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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战出奇制胜的“杀手锏”

2019-1-16 23:2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3226| 评论: 1|原作者: 贾根良|来自: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摘要: 特朗普的高关税恫吓是一只“纸老虎”,只要我国对2017年占对美出口约70%的两大类产品——机电类和纺织鞋帽家具类——征收高出口税就可以从容应对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挑衅,并将中美经济战转变为中国经济深刻性结构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
特朗普的高关税恫吓是一只“纸老虎”,只要我国对2017年占对美出口约70%的两大类产品——机电类和纺织鞋帽家具类——征收高出口税就可以从容应对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挑衅,并将中美经济战转变为中国经济深刻性结构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本文讨论了征收高出口关税对我国经济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在短期,我国对出口美国产品征收高出口关税,不仅不会增加政府开支,产品过剩没有增加,局部性的失业也将得到妥善解决,而且,平均每位农民工年收入反而增加8.67%,从而可以有力地扩大内需;在长期,出口税战略将导致中国经济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这包括中国的货币主权得到更完整的恢复,由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将为核心技术研发提供雄厚资金、支撑在农业振兴中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给民营企业减税以及解决社保基金养老金余额严重不足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战略将为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空间,为我国在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特别是集成电路方面的进口替代奠定基础,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选择。

征收高出口税:中美经济战出奇制胜的“杀手锏”

一、问题的提出:特朗普关税的“纸老虎”

早在2018年4月11日,笔者就已指出,美国战略家很清楚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进口关税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关税问题只不过是特朗普施放的烟雾弹而已,他的真正目的在于:一是给中国政府施压,利用其直接投资在中国国内压制中国价值链高端的发展;二是声东击西,迫使我国彻底开放金融市场[1]。其后,笔者又指出,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并非局限于关税战,而是包括技术战、知识产权战、投资战和货币金融战等在内的全面经济战争,因此,应对中美经济战只和美国打关税战无济于事,必须针对“美元霸权”和美国的投资保护主义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我国比美国更需要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保护价值链高端,保护国内市场[2]。问题的关键是:我国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2018年12月初,中美经济战形势陡然紧张,促使笔者提出了曾自称为“夺取战略性根本胜利的奇策异谋”——“出口税战略”[3],本文的目的即是对这一战略进行较为详细的初步讨论。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有必要简述美国对中国发动经济战的过程和主要事件。迄今为止,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18年3月23日开始,到“中兴事件”暂告结束为止。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基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指令有关部门对华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中美经济战正式开打。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①。5月15日,《华尔街日报》援引来自美国政府官员的内幕消息报道,美国放行中兴通讯的交换条件是中国放行高通收购恩智浦(NXP)的交易案以及取消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进口关税。据分析,一旦高通收购恩智浦成功,就会引发整个供应链的“恐慌”,对于中国国内正在快速发展的半导体行业是个沉重的打击。过去10年,中国在半导体行业至少投入了1500亿美元,希望获得在全球半导体行业中的领先地位,但目前这种行业政策导向已经开始影响美国在该行业的市场份额,所以说,这次重启审核可能会被审核通过,这对于本就脆弱的国内半导体行业来说将会被进一步压制发展空间[4]。2018年6月7日,中兴通讯在美国商务部的和解协议上签字,中兴通讯支付巨额罚款并接受美国向其派驻合规监督官,“中兴事件”暂告结束。

第二个阶段是从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出口产品加征进口关税开始,到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为止。2018年7月6日,美国政府开始对涉及中国出口到美国340亿美元的多种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8月23日,美国又对160亿美元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加征25%关税。中方反击措施是截至8月23日对等对美国的5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25%关税。9月24日,美国又增加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10%,并声称在2019年1月1日起将其增加至25%,如果中国实行反制,则再对267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①。但在2018年9月24日,中国已无法再采取对等关税措施了,因为按照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进口美国商品总额为1539亿美元,而按照美方统计,仅有1304亿美元②,所以实际可实施的措施是增加对美国出口到中国600亿美元商品征收5%~25%的关税。但令人费解的是:我国为什么不对美国的服务贸易征税?2016年,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为557亿美元②。

第三个阶段是从2018年12月1日开始到目前仍未结束的现阶段。据报道,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第一,中美停止互征新的关税;第二,在90天之内(也就是2019年3月2日前)中美两国就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网络盗窃、服务和农业以及结构性改革等问题展开谈判,如未达成协议,美国将已征收10%的2000亿美元来自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率提高到25%;第三,中国同意立即扩大对美国农产品、石油等进口,管控芬太尼,批准高通-恩智浦交易。在此之前,美国提出了一个要求中国答复的142个项目的清单,针对中国的答复,特朗普曾表示,仍有关键性的4~5项没有满足美国的要求[5]。据推测,这包括取消“中国制造2025”、国企问题以及不能挑战美国在半导体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等,美国提出的所谓结构性改革问题主要是指这些方面。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一直在步步紧逼,企图迫使中国对其提出的致命通牒“妥协投降”。中国谈判代表团似乎对其关税恫吓无计可施,只能与其艰难周旋。实际上,美国的这种高关税恫吓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而已。美国2018年7月开始对中国征收高关税,但8~11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1月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激增至创纪录的356亿美元[6]。虽然到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将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减少,但事实已经证明,特朗普的上述通牒只不过是赤裸裸的恫吓而已,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不减反增这一事实说明我国不应该答应特朗普的任何条件。即使美国在2019年3月2日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率提高到25%,对中国出口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笔者估计不会达到10年前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一半的影响: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比2008年下降13.9%,其中出口下降16%[7]。在笔者看来,美国提出的所谓中国强制性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和结构性改革等问题都是无端的指责和无理要求。

