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像一位严峻的考官。不管你是何人,上至皇帝国君,下至平民百姓,只要你遇到历史的考试,你都必须交出答卷,而且,这位历史考官的裁判,从来是只认历史的法则,不管世俗的潜规则的。 历史又很会捉弄人。谁也不会想到。十八大快召开了,一个本不是问题的王立军问题,竟演化成了迫害薄熙来的闹剧。一向提倡“不折腾”的总书记,这次可真是自找麻烦,自己折腾起自己来了。这好像是历史的玩笑,其实又是历史的必然。 于是,薄熙来问题,就成了快要交班的总书记面临的一次考试,也成了快要接班的副主席面临的一次考试。而且,进退维谷,题目似乎不好解,很有点大考的味道。弄不好,考砸了,历史考官就会给个令人恐怖的宣判:身败名裂。 我替总书记担心,更替接班人担心。走出这样一步臭棋的人,难免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我也很有点“革命派”批判的“救党”心态了。 一 考题之一是“路线” 自3。14日总理发难,3。15事变,闹来闹去,闹到今天,闹的到底是什么?是路线。 道理还是毛主席反复强调的。路线这个东西,是阶级利益、方针、政策的集中表现。社会发展方向,是路线决定的;社会发展道路,也是路线决定的。路线是任何一个阶级、政党的生命线,路线决定一切。丢了路线,就丢了一切。这政策,那政策,一切政策,体现的都是路线,都来自路线。 为什么要讲党内路线斗争?因为党内发生的一切严重的政治斗争,归根结底,都是路线斗争。就是一般的阶级斗争,也总是在一定路线指导下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路线斗争并不局限于党内。毛泽东拿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蒋介石则拿出了《中国之命运》。这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决定着中国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叫路线,叫主义,叫战略策略,叫法不同,实质一样,都是讲的政治,而且是最高最集中的政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主席说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从这个道理出发看问题,总理3月14日答记者问的说法,最权威,最明确。和薄熙来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总理有个特点,有时敢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例如说,我们政治体制的最大弊端是党政不分,一把手缺少监督,等等,就是恰中要害的。我说过,薄熙来是不敢说这个话的,总理敢说。但他要的政改的方向,却是资产阶级“普世”那一套,这又是我们不能赞成的。这次,总理说得也算坦率。他在告诫重庆党政领导必须“反思”之后,专门讲了党的政治路线,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说薄熙来犯了路线错误,和薄熙来的斗争是路线斗争。 随后的事实正是这样的,重庆的新的领导,从来没有正面肯定薄熙来的工作,也没有沿用原来的一系列政策,不能说全部推倒重来,至少是在另搞一套。这不是贯彻路线斗争是什么? 尽管《人民日报》等喉舌,连续发文说薄熙来事件不是政治斗争、路线斗争,而是刑事案件,但是,人民再听话、再傻、再会受愚弄,这点道道还是看得出来的。就算看不出,还感觉不到吗?古人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道一变,天自然也变,人民最感受到的是利益大变。这是一张破报纸掩盖不住的。 总理的意见告诉我们,修正主义执政者是敏锐的,他们本能地看到了薄熙来的危险,看到了“重庆经验”的危险。他们感到薄熙来所作的一切、所谓“重庆经验”,将是对修正主义路线的否定。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他们所以果断下手的原因也在这里。 劳动人民的感受和统治者正相反。劳动人民从自己的切身利害中感受到了薄熙来的立场在劳动人民一边,感受到了“重庆经验”的价值和本质在于为劳动人民谋利益,这是人民奋起反抗、保卫薄熙来的根本原因。在一个高度专制,高度政治冷淡的国度里,人民能对薄熙来燃起这分热情,实在难能可贵。薄熙来在落难后,对前去看望他的92岁的小学班主任关老师说,“我无非是想替老百姓做点事”。薄熙来不负老师教诲,是作到了这一点的。而人民也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一个“为人民做点事”的干部,人民不会忘记他,不会抛弃它,不能不保他。 关于“重庆经验”的事实是大量的,也是清楚的,这样的网文已经发表的够多了,无须我再重复。问题不在事实,正是面对同样的事实,修正主义执政者和劳动人民必然地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和不同的政治态度。这是利益使然,这是阶级分化使然,这是阶级斗争。 薄熙来是小心的。薄熙来本人从来没有说过“重庆模式”,而是明确反对这样说,就是“重庆经验”的提法,也是中央用语。那些帮倒忙的高帽子,是不负责任的“旗手”、精英强加给重庆的,薄熙来倒台,他们有一定责任。而现在,不仅高调,就是低调,也没有了,“大众民主”也不要了,至于像那位最能体现文人无行的某先生,则立即反咬一口,做了一番丑恶的表演。慌什么?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薄熙来路线。总理过虑了,又犯了乱整人、乱上纲的旧病。薄熙来从来没有和中央的路线对抗。他总是说是照胡锦涛同志的3。14总体布署办事的,实际也是。只是落实这一总体布署时,在措施上、政策上,搞了一些新的探索,而这些探索,大多还是党的优良传统的继续,是马列毛主义的付诸实际,只是多年不这样做了,现在一做,觉得有些新鲜,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怎么也看不惯。 