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再度围攻委内瑞拉

四、等待购买食物的长队——被歪曲的叙述

排队购买食品的委内瑞拉人，图片来源：卫报

正如我们所见，资本、社会、国家政府之间的权力拉扯长期影响着委内瑞拉食物体系，使之处在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其内部关系深度紧张且盘根错节，这种状态也同样折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近些年，尤其在2013年之后，这种脆弱的平衡状况更是不堪一击，当地人排长队购买食物的“永恒”场景已成为当下委内瑞拉的新特色，国际媒体对此反复报道。

另一组有关“人民”上街抗议的照片也进入了国际读者的视线，此类照片最初在2014年出现，2017年的曝光程度大幅增加。这个故事成为委内瑞拉群众自发性的食物暴动（food riots）中的一个代表性事件，并且总是与委内瑞拉一些更具有组织性的“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捆绑在一起，被视为全球正在兴起的反对威权统治的民众运动的一部分。

根据主流媒体的常见论述，暴乱主要发生在排长队购买食物的人群中，而人们排长队购买食物的现象是由油价暴跌导致的食物匮乏以及政府管理的失效与不作为导致的。

人们通常认为，委内瑞拉当下食物体系的危机是由各种因素汇集而成，并且也成为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更广泛政治经济危机中的一个部分。然而，只有更深入地考察当下的境况以及其发生的决定因素，我们才能对这些事件提供一个更全面且更细致入微的解释。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排队购买食物的人进行更细致了解：她/他们的构成，她/他们生活的地方，以及哪些是她/他们的需求商品。这些排着长队购买食物的人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贫困劳工阶级家庭中的妇女，而这场食物危机不仅在家庭生计层面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同样冲击着玻利瓦尔革命中的群众组织；而妇女在日常生活及玻利瓦尔革命中都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些购买食物的长队大多出现在超市外面，她们正在等待购买某些特定的商品，但这些商品大多已经在货架上难觅踪迹。这些商品主要与委内瑞拉人民米袋子紧密相关，大多是消耗型工业化加工产品，其中以预制玉米粉（precooked corn flour）为代表。

这些特定的短缺食物虽然对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它们却不应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也反映出媒体报道与现实情况正在不断扩大的差距。现实中，预制玉米粉虽然告罄，但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粥制品依然可以购买；奶粉的确在货架上消失，可是奶酪这类新鲜日常食物也可以买到。

一些其他的重要因素也指出了主流论述中的漏洞：

首先，那些被认为在货架上已经售罄的商品却仍可以在餐馆里见到。

其次，根据企业提供的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私人食品企业，包括Polar集团，至少在2015年都继续保持了稳定的生产水平[32]。事实上，在2016年的采访中，一位Polar公司的代表表示，一些新的产品，包括茶叶和明胶制品，将被引入他们在委内瑞拉的生产线[33]。

再次，甚至在政府实施广泛的针对食品短缺的应对措施之前（如下文所描述的那样），从2012年至2015年，玉米粉的消费无论在高收入还是低收入阶层的人群中都保持了稳定水平[34]。

因此，虽然食物短缺毫无疑问会导致人们严重的焦虑与不安全感，人们获得某些特定食物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也更加麻烦，但委内瑞拉人仍然找到了一些获得它们的方法[35]。除了忍受排队购买食品外，地下经济也成为了人们获得食物的另一种渠道。在地下交易中，一些商品譬如玉米粉等被高价出售。

然而，一些个体以及私人企业也将这样的行为视作商业机会，他们或者囤积居奇或者将这些商品从哥伦比亚边境走私进来。这些日常可见的囤货行为进一步说明，这些商品是被有目的地从超市的货架上转移走的[36]。

今天的委内瑞拉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统治下的智利（译者注：阿连德于1970年当选智利总统，他在任内推行国有化政策、土地改革并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1973年在美国的策划下，阿连德在一场军事政变中遇害身亡）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当时美国针对智利进行了策动，按照当时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说法，就是“让经济尖叫”（make the economy scream）[37]。

