,由青鹰社的主要负责人面见严元章同志(严元章同志当时并不知道来人就是青鹰社负责人,来者用的是化名,但表示可以代表“八青年”)。在那次谈话中,严元章同志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斗争策略。

第一步,“八青年”应该公开打出马列毛主义的旗号,不要再依靠自由派知识分子,而要全心全意依靠左派群众。具体宣传策略上,不要突出张云帆及其北大背景,而要全面宣传“八青年”;公开的斗争目标,是要撤销取保候审和网上追逃。

第二步,在对“八青年”做全面宣传和发动左派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八青年关注团”,发表公开信。

最关键的是第三步(但这最后一步后来并没有落实)。在公开信发表数日以后,由当时被网上追逃的四名同志主动前往公安局“投案”。

为什么要有第三步,这是当时一些左派同志所不理解的。在内部交流中,严元章同志做了解释。根据以往的经验,没有理由认为,仅仅因为左派群众的公开信(无论联署者中包含多少“名人”),当局就会做出让步,哪怕是像撤销网上追逃那样微小的让步。所以,这次斗争的主要目的,对外是争取撤销取保候审和网上追逃,而实际的主要目的,只能是以此为契机,扩大马列毛左派的政治影响,不仅争得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而且从自由派手中夺得以争取一般资产阶级政治自由为目标的斗争的领导权。

为了真正达到这个目的,仅仅有前两步是不够的,而必须要有第三步。四青年如果果然去“投案”,我们估计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也是最有利的情况,四青年去了以后,出乎对方意料之外,对方决定不抓,只是要求四人办理一定手续,然后释放。如此,则斗争取得胜利,四人免除了后顾之忧,左派政治影响扩大。第二种情况,四青年去了以后,随即被羁押。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分析,读书会事件本身,尚未被当局认定为严重案件,且案件的“主犯”已经被取保候审,那么作为被网上追逃的四名“从犯”无论如何是不会“从重”处理的。所以,有很大的可能,四人被关一个短时期以后,当局便将他们草草结案、“教育释放”了事。

如果发生了第二种情况,一方面左派可以扩大宣传,另一方面,被捕四人可以得到锻炼,而他们不畏惧网上追逃、主动“投案”的英雄气概将大大鼓舞左派群众和进步青年,对于马列毛左派的政治影响十分有利。所以,无论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左派都可以取得胜利。

这里要说明一下,有的缺乏政治经验而尚未摆脱小资产阶级矫揉造作的青年朋友,可能会指责严元章同志冷酷无情、利用青年同志的牺牲来吃“人血馒头”。要奋斗,就要有牺牲。谭嗣同先生曾经说过,未曾有过革命而不流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吃“人血馒头”是世界革命的一般规律。当然,由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多年来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比以往要“文明”一些了。即使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下,做进步事业,虽然要冒牢狱之灾的危险,但一般来说已经没有性命之虞了。仅就牢狱之灾来说,严元章同志年轻时,曾经两度被捕,严元章同志的战友也有狱中斗争的经验。所以,要说吃“人血馒头”,那上面也有严元章同志本人的几滴血。

即使从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角度来说,如果四青年果然去主动“投案”了,出名、当英雄、积累政治资本的也是四青年,而严元章同志不过是一位不被海内外媒体提及的无名英雄罢了。

要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做进步事业,完全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为了事业的个人牺牲在许多时候是必要的,但是,要把牺牲的程度限制到最小,而把牺牲所能换来的胜利争取到最大。我们也不是完全反对宣传个人,英雄往往是普通群众认识并了解一个政治派别最直接、最具体的窗口。只要对扩大整个马列毛左派的政治影响有利,而被宣传的同志又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地对待荣誉,就可以并且应该大力宣传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左派英雄人物。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以四名同志被短时间关押为代价,换得左派在宣传方面的巨大胜利,在政治上是有利的;而一个短时期的狱中斗争经历,对于四名同志今后的成长,也将发挥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

 

“八青年关注团”的前前后后

上述斗争方案确定后,在北京的“八青年”代表也赞同。随后,便开始了全面宣传“八青年”的工作。这项工作,是从张云帆的“我的自白书”发表开始的。这份“我的自白书”在发表之前,曾经严元章同志多次修改。

