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见闻与思考

访问锡金

我们在印度的行程，包括对锡金的访问。给我们开车的一个年轻司机家就是锡金的，他的妻子是大吉岭人，他们有一个六岁的儿子，休息的时候，他还把手机里的儿子和妻子的照片给我看。他跟我说，锡金比西孟加拉州富裕。锡金六十年代被印度吞并，是印度的一个特区。说是一个特区，是因为进入锡金需要特别通行证，可以在网上申请，只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到了边界处，被告知得申请许可证。印度负责当地接待的人显然也不知道这个规定，就要了我们的护照去办理许可证。他花了近一个小时才给我们办好了通行证。锡金的路并不好，跟西孟加拉的路差不多。路很窄，勉强能通过两辆车。个别地方，需要停下来给对面来的车让路。锡金入境处的公告上明文注明：中国人，巴基斯坦人，纳及利亚人禁止进入。中国人，巴基斯坦人不让进入可以理解，不知道为什么非洲的纳及利亚人也不让进入。

锡金的喇嘛庙

我们访问了锡金最大的喇嘛庙。这座喇嘛庙建在一座山上，有上千的僧侣在此修行。我们在庙里吃了斋饭，参观了庙里收藏的各种神器后，就开始与庙里的僧侣交流。这个庙的主持住在美国，这跟我们参观过的其他几个喇嘛庙的情况是一样的，创始人住在美国，由代理人主持庙务。我们一行十二个人，三个领队，九个队员，三个领队当中，有二个也是教授。我们坐一竖列，对面坐了大约十四五个喇嘛，其中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美国男子，说是从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来的，在印度已经住了十几年了。我们每人先介绍个人的情况，然后每人问一个问题，然后喇嘛们推选一人回答。我坐在我们这一排的倒数第二。我的队友们都很客气，问了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这个庙什么时候建的，经费何处来的，有多少僧侣，以及他们这个教派跟其他教派有什么不同。到我问的时候，我问他们僧侣生活的最高追求是什么？他们商量了半天，最后选出一个代表，他吞吞吐吐说了半天，无非如何克制人的欲望之类的泛泛之谈，最后说僧侣的最终目的不外乎追求幸福。我问他们克制欲望就能得到幸福吗？不知道苦难怎么知道什么是幸福？他们又说了好多老生常谈，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能回答我的问题。

交流完后，几个年轻的喇嘛出来找到我。说我问的问题很好，并说要问我同样的问题。我的人生最高追求是什么？我说我的人生追求，就是尽可能多的了解世界，了解体验人生，包括人世的酸甜苦辣，最终弄明白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我想这些年纪轻轻的喇嘛，还没有开始人生，根本不懂人生，就受人蛊惑，草率进入寺院，正像当年毛主席对达赖喇嘛所说的，不事生活资料的生产，也不事人的生产，还得靠别人的劳动来养活，他们对这个世界，对他们自己的社区有什么正面的的影响吗？美国米尼苏达州前州长，摔跤运动员杰西文图拉说得不错。宗教就是弱者逃避现实的避难所而已。

锡金大学政治系学者

在锡金期间，我们跟锡金大学政治系的教授们有一场交流。锡金大学还没有一个正规的校园，不同的系在不同的地方租的房子。政治系的教授，除了一二个人外，也都是在读博士生在教课，年纪都很轻，有一二个教印度政治制度的，有一两个教国际关系的，有两个做印中关系研究的。其中一个年轻的女教授，也是在读的博士生，口口声声讲因为中国一九六二年的侵略，中印关系不好，中国依仗自己的发展优势，不断挑起中印之间的边境紧张；并说中国应该小心，印度自己虽然打不过中国，但印度可以联合美国对付中国的侵略，到那时候中国后悔就晚了。