美国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来破坏当地社会的稳定，包括经济封锁，并且支持右翼势力的反革命活动，这其中包含宣布食品短缺，让人们排长队购买食物、街头抗议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破坏活动。智利的主要经济来源外汇以及铜价遭遇严重下跌，这与委内瑞拉下跌的石油价格类似。然而，直到多年之后，随着一些重要机密文件被解密，人们才意识到美国在智利反革命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针对委内瑞拉实行的越发严重的经济制裁以及全面的经济封锁，导致了政府在购买进口食物以及处理国家债务上举步维艰，这显然是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的公然侵犯[38]。正如美国国务院某位官员所宣称的：

【施压行动正在发挥着作用。我们施加给委内瑞拉政府的经济制裁已经促使其政府开始进入了负债状态，负债的不仅是国家还包括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我们正在看到，由于马杜罗（Maduro）政权的不当选择，委内瑞拉的经济整体崩塌。因此，我们的政策与策略是起作用的，我们计划继续在委内瑞拉实施该政策[39]。】

今天的委内瑞拉仿若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智利，美国借以推动持续的反革命活动实现其对委内瑞拉的干预，与之结合的是，本地精英也利用普通民众的革命潜力恐吓中产阶级[40]。这也使得我们注意到当下危机的另一个核心特征：街头抗议的阶级动力。这些街头抗议，尤其在最近以及最频繁发生的2017年，被主流论述形容为“食物暴乱”。

排队购买食物的队伍最初出现在2013年，之后其数量迅速增加，并且被广泛认为是委内瑞拉国民议会权力交替的关键因素之一。2015年年底，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团结联盟（Democratic Unity Roundtable, MUD）取代查韦斯的支持者（译者注：即执政党社会主义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最后排队购买食物的人们”（The Last Line）的竞选广告是民主团结联盟的竞选策略之一，它描述了不满的民众不得不忍受着排长队购买食物的状况，该广告呼吁人们投票给“民主团结联盟”，并许诺一旦“民主团结联盟”上台就会永久地让这种状况消失 [4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民主团结联盟”的竞选广告是以劳工阶级为目标受众的，因为从人口构成角度来看，排长队购买食物的群体是委内瑞拉人口中的大多数，但与之相反，该党的阶级基础却是富裕人士以及白人群体。随着其竞选形式的走高，民主团结联盟很快就重新回到了本身的阶级阵营。

新的国民议会的第二副主席弗莱迪·格瓦拉（Freddy Guevara）公开呼吁“人民”（事实上是民主团结联盟的支持者们）上街抗议，“直至专政国家愿意接受更少创伤的解决方案为止”[42]。

一系列的示威活动随之而来，其中既有和平抵抗也有暴力活动。虽然媒体将其描述成在全国范围发生，但实际行动主要集中在少数城市中的富裕街区，具体表现为设置街道路障、破坏公物、静坐野餐或烧烤、肢体上的冲突以及投掷粪便[43]。

虽然这些“抗争”方式看起来不尽相同，但抗议者们却有着某些精确的特定打击目标，其中包括对于国营社会设施的系统攻击，例如焚烧提供公共交通补贴的公共汽车，破坏公共卫生设施[44]。

更重要的是对于国家农业食品机构的破坏，国家营养研究所被人纵火，生态农业生产实验室被破坏，本计划用于政府食品项目的物资及该项目相关的车辆被烧毁，物资中包括约40吨的食品[45]。

更令人悲愤的是，这些打击目标中还包括人，尤其是那些被视为典型的查韦斯的支持者——贫穷和棕色皮肤的人们。这些攻击中最出名的便是奥古斯特·菲格拉(Orlando Figuera)所遭遇的袭击，他是一位年轻的非裔委内瑞拉籍的超市工作人员。在一些相关视频中显示了这令人惊悚的场面，他被活活烧死，然而旁边无数的旁观者却没有实施任何干预行为[46]。