这有两种意见为证。 正因为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重庆经验”还有很大的局限,所以我们的“革命派”总是说,薄熙来不过是搞资产阶级改良,甚至说是搞资产阶级欺骗。这当然是一种迟钝的眼光。但能说明“重庆经验”的局限。薄熙来不是“造反派”,绝没有犯上作乱。 还有这样一种解释。说重庆经验既不是左派的作法,也不是右派的作法,是超出左右之分的一种新的探讨。过去在重庆大概还开过这样的讨论会。这也说明,重庆经验根本没有明确举起左派或毛派的旗帜,极而言之,不过是在探讨解决特色理论难于解决的困难。 这两种对重庆经验的评论证明,说薄熙来路线,说薄熙来另搞一套,说薄熙来搞独立王国,都是言过其实,都是欲加之罪。真要想对抗,想作乱,他何必请中央大员到重庆考察、调研,认真、如实汇报,诚恳、虚心接受指导。就是面对年纪比自己小几岁的习近平,也俨然以下级自居,不敢僭越一步。谈何野心?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任何的阴谋诡计。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面对重庆经验,遇到的不过是本能的反对。这是一种利益本能。不仅修正主义执政者反对,而且,国内的资产阶级右派也反对,甚至,无时无刻不关心中国发展方向的美、英霸权帝国主义也反对,而且是出乎人们意料地特别关心、特别反对,以至不断造谣。仅凭这个事实,中央就该深刻反思,搞薄熙来到底谁拥护、谁反对,到底适应了谁的需要,到底对不对。 这种本能的反映。用马克思主义话语说,就是阶级本性的必然表现。这个反映,就本质来说是正常的。但是,就看法来说,却是不正确的。 反对者把重庆经验,看成是文革的回潮,看成是毛主席作法的回归,很不放心,很是反感,总理可能是这一心理的代表,但是,这是来自本能的偏见,是对薄熙来的曲解。 同时,反对者还把重庆经验和胡锦涛同志十七大表述的政治路线对立起来,担心这是和中央唱对台戏,是搞独立王国,这是一种误解。我担心,总书记是不是也这样想。但是,这可是冤枉了薄熙来,不是事实。 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也许正是这两个错误,带来了对薄熙来的错误打击。值得在这里多说几句。 我作为一个文革自始至终的积极参加者,我清楚了解文革的基本状况。毛主席76年说文革有“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并做了分析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否定文革的错误的作法,总结文革留下的教训,是可以、也容易取得共识的。 但是,文革作法的错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也就是社会主义论,这二者要做区分。后者的伟大理论贡献和历史意义,怎么高度估价也不过份。文革是演习,是付出的代价,是换取社会主义理论成果的痛苦的实践。这在历史的进步中是常规,后人会正确对待。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和邓小平路线的三十年,以及毛派坚持进行的斗争,都说明,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论是正确的,“演习”并不完全是消极的,磨练了一代人,留下了积极成果。 现在的分歧,主要不在是不是否定文革的错误作法,而在是不是肯定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 在薄熙来问题上的分歧就在这里。余正声同志在上海党员学习大会上说,他作为一名在文革中倍受灾难的高级干部家庭的成员,自然不赞成文革的作法,但是,他还是说了公道话,说毛主席考虑我们的国家会出问题,还是有道理的。这话不彻底,但是是公道话。我不知道薄熙来是不是也这样想。但是,李先念给江泽民的九封信,却说明老同志大体都有这样的想法。陈云不用说,就是小平南巡,不是说将来不出问题则已,要出,还是出在党内。这些老同志,达不到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把握的高度,搞了修正主义,但是,一但问题出来了,多了,他们还是看得见的。如果把老同志晚年的意见集中起来,会看到他们在逐步觉悟,开始明白毛主席理论的正确。王震那句“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可算一个代表。我见过的山东的老同志大体都是这样的。他们痛斥资本主义复辟,其情绪的强烈,并不亚于我们毛派。 这就是说,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有一些同志全盘肯定文革,那是他们的看法,是允许的,也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作为大多数人,特别是执政者,再具体说,作为薄熙来,他是不会赞成、也不会重搞文革一套的。他有可能和余正声同志一样对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有新的认识。这是可以理解的,也不错。况且,他连这一点也没有说过。相反,他总是在特色理论的大框架内说话、办事。 事实上,直到今天,谁也无法找到在重庆重演了文革的一套。如果有人硬是对薄熙来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看不惯,斥之为“文革余毒”,那这只能说,这些人是对社会主义抱着偏见,看着社会主义不顺眼,而不是因为薄熙来搞了文革的一套。别人我不敢说,我看总理就是这样,他的尺度基本是资产阶级观点的。他在南开中学的讲话,把建国后的历史都说成是灾难的历史,迫害人的历史,在这样的人的眼里,你只要搞社会主义,他就会不满意,就会给你扣帽子,和这样的人是无法辫论是非的,因为阶级立场不同、信仰不同。 如果把这一点看清楚,那另一个问题也可迎刃而解。薄熙来不但不是和总书记唱对台戏,搞独立王国,相反,而是为贯彻总书记重新表述的党的基本路线作探索。