在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中,“八青年”十分积极,动员了他们本身以及他们背后的青年团体的各种技术和宣传手段。“八青年”的事迹迅速传播,广大左派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接下来,严元章、左向前等同志与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左派队伍中各个小组的代表人物直接联系,说明此次斗争的重要意义,争取到了所有起主要作用的老同志及左派内部除求是系以外其他各小组的支持。马列毛左派形成了空前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公开发起了“八青年关注团”。

“八青年关注团”的倡议书是由严元章等同志起草的,起草后,征得了三十几名发起人的同意。出于策略需要,在发起“八青年关注团”的倡议书中,在若干地方,引用了习近平先生的言论。此外,为了给整个计划中的第三步做铺垫,倡议书中提及,“关注团”将劝说被网上追逃的青年前往北京市公安局“主动说明情况”(我们提到北京市公安局,也是考虑到,万一发生不利情况,北京市的看守所比其他地方要“规矩”一些)。对此,一些青年同志表示不理解,在倡议书即将发表的当夜,还横生枝节,说我们没有“资格”替青年同志做决定(指前往公安局),而他们倒好像有“资格”可以强行修改已经由三十几名社会知名人士签署同意的倡议书。当时在北京的同志拿不定主意,严元章同志征求了其他同志的意见以后,坚决顶住了个别青年的无理要求。倡议书终于得以正常发表。

在倡议书发表后,张云帆突然代表“八青年”提出意见,认为我们软弱投降、青年同志接受不了。他们所掌握的宣传手段,对于这份倡议书,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不推广不宣传。由于他们的抵制,使得“关注团”倡议书发表后,在最初几天,签名联署的进度不如预期。这时,左向前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扭转了被动局面。数日后,倡议书获得了1500名各界群众的联署参加。

2018年一月底,倡议书发表后,按计划应当以“关注团”名义发表公开信。关于致公开信的对象,我们考虑,级别不宜太低,那样没有政治影响,但是也不宜太高,那样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只会给外界造成左派没有力量的印象。所以后来的公开信是致公安部长,职位不低但也不是太高,且取保候审、网上追逃等都属公安部管辖范围;我们致信公安部,名正言顺。

致公安部信,由严元章等同志起草,然后由在京的绝大部分“关注团”成员参加的大会通过。在会上,经部分老同志要求,决定该信只递交公安部,不在网上公开。以上工作做完后,在北京的同志准备安排向公安部递交。这时,远航一号同志提醒,这是以“关注团”名义递交的信,要替联署参加“关注团”的全体同志负责;尽管信件已经在京“关注团”成员大会通过,但并未经全体“关注团”成员同意;我们不能为了单纯图方便,就违反工作原则。于是,掌握关注团信箱的同志紧急将已经在京“关注团”成员大会通过的致公安部信草稿发给全体“关注团”成员,并特别说明,凡是不同意的可以退出“关注团”。后来,除个别几人声明不参加这封信(因而自动退出“关注团”) 以外,绝大多数同志都参加了这封信的联署。在北京的同志,根据“关注团”成员表态的情况对联署名单做了修改,随后,派代表向公安部信访处递交了联名信。

在完成了向公安部递交联名信的工作以后,本来,按照原计划,要进一步加大对“八青年”的宣传力度,然后被网上追逃的四青年要大张旗鼓地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投案”。严元章、左向前同志多次向“八青年”陈述了这样做的好处以及这样做了以后,风险、代价很可能极小。“八青年”当面也表示同意,但每次都以某种借口拖延下来。此事只好作罢。

原定策略中关键的第三步没有能够实现。这样,“关注团”事实上就已经失去了主动手段,而只能被动等待对方的反应。与此同时,为了维持宣传力度,同时也为了解决“八青年”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决定由“关注团”出面发起为支持“八青年”坚持斗争、维持生活而进行的捐款活动。当时,为了确保捐款用于正当的目的,还指定勤德老与另外一位老同志监督捐款的使用。

到了春节前夕,广东警方派人来北京,联系被网上追逃的四青年,希望他们办理一定的手续,然后给他们结案。当时四青年坚决拒绝。到了春节期间,“八青年”从网上发现,原来对四青年的网上追逃已经撤销了;此前,广东警方通过一个中间人给“八青年”中一位主要人物也传递了同样的信息。