菲格拉在这场袭击中遇难，而另一位有着类似遭遇的卡洛斯·拉米雷斯(Carlos Ramirez)虽然在袭击中幸存，却不得不面临着全身重度的烧伤。

之后拉米雷斯回忆道，当街头抗议者残忍地殴打他并将他点燃时，他哀求他们不要杀自己，并喊道：“不要杀我，我不是查韦斯的支持者！请别杀我！”[47]。

委内瑞拉街头的暴力抗议活动，图片来源：https://venezuelanalysis.com

这些袭击以及暴力的街头抗议活动——譬如街垒(guarimbas)——的种族化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还需与“国家历史中根深蒂固”的“阶级/种族融合”放置在一起讨论[48]。

这些抗议者主要是委内瑞拉现代化与白人化时期出现的中产阶级的后代，他们与国家精英们有着密切的关联，并共同形成了一个叫作sifrinaje的中产阶级-精英的联盟。

国际媒体大多忽视了这其中的微妙关系，一个罕见的例外是2017年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发表了一篇关于年轻抗议者夜生活的文章，这些年轻人通常在楼顶的高档烟酒吧聚会。该文章引用了一位抗议者的说法：“你可以早上去抗议，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放弃你的生活”[49]。

虽然抗议者并非同质化的，但这篇文章所呈现的抗议者形象却与主流媒体中所描述的那种被压迫的普通群众形象大相径庭。这也同时强调了抗议活动所带来的差异化影响，有些人仍过着自己相对舒适的日常生活，而另一些人却在生存线挣扎。

暴力抗议活动极大影响了最贫困阶层人们的生活，他们无法承担放弃工作的代价，由于路障导致交通阻断以及对于暴力的恐惧，他们日常基本活动都变得困难重重。这种不便利对于从事家政服务工人的影响最大，他们每天必须往返富裕街区，而那里又是街垒最集中的地区。

另外，超市也大多集中在富裕街区，这也进一步阻碍了穷人与劳工阶级获得食物，而由于食物短缺、排队供应以及国家食品项目遭遇袭击，他们获得食物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人民”正在崛起以对抗“专制政权”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正是国际新闻报道所推崇的场景之一。然而事实上，和平抵抗与街垒暴力结合的唯一后果是使普通民众与反对党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大。我们在头条报道与新闻图片背后不难发现一些明显的矛盾，尤其是当街垒被描述成“食物暴动”时，我们不妨考虑下上文中所呈现的那些真正遭遇饥饿的抗议者的阶级与种族构成。

此外，如果快速浏览一下弗莱迪·格瓦拉或是其他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你就会消除所有关于这些抵抗由民众自发形成的错觉。最后，街垒的目标与策略包括了焚烧食物而不是重新分配食物（这些食物实际上是专门为穷人准备的），以及针对穷人与深色人种的暴力攻击，而谎言却将街垒粉饰为由于饥饿导致的“食物暴动”。

有一个事件更能准确地被表述为“食物暴动”或“食物反抗”，那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发生于1989年的加拉加索(Caracazo)事件。在当时，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媒体的报道几乎没有对时任总统安德烈斯·佩雷斯(Andrés Pérez)的政府提出任何批评，但是图片资料记录了公共墓穴、人们在停尸房寻找亲人、强制宵禁、公民自由与新闻自由受到限制的景象，该事件导致超过600人死亡，一位医生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法应对这一周内我们所面临的状况[50]。”

当下的情形恰恰相反，政府的镇压行动经常遭到泰晤士报或其他媒体的谴责，2017年的街垒运动中，由国家安全部队造成的死亡人数共计14人，然而23人的死亡则是由反对派的暴力行为导致[51]。虽然任何政府支持的暴力行为需要被重视关注以及调查，但我们仍需质疑，为何在此次事件中国际上的抗议与反对之声远要比加拉加索事件大得多，以及为何——正如一家媒体监督组织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上许多暴行都被掩盖、低估，但“委内瑞拉不完美的民主状况”却被单独拎出来获得了广泛的关注[52]。