是支持,不是反对,是帮忙,不是拆台,是落实保持一致,不是搞独立王国。 总书记在十七大对党的基本路线做了重新表述:“四个坚持”是方向,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我高度评价这个表述。因为这个表述把“四个坚持”放在了总纲(彭真语)的位置上。这就改造了“三项指示为纲”的翻版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重新回到了主席的思想。这个改造是深刻的、本质的、正确的。 可以说,薄熙来所作的一切,都是按总书记表述的、十七大确认的这条党的基本路线办事的。总理的上纲,是诬陷之辞,找不出根据。 重庆经验,体现了“四个坚持”是方向。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所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重庆经验,也体现了经济建设为中心。重庆没有搞假、大、空,没有搞空头政治,而是实干加苦干,发展速度领先,解决民生利益领先,而且,生产关系的调整也是朝着社会主义方面转变。 重庆经验,还体现了继续改革、开放,大胆改革、开放。外资进来的幅度很大,又敢于管理外资。这体现的是将外资纳入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搞出卖民族利益的屈服于新殖民主义的外国垄断资本主义。重庆的所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政策的改革,是深刻的,是改掉资本主义倾向,改回社会主义倾向。这样的改革,才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动力。 六大常委,特别习近平、李源潮同志,都对重庆经验给予高度评价。党的高层领导不会随便吹捧薄熙来吧?虽说总书记没去,六大常委不会不代表以总书记为班长的中央领导吧?正是基于此,信赖总书记的薄熙来,才在答记者问时,有把握地说,总书记会到重庆去的,看了重庆会高兴的。这不是错觉,更不是“逼宫”,而是基于事实的信赖。总理没有耍两面派,他是不赞成“重庆经验”的,但是,总书记和常委们,也不会耍两面派,他们都是支持“重庆经验”的。这也许是后来所以要把薄熙来事件说成只是刑事案件的原因所在。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搞掉薄熙来?我们还要看,还要讨个说法。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常委们的意见是对的。薄熙来才是真正的“救党”派,他是在给“特色理论”找出路,在给陷于困境的党找出路。他是试图在现有的政治格局和理论框架下,通过稳定下的改良,从政治上、路线上慢慢转弯子,逐步找回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把胡锦涛同志表述的党的基本路线和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一个聪明的否定之否定。是从毛泽东,经邓小平,走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马列毛主义的可贵探索,意义很大。这是帮现在的胡锦涛的忙,更是帮未来的习近平的忙。胡、习怎么看不透这一点呢?说不左不右,其实,就是不简单回归毛泽东(所谓左),也不简单回归邓小平(所谓右),而是像我说的,“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邓小平”,走一个“之”字形,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十八大为起点,在十七大重新表述的新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变被动为主动,走向真正的更为光明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薄熙来对党的巨大贡献。怎么临近十八大,不但不准备给予信任和提拔,反而借王立军这个孤立事件,一棍子打死薄熙来呢?这是多么的愚蠢和荒唐啊! 在那场“演习”中,毛主席曾教导我们要帮助犯了错误的右倾的老同志“转弯子”。这一次,薄熙来是在主动地策略地自己带领重庆“转弯子”。这个弯子转得好,转得及时,转得意义伟大,以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网上有消息说,总书记的堂弟到台湾去,在吹捧堂哥之后,却大放厥词说薄熙来“能力是有的,个人野心却太强”。他没有出来辟谣,也没有拿出事实,因为没有事实。这不过是无能对高才的妒忌。总理本来算一个,书记不要也跟上。才高的人常常会与众不同,缺点也会有,张扬一点也可能,这需要帮助,重要的是要看到人才难得,要爱才,惜才,作伯乐,而不要嫉贤妒能,毁灭人才。这样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 路线是一个严峻的考题。总书记和接班人可千万不要犯胡涂,考不过关。十八大需要发挥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承胡锦涛确立的新的路线的表述,开习近平的未来的贯彻新的路线的施政方略。这是党从目前困境中走出来的新生之路。薄熙来提供的“重庆经验”正是这样的一把打开承前启后锁钥的钥匙。 丢掉这把钥匙,就是丢掉稳妥转变路线的历史机遇,就是答错了历史考题。这样的历史败笔,这样的执政十年的句号,万万不可出自总书记和接班人之手。否则,旧戏,无法收场,新戏,无法开场,那会闹乱子的。 |
項觀奇: 问题就在只有一个女子王铮愿去坐牢,只有一个女子马晓力站出来抗争,他们责怪中国的男人,我们只能以羞愧回答。21世纪了,中国大陆还没有民主,连资产阶级民主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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