对她的言论，我感到必须有所回复。我说我在印度的这几天，多次听到中国是侵略者的言论，但我建议你看一下澳大利亚记者讷威尔马克斯威尔的书《印度的中国之战》以及印度军方1963年写的“汉德森布鲁克斯—波嘎塔报告”。马克斯威尔的书，就是根据印度军方的报告写出来的。印度军方的报告认为战争是印方挑起来的，印度政府至今不肯公布军方的这份报告。现在马克斯威尔把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公布了，希望她看看。我说中国政府现在很少提跟印度的战争，中国的中学生很少知道跟印度的这次战争，但是我在美国的印度学生，一直坚持中国是入侵者。其实中国人从来都没有把印度人看做竞争对手，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逝世前也曾告诫他的追随者，不要把中国人当敌人。两个民族和平共处了几千年了，这种威胁联合美国对付中国的言论对两国的关系，并对印度发展的需要，都是不利的。这个时候我们领队，制止我继续说下去，说时间不够了，我对他的制止很不满意。这样不符合交流的精神，我也不想把气氛弄糟了，但我对锡金大学的学者的言论很不满。印度政府至今仍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公开印度军方自己写的对战争原因分析的汉德森布鲁克斯—波嘎塔报告。马克斯维尔的书尽管在印度有出版，但看来看到的人也不多。

跟印度司机的交流

在印度的十几天里，有三个印度年轻人给我们开车，两个三十多岁，一个二十多岁。他们三个是朋友，一块做生意。印度人城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公共交通，出门就是坐越野车，越野车是当地的主要交通工具。印度人在一辆越野车里可以挤下七八个人，我们十二人就租了三辆越野车。这三个年轻人开车技术真不错，就像中国四川贵州一带的司机，在山路土路上开车练出来了。有些路不好走，雨天，雾大的时候，他们也照旧开。我有时候很担心，但他们很自信。印度警察经常检查他们的驾驶执照，通行证。有一次，我们的司机被警察叫停，看他的执照。结果他的通行证过期一天，让警察罚款二千卢比，大概合三十美元。那个司机说这个钱就进了警察的腰包里呢。他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不知道是否是真假，但他的通行证确实过期了。

这三个印度司机中的年长的那一位，对中国很感兴趣，我也愿意跟他交流。一天，我们到了目的地后，他没有马上走，他让我拍着自己胸膛告诉他，中国是不是比印度发展的好，如果中国发展的比印度好，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说你既然让我拍着胸膛告诉你，那我就坦白的告诉你，印度根本没法跟中国比，中国至少领先印度四十年。四十年前，我上大学前的农村老家就已经比现在的印度领先了很多。我说一九五零年，中国跟印度差不多，印度可能还比中国先进一点，两国的人均寿命是一样的。但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69岁，而印度只达到了50岁。在不到三十年里，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领先印度二十年了。

至于原因吗，我认为主要是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给农民分了土地，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了国家主人。而你们印度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旧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宗教领袖阶级，还在压迫着你们印度人。你们印度的一些穷人见到和尚，还跪下来，亲吻他们的脚，这种事在中国很难发生的。

那个司机听了我的话，陷于沉思，然后说，你说的话我明白了。他说我们现在每年都得给我们的印度庙的教主捐钱，要很多钱，六千卢比。有的庙，特别是喇嘛庙，要的更多，要几万卢比。我跟我们的guru（个人的宗教教师）说，你教我们行善，做好人，都是好意，但我们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了。

看来没有人愿意向教主捐钱，特别是自己入不敷出的时候。许多人认为宗教教人向善，其实我们还需要别人教我们向善吗？没人教就不会向善吗？那些作恶的人是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向善吗？显然不是那么简单。实际上那些印度教的教主，喇嘛教的创始人，还有一些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教士，跟那些在商业上打拼的企业家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企业家赚钱靠的是卖能摸得着的商品或服务，教主和牧师们卖的是摸不着的精神方面的东西而已。曾经有一个台湾朋友对我说，盖庙是最赚钱的买卖。我想他说的没错，世界上没有比传教更赚钱的买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让人自愿打开钱包把钱捐给你，世界上还有更好的买卖吗？