发生于1989年的加拉加索事件，图片来源：网易

让我们重新回到石油问题上。石油是主流论述中的核心部分，主流论述宣称查韦斯政府是依靠高油价和其领袖魅力赢得的民心，而马杜罗政府不受民众欢迎的原因则是油价暴跌和其政治上的无能。

这一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再一次将事实严重扭曲。首先，正如经济学家路易斯·萨拉斯(Luis Salas)指出的那样，虽然油价在查韦斯的总统任期内的确有所上涨，但是原油价格的峰值（100美元/桶）却只出现在其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2010-2012年期间)，而在他整个总统任期内原油的平均价格接近55美元/桶(这基本上与本文撰写时的原油价格相当)[53]。

其次，食物短缺状况经历了委内瑞拉油价大幅变动的时期，尤其凸显在选举前的政治聚焦时刻，虽吸引了诸多关注，但事实上放置于玻利瓦尔革命过程之中，它不过是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54]。

此外，最近的大规模食物短缺并非始于油价开始下跌的2014年，而是发生在2013年，那时候油价依然保持高位。

以上这些情况使得那些关于委内瑞拉现状的简单论述复杂化。但是或许，那些试图将焦点对准国家与政府的分析中，最大的缺失之处就在于它们忽略了资本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通过运用革命与反革命的辩证思维，我们有必要检视精英阶级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势力范围已经遍布农业食品体系，并利用当下的“危机”一面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另一面想方设法破坏现有的农业食品分配政策。这一阶层的所作所为对国家绝大数人口的生活造成了冲击，尤其严重影响了穷人与劳工阶级，并且也进一步刺激了沮丧的中产阶级。

他们还与外部势力勾结共同抨击政府的合法性，特别是诋毁了委内瑞拉在抵抗饥饿与争取捍卫粮食主权方面所取得的示范性成就。

五、抵抗：“战争中，我们必须有吃的”

一位委内瑞拉的食物主权活动家针对当下形势发表了如下评论：“战争中，人们必须吃饭”（in war, one must eat）。委内瑞拉人民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方式应对当下危机，限于本文篇幅我们无法对此作出完整的讨论，但仍会对此进行一个概述。

首先，假如日常生活是当下危机造成严重影响的主要场域，那么它也是抵抗的前线。当短缺发生时，人们启动的第一道防线便是一种平行型的团结经济，譬如，邻里之间分享与交换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重新采用从前的一些生存技能。这些技能包括重新采用传统的食物加工技术——多亏了之前公众在保护食物主权方面的努力，那些从超市货架上缺货的食物能够被在当地可获取的其他食物替代：芭蕉、木薯和甘薯能够替代加工淀粉，新鲜甘蔗可以取代精制糖等等。

在食物短缺的初期，人们最典型的解决方案便是拂去奶奶留下的研磨机上的灰尘，把它们使用起来，在做玉米饼时，新磨碎的玉米粉代替了加工(预制)玉米粉。同时，许多城市居民开始在窗台、庭院以及社区公共空间种植作物，这使得新兴的都市农业运动处在活跃的状态。

在农村地区，食物短缺伴随着工业投入的机会减少，这一境况促使农民从商品作物种植转向传统主粮作物种植，从使用农药化肥转向农业生态实践，这与古巴的“特殊时期”有几分相似。那些原来已经不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农民开始回归到粮食生产，并且越来越多的城市伙伴也加入了她/他们。

人们对于选择其他食物替代工业生产食物的兴趣激增，并且对于农村也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评估，这些为之前已经致力于这种转变的社会运动打开了新的局面，有助于建立与巩固新兴的基层抵抗与之前玻利瓦尔革命中的食物主权运动之间的联系。

一位长期从事相关运动的社会活动家和政府官员说道：

【我们之前也有着长期规划，很多东西也有所准备，但我们缺乏的是一种紧迫感去触发它……现在我们有了紧迫感，我们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并拥有我们需要的东西。[55]】

拉腊省西北部一个名为El Maízal的农村公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是之前提及的农村改革与公社建设的共同产物。面对食物短缺的打击，El Maízal公社的成员从2009年起就致力于保护食物主权，尤其在玉米预计畜牧生产方面，她/他们能够为周围社区多达15000户家庭提供其所需的食物[56]。