春节后,严元章等同志通过各种渠道,逐渐了解到,四青年的网上追逃已经撤销,便通过关注团信箱将此消息通知了全体“关注团”成员。这一消息发出后,“八青年”中的主要负责人大为不满,向严元章等同志提出“严正异议”。他们认为,广东警方撤销网上追逃是左翼“在舆论上对广东警方形成巨大压力”导致的结果,左派已经“占据十分主动”的地位;所以,决不能“偃旗息鼓”,而要“乘胜追击”、“宜将剩勇追穷寇”;要逼迫广东警方公开告知网上追逃已经撤销,这样“八青年”才能得到“光明正大的合法消息源”,使得“撤逃事件有一个高度政治性的光明正大的收尾”。他们认为,只要“关注团”再发公开信,左派群众再纷纷致电番禺警方,番禺警方就一定会“惊惧于”我们的压力,使得左派获得“政治上的全面胜利”,进而还能争取到“整个青年左翼今后的发展空间”。基于这个估计,“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应当对“关注团”封锁消息,“按照不知情持续斗争”;而严元章等同志向“关注团”通报情况,破坏了他们的计划,是没有与他们“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还说,如果严元章等同志不能与他们“意见统一,步调一致”,将涉及到严元章等同志“在左翼中的声望和名节”。

受严元章同志委托,远航一号同志给“八青年”代表回信,驳斥了“八青年”关于所谓“声望和名节”的荒唐论调。远航一号同志指出,虽然对方主动撤销网上追逃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但这并不表示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八青年”斗争,左派已经动员了几乎全部的可以公开的力量;而“八青年”捐款又在事实上吸收了左派的全部机动财力。如此大的左派力量长时间地暴露在资产阶级面前,其前途是很危险的。远航一号同志的警告,在几个月以后,不幸而言中(我们将在近日公开发表远航一号同志的这封信)。

在意识到严元章等同志无法接受他们的所谓“乘胜追击”的主张以后,“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单方面召集在北京的部分“关注团”成员开会,然后想以“关注团”的名义发表致公安部的公开信,提出要求广东警方道歉、严惩迫害“八青年”的责任人、赔偿“八青年”损失等不切实际的要求。严元章等同志了解到有关情况后,认为,以“关注团”名义发出的公开信,不可以轻易使用;频繁发出公开信,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要求,而又实现不了,不但不能显示左派的力量,反而会破坏左派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

当时事出紧急,远航一号同志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在红色中国网上公开发文,明确表示,一切未经正当程序、未经“关注团”全体成员同意的文件均不得以“关注团”的名义发布。经远航一号同志警告以后,“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有所克制,后来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向公安部递交了信件。

到了三月份,严元章、左向前同志多次提醒“八青年”,应该公布捐款的使用情况,但是“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迟迟不办,后来只公布了一个粗略的使用情况。在公布了“八青年”捐款的粗略使用情况以后,关注团信箱停止使用,“关注团”在事实上停止了工作。后来,听说“八青年”内部对于捐款的使用分歧很大,是造成“八青年”分裂的原因之一。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如果“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在捐款使用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种问题应当不是某些个人的滥用(就是说,不存在个人贪污行为),而是该负责人背后的某个组织从宗派主义的立场出发占用了这笔捐款。

 

“佳士声援团”斗争的失败:我们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虽然“八青年”(特别是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在2018年初的斗争中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总的来说,他们是站在马列毛主义的立场上、作为整个马列毛左派的一部分与当局进行了斗争,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八青年”主要负责人在“关注团”斗争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后来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短时间内恶性膨胀,并终于导致了“佳士声援团”斗争的失败。

       关于佳士工人的斗争和“佳士声援团”斗争的整个情况,严元章等同志不能说完全了解。但是,对于整个斗争,严元章等同志一直是关注的,与“声援团”的代表保持着交流,并尽了最大努力来减少“声援团”的损失。这里,仅把严元章等同志所了解的一部分情况做一个介绍。