笔者一直主张,应对中美经济战,我国奉行的战略应该是毛泽东同志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思想。中国谈判代表团决不能被特朗普牵着鼻子走,更没有必要在美国所谓142项通牒清单上与其讨价还价。在这里,笔者做一假设:如果特朗普提出美国不再将2000亿美元产品的10%关税提高到25%,并承诺收回其142项通牒清单。那么,我国是否答应他呢?不答应。笔者建议,我国不仅应该取消现在已经实施的进口美国农产品和汽车的措施,拒绝批准高通-恩智浦交易,而且还应该对我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高达美国进口关税率3倍左右的出口关税。对于笔者的这一建议,绝大多数人可能感到不可思议,因此,这就有必要对这一战略的可行性进行一番研究。

二、战略打击: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出口税

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6年美国在商品贸易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占美国商品贸易总逆差的47%[8]。这里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美国这种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是否形成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严重依赖?如果中国对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出口关税,会不会导致美国国内工业消费品物价大幅度上涨?继续对美国农产品征收高关税会不会导致其大量滞销,引发美国农民的抗议?两者的共同作用会不会导致美国股票和债券暴跌?从而引发美国社会特别是支持特朗普上台的美国中下层民众对其强烈不满,最终迫使特朗普下台?即使笔者的这些假设都能成立,肯定仍会有很多人提出质疑:你这个馊主意定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它肯定会导致我国产品的大量滞销、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和劳动力的失业浪潮。而对于那些觉得笔者的建议似乎有道理的人可能会问:你这个计谋难道只是为了逼退特朗普吗?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是的,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绝佳历史机遇!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征收高额出口税战略是否成立?这一问题可留待后续回答。在这里,笔者首先讨论征税对象和税率的设定、征税的基础以及相配套的总体外贸战略等问题。

(一)征税对象和税率的设定

根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统计,占比排名前三类产品:第一,在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297亿美元的总金额中,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以下简称机电类)出口金额高达1985.39亿美元,占比为46.20%,该类产品在2015年占美国全部机电产品进口总额的39%左右,对华进口依赖程度很高[9]。而且,这类产品有一定技术含量,在一年甚至一年半之内很难被其他国家和美国本土生产商所替代。第二,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纺织品、鞋帽、家具和玩具等(以下简称纺织类)共计1094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23%,该类产品在2015年占美国全部该类产品进口总额的比例高达43%左右,对华依赖程度很高[9],短期内(至少6个月)难以从其他国家进口较大量的替代品。第三,杂项制品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11.88%。暂不考虑对杂项制品征收出口关税,2017年我国机电类和纺织类两大类产品就占对美出口的69.20%,征收出口税的总额共计3079.89亿美元。

针对我国上述两大类对美出口产品,笔者根据美国寻求替代品的难度设定不同的关税率,替代程度越高,征收的出口税就越低。第一,在机电类产品中,美国免征进口税的(如苹果手机等),中国对其征收85%的出口税;对于特朗普已征进口税25%的产品,中国再征收60%的出口税,因此,机电类产品总的关税率设定为85%。第二,纺织类产品的总关税率设定为55%,其基本构成如下:特朗普已征税10%的,中国再征收出口税45%;特朗普没有征收进口税的,我国征收出口税55%,总体关税率为55%。

(二)征税的基础

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出口税,存在着客观的基础。第一,中国以牺牲环境和资源等为代价,一直在贱卖其产品。第二,外资企业特别是美国经销商获得了超额垄断利润,它们对中国的出口税具有非常强的承受能力。第三,征税的好处不能让美国垄断,而应基本上由中国获得。以下两个案例取自我国官方研究报告《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

案例1:中国小家电产能占全球产能 80%以上,出口额约占全球的45%。2016年,中国小家电出口额为342亿美元,但基本上以代工为主,出口价格一般为终端市场零售价的1/4左右,有的甚至更低[10]。据此计算,美国分包商和经销商的经营管理、运输、销售和利润占终端市场零售价的3/4。