“人与人之间的计划”(Plan Pueblo a Pueblo)是基层社区在解决食物短缺问题上的另一项成就。该计划基于已有公社的组织，尝试搭建农村生产者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该计划成立于2015年，通过定期配送价格合理的新鲜食品，目前它的受益范围已覆盖了超过60000户城市劳工家庭。

其他的基层草根运动包括农夫市集(Feria Conuquera)——这是首都加拉加斯每月举办一次的另类市集，它的特色是提供生态农业生产处的新鲜食物以及一些用于替代超市缺货商品的手工制品，致力于弥合安第斯山脉地区城乡差距的手拉手农业生态交流(Hand to Hand Agroecological Exchange)以及人民种子计划(the Plan Popular de Semillas)，这是2015年通过自下而上的政策制订过程而最终生效的国家新种子法的一个分支部分[57]。

委内瑞拉的农夫市集，图片来源：Food First

面对食物短缺，委内瑞拉政府也作出了一系列的回应。首先，重组公共管理部门时优先考虑食物主权的问题，这其中包括，2016年初农业土地部新设立了三个独立部门：城市农业部(有理由相信这一部门应是全球首创)，渔业与水产养殖部和农业生产部。

随后政府创立了全国范围的供给计划(the Great Sovereign Supply Mission)，这是一个专注于确保国家粮食、药品和其他基本物资供应的整体性计划。

政府应对食物短缺的措施中，地方供应和生产委员会(the Comités Locales de Abastecimiento y Producción，简称CLAPs)与民众组织之间保持了最紧密的联系。2016年，CLAPs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应对食品短缺问题，最初这些措施是针对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的那部分最贫困的人口的，而截止当前，已经超过半数的委内瑞拉居民能够由此获益。

政府通过CLAPs直接从私人或公共供应商处购买食物，并与社区组织协调后向普通民众家庭发放混合食品包。社区主要负责将自身情况汇报给CLAPs，对当地人口进行普查统计，定期发放食品包，这些食品包通常每包重达12-15公斤并以补贴价格出售。

通过社区与政府的共同推动促成了大规模的协调合作，在CLAPs运作的第一年就已让约200万个家庭受益，而如今整个国家已拥有超过三万个CLAPs组织，并计划在2018年年底将定期食物分发覆盖到600万个家庭——即近全国四分之三的人口[58]。

在从事食物主权运动的活动家眼中，CLAPs获得的评价褒贬不一，她/他们注意到CLAPs提供的食品存在对于工业化食品依赖的问题，而一半左右的工业化食物都是通过食品进口获得的。与此同时，CLAPs在减少食物短缺所造成的最坏影响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了围绕食物问题进行民众组织的重要手段，因为半数左右的CLAPs会直接参与到粮食生产过程中。

因此，越来越多的食物主权运动活动家（包括El Maízal公社及“人与人之间的计划”的参与者）正在与CLAPs进行密切的合作，并试图将CLAPs的工作推向更具有变革性的方向，成为长期愿景“零美元农业”中的一部分。

六、结论

委内瑞拉当下所面临的状况远比主流论述所描述的状况复杂许多，因此它需要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借以食物作为分析透镜，并且聚焦于种族、阶级、性别及地缘相关的权力问题，一些新的有助于理解当下危机的关键要素逐渐浮现出来。这些要素包括：

(1) 长期以来，食物是作为阶级分化的工具存在的，它在创造及维持精英阶级、精英阶级的同盟——中产阶级和一个作为“他者”的阶级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 国家体制内外的精英阶级及其同盟，借以显性或隐藏的权力手段，确保其权力在农产品体系中集中与强化。

(3) 在高度种族化的科学与现代性的观念下，农产品体系在生产、进口、消费各个环节愈发同质化，更加单一化并且受到了更加严苛的控制。

(4) 市场营销策略强化了工业化加工食品与公众之间的亲密关系，导致了这些食品遍布人们的日常生活。

(5) 人们获得这些食品的方式主要依赖被垄断的供应渠道和超市。

(6) 这些食品的缺货持续冲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冲击尤其对于那些作为“他者”的阶级而言，特别是妇女，更为严重。