       如红色中国网工作组在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中所指出的,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一般来说,以建立公开的、由工人民主控制的工会为直接目标的斗争是必然要失败的。所以,佳士工人要求组建工会的斗争,无论是佳士工人自发要求的产物还是经过左派青年“灌输”的结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另一方面,在珠三角地区,如果组织得当、目标合理,以具体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工人斗争仍然可以取得一定的胜利。比如,“声援团”大力宣传的尚杨雪同志,原来并非佳士工人,也非“声援团”成员,这次是因为替佳士工人打抱不平才与佳士的工人积极分子一起被捕的。在被捕前,尚杨雪同志曾经领导另外一个工厂的工人争取迁厂补偿并取得了胜利。可见,如果佳士工人能够以佳士资本家所谓“十八禁”中最为广大工人群众痛恨的某几项为主要斗争目标,是有可能给资本家造成一定的打击并给工人带来一些具体利益的。所谓没有“工会”,就不能搞斗争,这是一部分“声援团”同志在斗争已经失败以后仍然拒绝总结经验教训的托词。

       在十几名佳士工人积极分子被当地派出所抓走以后,应当说,佳士工人争取建立自主工会的斗争已经失败。这时,“八青年”背后的那个组织,不是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反而决定下更大的赌注,贸然决定发动整个左派来开展声援。

       对于大多数左派同志来说,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原“八青年”主要负责人利用“关注团”时期建立的关系,给几位发挥主要作用的老同志、乌有之乡还有严元章同志打电话,并广发信件,要求所有左派积极分子表态声援佳士工人。他们既不说明斗争的目的和计划,也不准备与左派各小组协调行动,只是单方面地要求别人无条件支持、无条件服从他们的调遣,谁不听从,谁就是“不革命”。许多左派同志在仓促之间表态支持,也有许多左派同志没有表态。然后,在几位老同志和严元章同志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就被宣布为是“佳士工人声援团”排名最靠前的几位成员。从此以后,原“八青年”背后的那个组织就打着“声援团”的名义随意发通知、发文件、发公开信,从来也没有征求名义上是“声援团”主要成员的几位同志的意见。所以,所谓“声援团”并非像“关注团”那样,有广泛的左派群众基础,也没有正当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而只不过是原“八青年”背后那个组织用来对外宣传的一个外壳罢了。

       到了八月初,“声援团”的颓势已显。严元章同志很着急。虽然严元章等同志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声援团”的错误路线,但是,严元章同志指出,这些青年同志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能减少一分损失就减少一分损失。当时,严元章等同志已经意识到,“声援团”的斗争形势已经好比1989年“六四”以前的情况,镇压迫在眉睫。严元章同志尽了最大努力,动员了他在体制内的关系,希望通过谈判的方法来尽可能实现声援学生的和平撤退。令人遗憾的是,严元章等同志始终无法联系到“声援团”的实际负责人,谈判的尝试无疾而终(他们的“严密组织”,瞒不了敌人,但是专门瞒自己的同志,左派同志谁也不清楚他们那里到底谁说话算数,有重大问题该找谁商量)。八月中旬,古老、严元章、原“八青年”主要负责人开会。古老明确批评了“声援团”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情况下、盲目扩大“声援”;严元章同志建议“声援团”能够主动撤退、减少损失。原“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在明确意识到斗争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仍然强行坚持全国各地的左派学生团体前往深圳“声援”,终于导致这些积极分子在七月底的镇压中全军覆没。

       八月底镇压后,“声援团”仍不放弃其冒进路线,一面指责左派同志没有为了他们“挺身而出”,一面自我评价“越战越强”,要对“广东黑警”开展“乘胜追击”,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镇压和更多的损失。

 

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怎样进行“合法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往的斗争经验表明,即使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下,劳动群众不仅可以为了争取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反抗压迫和剥削而开展斗争,而且还可以取得相当的胜利。这样的斗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既是公开的,又是“非法”的。这种“非法”,有的是形式上非法,即直接违反资产阶级的法律条文;有的是形式上不非法,但是根据社会经验和生活常识,人们都知道资产阶级政府是必然要设法镇压的。但是,只要当时当地的阶级力量对比对劳动群众有利,即使“非法”的斗争也可以取得胜利。