案例2:在中国出口的纺织服装、鞋帽等商品中,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获益占到商品整体利润的90%[10]。例如,中档羽绒服出口均价约每件40美元,美国市场终端销售价则在200美元左右,出口价是零售价的1/5。中国企业在加工环节的获利约占产品终端售价的1%~2%,获益非常有限,美国进口商是主要受益者[10]。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出口税可以迫使美国经销商给中国让利,我国不再允许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趾高气扬地宣称:“拿走利润,给中国留下GDP!”2010年,笔者曾针对这种状况,提出建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卡特尔的建议[11],但卡特尔的组织不易建设,实施成本也比较高,而提高出口关税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一问题。以案例2为例,原出口价格为40美元,如果我国对其征收55%的出口税,出口价格将上升为62美元,假定美国市场终端销售价仍为前述200美元,那么,美国运输商和经销商的成本和利润总计为138美元,仍是我国生产商出口价格的2倍多。

(三)总体外贸战略

上述征收出口税的措施需要一整套外贸战略与之相配套,这包括:①取消对美国出口的所有出口退税;②人民币汇率升值10%。自中美经济战以来,截至2018年12月中旬,人民币汇率已贬值12%以上。基本的思路是在人民币汇率升值10%后,维持汇率基本上保持不变。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幅度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在采取这两种措施后,对美国出口机电类产品总关税率为110%(征税85%+假定取消的出口退税率为15%+汇率升值10%);对美国出口日常消费品总的关税率为80%(征税55%+假定取消的出口退税率为15%+汇率升值10%),两大类出口产品简单非加权平均关税水平为95%。在半年至一年半之内,假定汇率稳定,再假定美国经销商和发包企业等减少25%的利润,从别国进口替代性商品抵消价格上涨25%,那么,美国国内同类商品物价上涨将是多少?45%!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物价总水平和消费物价将上升多少呢?只要消费物价上升15%就能达到对特朗普的战略打击目的。

此外,我国还应采取以下配套措施。第一,对稀土等大量有色金属征收高出口税,保护生态环境[12]。第二,继续对美国农产品征收高进口税,恢复进口农产品的国内生产,大力振兴农业,这是对粮食危机防患于未然的根本措施,其他理由还可参见笔者的相关研究[13]。第三,取消所有外资企业(包括合资企业)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退税,对出口到美国以外国家的中国企业仍保留新的出口退税政策,但宣布3~5年的调整期,5年后将全部取消。对内外资企业区别对待的原因是中国企业是发展中国家企业,不应给予外资企业在本国市场的国民待遇,特别是在中美经济摩擦加剧的非常时期更应该如此。第四,争取用5年左右时间实现我国进出口的基本平衡,也就是用5年左右时间将贸易顺差降低为0,对“一带一路”国家实施进口资源(逆差)、出口制成品(顺差)和略有逆差的贸易平衡战略。

(四)美国经销商寻求替代中国进口品的难度问题

笔者曾经指出,美国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形成了对进口中国商品的高度依赖,如果中国对其征收高额出口税,美国短期内(比如半年)很难从其他国家获取较大量进口,而美国国内恢复生产需要较长时间(比如1年)和更高成本(至少提高1倍)。问题是笔者的这种假定是否成立?这是实施高额出口税战略成功的关键问题。笔者在这里要问的是:什么叫高度依赖?即使不考虑产品质量,加工组装价值链从中国迁出并在别国重建、美国发放产品质量国际认证资格证书等各种进口手续难道不需要半年(纺织类产品)和1年(机电类产品)吗?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只引证一些相关看法。

对于机电类产品,曾有专家告诉笔者,出口美国需要很多门槛,例如,一个简单的LED灯,涉及三、四十个零部件,每个都必须要有条码和相关质量标准,美国如果要寻找这些产品的替代品,仅仅在对产品各个部件走流程化的审定上就得需要1年的时间,更何况目前全球很难找到从性价比上与中国制造相提并论的产品。对于纺织类产品,肖立晟、袁野使用“进口渗透率”的概念计算了美国目前免征进口税的产品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依赖程度,所谓进口渗透率是指进口产品销售额占国内市场总销售额的比重,在其计算中,进口渗透率超过50%的有:家具、玩具、运动用品、羽绒及其制品、帽类及其零件、鞋靴和其他纺织制成品等[14]。

针对美国经销商寻求替代中国进口品的难度问题,黄树东曾有如下论述:那些不可替代的产品美国则依然必须从中国进口,不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那些低端的可替代产品,有人认为可以完全被其他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或经济体替代,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低端产品的生产不可能由发达国家替代,且由于数量巨大,也不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替代。我们以印度和越南为例。印度的GDP约为2.2万亿~2.3万亿美元,5500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1/4左右,如果让印度1/4左右的经济转变成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这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无法在几年内完成。越南的GDP不到3000亿美元,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替代。要把5500亿美元产品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低水平的国家去,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和产业链在全球重新配置的过程。就算不是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内不现实。短期内,这种替代非常小,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非常小。总之,即使由于贸易战导致一些中国产品被替代,中国也有非常长的窗口期,来成功管理它和进行转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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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龙翔五洲 2019-1-16 23:29
应该是对中国输美的部分难以替代的产品提高出口税,像纺织鞋帽家具类产品有的是其他国家产品要竞争进入,难道要自断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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