(7) 在特定食品短缺上国家的确负有责任，但是私人资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却被极大地忽视了。

(8) 精英阶级借以恢复缺货的商品以及重建秩序的提案，反对国家有利于劳工阶级“他者”们的项目与政策，试图巩固自身权力。

(9) 中产阶级集团假借人民的名义反抗政府以及政府的同盟——被他者化的劳工阶级，他们看似在创造社会正义的图景，然而却在施行着具有种族化意味的暴力行为。

(10) 一直以来，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不断强化，这继续导致了其权力在农产品体系中的集中与强化。

虽然上文列出的因素还不够全面，但这些因素反映了在精英联盟的长期控制下，委内瑞拉当下社会出现的新趋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看似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对于日常生活领域的控制机制，这一机制促使(特权阶级)更加方便地统治与支配普通民众尤其是贫困的劳工阶级。

借以殖民化、现代化以及今天的全球化，现代工业食物体系的完整结构，已经被改造为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工具——提供迎合大众口味的食物，但其提供方式却是通过高度控制与被控制的途径，恰如委内瑞拉今天所呈现的那样。

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食物同样也能够成为反抗的手段。

主流论述不仅常常回避谁才是当前危机的主要制造者的问题，而且掩盖了基层民众对于危机的各种应对方案。这一现象的产生与主流媒体将委内瑞拉的劳工阶级塑造为被动的受害者而非积极的参与者形象有关。

这种针对劳工阶级的刻板印象与他者化(othering)还导致了人们的一种常见印象，大多数委内瑞拉人由于查韦斯的石油美元政策及其个人领导魅力而盲目追随他的。这也使得今天的国际媒体忽略了目前委内瑞拉人民在食物主权运动上所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重视与进步。

这种对于穷人和贫困的刻板印象十分普遍，但除此之外，他们极少关注到其他问题。譬如，《纽约时报》关于委内瑞拉饥荒的一篇文章中以一张人们正在吃本地最受欢迎的一道菜肴的照片作为特写；《卫报》的一篇报道则以《饥饿正在吞噬委内瑞拉人的灵魂——人们正在为生存挣扎》为题报道了一个叫做Chuao的渔村，“当地饮食习惯正在回归到类似其祖辈或父辈的状态，食用鱼、根茎蔬菜和香蕉”——不少美食家应该愿意出高价购买这样的食物吧[59]。

虽然这些自相矛盾的报道可能会让人痛苦，对于普通委内瑞拉民众而言，甚至有时会感到可笑，但是这些故事却能够成为强化关于委内瑞拉的主流叙述与制造国际舆论的有力机制。虽然我们并不期待从西方主流媒体那获得更多，但我们需要质疑为何类似的叙述同样能在学术界与知识界(包括一些左派学者)不加批判地反复出现。难道我们不应该摈弃自身的偏见吗？

为了确保那些从我们的权力及特权位置可能无法直接接触到的事件与经验不被遮蔽，为了我们能够反思我们的论述是否太过于贴近我们自身所处的生活现实，在运动中引入反思并且建立学者与草根运动之间基于实践的伙伴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在美国及其盟友的策划下，委内瑞拉的每一天都会出现新形式的针对政府、人民以及运动过程的侵犯或挑衅行为，我们作为学者与活动家面临着选择。

我们也可以等到一切都结束之后进行马后炮式的分析，或者，我们即刻就参与到委内瑞拉的草根运动之中——对于运动而言，批判是需要的，并且在当下建设性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必须让参与运动的人民清楚地知道我们是与她/他们的斗争团结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宣称曾在拉丁美洲崛起的左翼运动进入了低潮，但我们也可以跟那些认为由于革命进入低谷期而感觉自己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们站在一起：历史仍然在为他们以及由他们书写，对于那些人而言，投降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