       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其他劳动群众和小资产阶级,也有可能为了某些目的而进行合法的斗争。合法斗争的前提,不是在形式上是否合乎资产阶级的法律条文,而关键是造成资产阶级不镇压或者不扩大镇压的条件。在“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中,严元章等同志实行了正确的斗争策略,那就是,在表面上以请愿的方式承认资产阶级当局的合法性(引用习言论),同时在对外宣传中,将“八青年”包装为虽然信奉马列毛主义但是主要从事社会公益、在政治上对当局无威胁的天真青年。虽然制定了这样的斗争策略,严元章等同志仍然认识到,仅仅依靠公开信和社会舆论是不可能真正给当局造成压力的;公开信和社会舆论的主要作用是扩大马列毛主义的宣传,所以左派和“八青年”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即四人主动去“投案”。但是,由于采取了上述的正确的斗争策略,就可以保证,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左派和“八青年”的损失也是十分有限的乃至微小的。

       相比之下,佳士工人的建会斗争已经直接危害到了资本家的利益,而“佳士声援团”的斗争则直接威胁到了深圳、广州一带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在此之前,“八青年”以及后来主要由原“八青年”主要负责人控制的时代先锋的高调宣传已经将自己的“革命”底色暴露无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合法斗争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声援团”同志的真实面目已经暴露了,资产阶级当局已经识别了他们的企图和目标,到了这个时候,再涂多少层保护色都没有用了。

       令人唏嘘的是,正是在“声援团”被镇压已成定局、合法斗争的条件已经完全不具备的时候,“声援团”的同志反而越发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所进行的是“合法”斗争。他们放下身段,用各种各样恳求和哀婉的文字向资产阶级的“中央”呼吁,乃至回顾起青鹰社某负责人被“中央领导”“亲切接见”的情形。相比起“八青年关注团”时期,他们对于在倡议书中引用习先生的一些言论都感到十分厌恶、不能容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在革命形势来临以前的整个时期,无论是非法斗争还是合法斗争,面对的都是占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可以利用一定的局部、暂时的有利条件争取到某些斗争的胜利,但是这样的有利条件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所以,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条件下的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都必须有明确的斗争目标,而斗争目标又必须是有限的,既要争取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一部分利益,又要避免触及对方的根本利益。作为整个力量对比占弱势的一方,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准确地评估当时当地的力量对比、随时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是斗争胜利的关键。

       在“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中,严元章等同志在一开始就确立了以扩大马列毛主义的宣传和政治影响为斗争的最基本的目标(即最低目标),而以争取广东警方撤销对四青年网上追逃为最高目标。以前者为最低目标,是因为前者的主动权完全把握在我们手里。以后者为最高目标,是因为我们不是广东警方的参谋长,撤销不撤销网上追逃,这个主动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完全掌握在对方手里。但是,这个让步,对于对方来说,并不是要紧的、致命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任何超出撤销网上追逃的各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则是不能实现的,反而会使左派陷入被动。比如,哪怕是要求广东警方公开道歉,如果番禺派出所长真的这样做了,他的派出所长就不要干了;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对方拼了命也要跟你对抗到底。

       在实际斗争中,虽然受到一些干扰,第一步和第二步都基本按原计划进行。但是,当“八青年”中的四青年拒绝实行第三步以后,“关注团”实际上已经部分地丧失了主动权。如果对方坚持不撤销网上追逃,我们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选择适当时机,组织撤退,结束“关注团”工作。但是,接下来,对方犯了错误,暗中撤销了网上追逃。这样,我们的最低和最高目标都得到了实现,主动权又回到我们手中。重新掌握主动权以后,把握斗争的度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当时,“八青年”主要负责人头脑发热,主张要“乘胜追击”,用舆论形成“巨大压力”,取得“一个高度政治性的光明正大的收尾”。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那就把刚刚侥幸回到我们手中的主动权又完全奉送回去了。因为一旦我们发起舆论的“巨大压力”,接下来,能不能得到一个“光明正大的收尾”就完全不是我们说了算,只能看资产阶级的脸色了。