大吉岭地区的社会和经济

我们在大吉岭地区活动多日，期间除了参观了许多喇嘛庙，印度庙，基督教，天主教教堂外，也到一些住家参观，访问。这个地区没有什么产业，山地很多，雨水很多，林木很茂盛。但除了一些茶场，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农业活动。在大吉岭的广场上，除了一些游客，还有很多当地的年轻人在游荡。我跟其中两个年轻男子交谈了一会，他们说他们大学毕业十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他们说他们都结婚了，而且有孩子，就靠妻子一个人的收入养家。他们还在找事干，但没有合适的工作。我就这个问题问了接待我们的一位当地的大学教授，他认为好多年轻人没有工作，是因为他们懒，不想干体力活。看来印度，还有美国同样存在的毛病。大学毕业了的人，就不想再干体力活了。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制度，应该把没有事情做得年轻人组织起来，干一些对社区有意的事情，让他们感到是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人。但可惜今天的印度，美国，都没有这样的政府机构。

临别赠言

我们在印度考察了短短的十几天，这期间跟印度大学里的师生，喇嘛庙，印度庙里，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们，以及印度社会中的各色各样的人进行了有限的接触，对印度多了一些的感性的认识。离开印度的那一天，接待我们的那所大学，对我们十几个人单个，和集体进行了采访，让我们留下临别赠言。

作为学者，我不愿意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坦白的说了我自己对印度的看法，我的英语书《文革中的教育改革》被翻译成孟加拉语，有些印度人看过我的书。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些印度人社区，曾经请我去讲过两次课。一个印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还请我和另外两位中国学者写了有关中国的文章，他们结集出了一本书，在印度，和马来西亚出版了。他们说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中国和印度两个古老的文明，在二十世纪里一个产生出甘地，一个产生出毛泽东。甘地被西方世界过分的吹捧，但对印度社会，对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而毛泽东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极力丑化，但毛泽东领导被西方欺辱，践踏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民，通过不懈的努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政府，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当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无视中国的警告，逼近中国边界，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毅然出兵朝鲜。以劣势装备，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以南，为北朝鲜这样一个同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盟友主持了正义，维护了世界和平，也为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长了志气。因为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轨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来印度之前，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回答我的印度朋友的问题。来印度看到印度的众多教堂，庙宇，见到印度的下层人民还在跪下了亲吻和尚的脚丫的时候，我明白了毛泽东的意义，我明白中国革命的意义，我明白了解放的意义。以前中国政府用“解放”来演绎中国革命的意义，。我不明白。看到了今天的印度，我明白了。我的老家山东省即墨县的县城，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一九四九前的县城小的很，就一条大街，但却有七十二座庙宇，各种各样的庙宇，五花八门，多元的很，还有几十座贞节牌坊。这些庙宇和牌坊，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迹都在革命的过程中，被人民自己给摧毁了。

今天在中国，在世界上，还有人在为中国革命的破坏作用而惋惜。在我的老家，也有个别老人对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庙宇和牌坊被拆掉感到不满。他们不明白，不破不立的道理。他们不明白旧的东西总要被新的东西所取代，这是历史规律，这就是历史。革命用暴力的手段，摧毁了旧世界，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过去的七十年里，中国人民爆发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而印度虽然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独立，但印度从殖民统治向独立建国的过程不是革命性的。只是殖民主义精英换成了本土的精英，这个本土的精英是依附于殖民精英的精英。他们没法跟殖民地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决裂，他们没有能力对过去的旧文化和旧体制进行批判，殖民地时期的传统文化的精英，经济精英一直没有被推翻，今天仍然在继续着他们对印度社会的控制。

采访者问我印度是否需要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说这个问题只有印度人民自己才能回答，别人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印度是否会发生革命，也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越来越多的印度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社会需要革命性改变的时候，革命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