       再来看佳士工人和“佳士声援团”的斗争,由于他们在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 建立公开的民主工会,所以每一步都陷入被动。他们先向资本家请愿搞工会,结果反而被资本家勾结黑社会迫害;然后他们又向必然要与资本家站在同一立场的警察当局求救,结果反而被警察当局抓捕;然后又幻想靠舆论声援、街头抗议就能够“营救”被捕的同志;最后,当失败已成定局时,又把多年积累起来的全国各地进步学生力量作为最后的赌注全部押上。每一步,他们制定的都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陷入被动以后,不但不反思,而是像屡赌屡输的赌徒那样,押上更大的赌注,总是幻想“下一把”就能把“本儿”翻回来,结果终于全部输光。

       一支聪明的能打胜仗的军队,必须不仅懂得怎样冲锋,而且懂得怎样撤退。只知道冲锋而不知道撤退的军队是没有不打败仗的。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作为整体力量占弱势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一方,在斗争中经常要面临撤退的问题;掌握好撤退的时机,有利时可以确保斗争胜利成果(如“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不利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比如,在“佳士声援团”的斗争中,在一开始工人积极分子被黑社会迫害的时候,在一批工人积极分子被抓捕的时候,在国内外声援佳士斗争的各种舆论呼吁都不起作用的时候,负责任的领导人都应该组织撤退。

由于佳士斗争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制定的斗争目标就是错误的,一旦撤退,当然要忍痛放弃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工人积极分子可能指责他们“见死不救”、有些小资极左青年可能污蔑他们是“逃跑投降”)。但是,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有远见的领导人敢于负责、敢于担当骂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进步力量更大、更残酷的损失。不仅如此,只有及时撤退,才能不仅保全力量,而且夺回并保持主动权,重新寻找有利的时机、有利的战场,再发起新的有胜利可能的斗争。

 

       佳士工人的斗争与“佳士声援团”的斗争失败了。这次失败,暴露了由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组成的青年左派团体的严重局限性。但是,这次斗争,毕竟是表明,大批小资产阶级青年开始与现存社会秩序决裂并向马列毛主义靠拢;这次斗争,也标志着由马列毛主义者领导中国新工人斗争的时代开始了。尽管“佳士声援团”在这次斗争中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和错误的策略,但参加这次斗争的许多青年同志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给广大进步青年以巨大的鼓舞。我们相信,在经历了这次挫折以后,必然会有一批青年同志在政治上成熟起来,成为不仅能够勇敢地面对资产阶级镇压而且能够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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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項觀奇 2019-1-5 03:55
看到爭論。我認為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我們如何進行反對修正主義黨的鬥爭。像佳士這樣的鬥爭,是我們的鬥爭的大方向嗎?我還是贊成主席的意見。如給江青信的最後一段話。列寧再三強調經濟鬥爭還不是階級鬥爭,頂多是階級鬥爭的萌芽。我們曾支持這些青年的鬥爭,也有同志前往,但是,對於這樣的道路,這樣的犧牲,我是不贊成的。毛繼東組黨,王錚的活動,我都有保留,都曾當面表達了意見。我感到不符合實際,一是大方向,該做什麼,二是形勢,有沒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教條主義。和工人結合,也有個怎麼結合的問題。
引用 去伪存真 2019-1-2 23:04
曲项向天歌: 我觉得,这种文章应该发内参,而不应该登在网站上。
谁来确定内参发放名单?还没掌权就要在革命群众分享信息上搞等级制?毛主席文革中一个重要尝试,就是打破凡事下发保密级别严格的党内文件,而改用两报一刊文章,让全国人民都了解中央高层内部的路线分歧与斗争!
引用 曲项向天歌 2019-1-2 18:18
我觉得,这种文章应该发内参,而不应该登在网站上。
引用 nepal1996 2019-1-2 07:59
这才是有根有据地在进行总结和论战。不能总是用一些大字眼互相扔来扔去,那对澄清思想没什么作用。
引用 水边 2019-1-2 05:37
这样的文字就是2018年这一整年,从八青年到佳士的最宝贵的斗争经验总结。
这也是革命者最好的教材,里面全部都是严元章和远航一号同志对多年中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验归纳,不可不读。
引用 去伪存真 2019-1-2 02:33
这类内情公布很好、很有必要。现代监控技术如此发达,公开性应该是左翼活动的主要方式。所有的所谓“必要保密”,其实都只是对自己左翼同志以及社会同情关注者的单向保密,当局却随时能了如指掌。期待看到来自“八青年”方面的说明、解释、自我辩护乃至正当合理的批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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